作家苏童说：莫言是从农村走出来，他怎么可能不为农民讲话？何况莫言本人完全是文学中人，离政治很远也不太懂政治。他浑身都跳动着作家的良心，他从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呼唤，对于数十年发生的荒诞现象，他都给了充满正义感的回应。从《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台之歌》、《十三步》到《檀香刑》、《丰乳肥臀》、《蛙》以及《食草家族》、《红树林》，甚至短篇小说集《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等等，哪一部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哪一部没有良知的呼吁良知的关怀和良知的拒绝？
瑞典学院是正确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谴责文学’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面对莫言的心灵、想象力与审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写时代现象时却超越时代而进入文学的永恒之维。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拥有清醒的良知感觉，但他们对作家只有高标准的文学要求，没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要求与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拥有面向全球复杂语境进行择优而选的可能。
另外，对莫言个人而言，他是很丰富的存在，我称他为赤子，他的确很天真坦率，是敢于面对社会的人。当然，他联袂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虽不赞成，但我觉得也不应当以此而抹杀他的文学光辉，而瑞典学院正是透过这种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实文学存在，坚守文学的视野所以才赢得世界的尊重。
生存，刻在骨头里的本能，像呼吸一样自然。当苦难和逆境劈头盖脸砸下来，人身体里沉睡的某种东西就会惊醒，不管不顾地挣扎起来，这就是最原始的生命反击姿态。想方设法保存自己，挣扎着延续血脉，这股子劲儿，是天地间所有活物都有的、顶顶强大的力量。看看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那片高粱地吧，那里的人活得粗糙、真实，把生存的本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就算是余占鳌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为了活下去，也得狠下心钻进草莽，落草为寇；即便是戴九莲那般泼辣刚硬的女子，为了活命，也得咽下屈辱，嫁给单廷秀那个老头子过日子。
这片高粱地，每个人都在跟老天爷、跟世道、跟自己较劲，就为了能喘着下一口气。以前风调雨顺，地里能刨出食儿来，人们的日子或许还能有点别的想头。可日本人一来，枪炮声一响，平静彻底碎了。像有人在心窝里猛地捅了一刀，那沉睡的本能一下子全炸开了。余占鳌，一个土匪头子，带着兄弟们拿起土枪土炮就跟日本兵干上了。那仗打得惨啊，身边的人像高粱秆子一样一片片倒下，最后可能就剩下他一个，手里还剩一颗子弹，可他心里那股反抗的火苗子硬是没灭，扛着那面破旗子就是不倒。
这股子对“活着”的狠劲儿，这股子对生命的执拗渴望，在莫言的故事里遍地都是，从他早期像《透明的红萝卜》那样带着点梦幻调子的作品，到他后来震动世界的《蛙》，从未缺席。《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这个女人活得太苦了。她像一块被反复捶打、揉捏的土地，生养了九个孩子。这九个孩子的生死挣扎、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选择和被选择，像九条粗壮又纠缠的藤蔓，把母亲死死捆住，贯穿了中国民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也隐隐牵动着高处的权力风云。母亲上官鲁氏，她用整个生命去喂养自己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她的乳汁喂养了儿女，她的血肉和灵魂也一并被熬干了。可儿女长大成人，翅膀硬了，飞走了，留给母亲的却是无尽的磨难。
她就是苦难本身，是这片大地上沉默的女神像，被呼啸而过的二十世纪各种势力拉扯撕咬。战争、饥荒、运动、变革……每一次潮水涌来，都狠狠拍打在她身上。她的心一次次被撕裂，身体一次次被伤害，她的一生就是在夹缝里找寻活路的艰难跋涉。然而，就算浸泡在这样沉重的苦难里，为了她的骨肉能活下去，母亲身上那股子强烈的求生意志，那种拼死也要护住孩子的本能，在整部书中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醒目。生双胞胎时，她几乎一脚踏进了鬼门关，在血泊和剧痛中凭着本能硬是爬了回来。
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长大，那份心酸和劳苦，能把铁打的汉子压垮。更别提儿女们又把他们的孩子塞回她怀里，那种无奈下的坚韧，混杂着对生命延续的原始责任。这个女人，用她漫长而苦难的一生，无声地写成了一部关于“活着”的伟大史诗。在那个能把人活活饿死的春天，规矩、体面、正直这些词儿都显得太轻飘了。
莫言笔下的人，大多活得“真”。他们很少去想什么大道理，也不会照着书本或者什么主义去活。他们就顺着生命的本性，跟着身体和心里的那股劲儿走，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想要什么就去争，恨上谁就去斗。他们的生活轨迹，就是欲望这条鞭子在后面不停地抽打、驱赶的结果。莫言自己呢，他大概也没想过自己身上带着多深的农民烙印，他写作的本意也不是为了表现所谓的“农民性”。但他要倾吐，要把心里积压的感受、涌动的情绪倒出来。这些感受和情绪，跟他实实在在经历过的、记住的农村生活，像藤缠树一样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