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者，花之富贵者也。葩大瓣重，色艳姿丰，若缙绅之曳锦绣，雍容自显，故为吉祥之象。其义远矣，古之绘事，多取为材。明徐渭作《墨牡丹》，弃铅华而用玄色，虽无丹绛，然高雅富贵之韵溢于楮素；清恽寿平绘《国色天香图》，工笔细描，敷彩浓丽，尽展牡丹之华美。民间亦重之，绣以成帏，剪以饰牖，陶以作器，陈于家宅，寄寓美好生活之愿。婚庆乔迁之喜，必见其形，冀曰家肥人乐，福寿绵长。
自唐迄宋，牡丹渐为盛世之征。李唐鼎盛，国祚昌明，牡丹得时之幸，备受推重，遂为国运兴隆之象。花开之日，京华震动，士民争赏，尽显大唐气象。
欧阳永叔《洛阳牡丹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观此则知，牡丹于宋时已深入民心，其为繁荣之象征明矣。一九五九年，周公恩来巡洛阳，言曰：“牡丹乃我国花，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为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之征。”此言更定其义。今时之世，牡丹仍代表邦国富强、民生康乐之貌，为国家文化之重符。
世传则天贬牡丹之事，遂赋其不畏强权、劲骨刚心之品。昔武后临朝，冬日游上苑，命百花夜发。众花惧威，皆应令而开，唯牡丹守时，拒不为动，武后怒，贬之洛阳。牡丹此等不折于权势之节，赢得世人敬叹。民间传说中，牡丹仙子多现勇毅正义之形，为守公理，敢抗恶势，遂为不畏强权之象征，激励世人临困厄、遭压迫之时，守志不屈，持节不移。
春日融和，读画最宜。偶见月生先生墨牡丹数幅，展卷之际，若离尘嚣而入清寂之境——无魏紫之浓艳，无姚黄之明丽，素宣之上，唯淡墨、浓墨、焦墨相参，晕染交织，而牡丹之风骨神韵，于黑白灰之间勃然生动。
古有诗云：“本看魏紫与姚黄，开卷谁家澹墨光。”月生先生之作，恰为此诗之写照。其笔下牡丹，不泥于花瓣之繁描，不刻意于色彩之堆砌，以写意之笔为骨，以水墨之韵为魂。观其盛放者，笔落处，浓墨点瓣之厚重，淡墨晕边之轻透，焦墨提芯，遂使花有舒展之势，若将脱纸而出，吐芳于春苑。枝叶之绘尤妙，寥寥数笔，墨或干或湿，或粗或细，既含苍劲之力，又具摇曳之姿，不似写实之纤毫毕现，然观者一眼便知——此乃春时之茂枝，承花向阳而生也。
昔人云：“意思但知花一我，眼中色相已都忘。”观月生先生墨牡丹，最易生此感。色去之后，牡丹之“相”化为水墨之层次，观者反易触其本真。先生所绘，非供赏玩之富贵摆件，乃有性情、具风骨之生灵也。或有作中牡丹，斜倚枝桠，墨色疏淡，若禅僧之晏坐，有“不施粉黛自倾城”之致——无需铅华，清雅端庄之态，足使人驻足；或有笔力厚重者，墨痕交错间，藏牡丹经风雨而傲然绽放之倔，若述“繁华落尽见真淳”之理——去外饰之浮华，存本真之美好。
最动人者，在先生对“墨痕生香”之解。画中虽无姹紫嫣红，然观者若闻暗香。其香在花瓣墨色之过渡——由浓入淡，若花香之由烈转清；在枝叶留白之处——素宣未染墨者，若春风拂过，携香弥漫；更在先生笔意之中——每一笔起落，皆含爱敬之情，此心意使墨色生温，令花香有魂。故古人多以墨牡丹为题，盖水墨之妙，在超色彩之限，以简驭繁，传丰情深意也。
月生先生言：“春天，是美丽梦想的孕育，是希望纷飞的日子。”其墨牡丹，恰为春与梦之合。画中之牡丹，乃春时破土之希望，经冬绽放之梦想——不张扬而有力量，不耀眼而足温暖。今之世，节奏迅疾，人多为绚烂色彩所扰，忘却质朴之美。先生之墨牡丹，若清凉之剂，使人于黑白灰间静心思索，重审生活：原来无需繁饰，本真之我已足美好；原来心存希望，若牡丹之耐待、奋力生长，则梦想必于己之春时绽放。
卷合之时，墨牡丹之影犹在目前，仿佛淡墨痕中，真有暗香一缕，久散不去。牡丹之美，不独在魏紫姚黄之艳；艺术之美，亦不独在色彩之积。当水墨遇心意，当春天融梦想，则生超时空之共鸣，使观者于墨痕间，悟牡丹之风骨，知春天之希望，明生活之真淳。愿此墨牡丹长在，愿此春与梦长在，使吾辈于水墨清香中，守内心之宁静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