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卷草书的最后一字带着飞白划破纸面，七百年前的吴门书斋里，饶介掷笔时指节必是泛白的。他笔下的《送孟东野序》（三）卷，是这场笔墨长歌的终章，却比前两卷更见凄厉——墨色如凝血，笔锋似断剑，仿佛整个元末的风雨都被揉碎在这纸卷里，化作一声穿云裂石的孤鸣。
一、笔锋倒卷的命运诘问
见过此卷的学者常说，饶介写至第三卷时，已不复前两卷的激昂，转而生出一种’向死而生’的沉郁。开篇’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三十余字，笔势忽然放缓，如负重登山。’鸣’字被刻意拉长，末笔拖出三尺飞白，像一声被扼住喉咙的嘶吼，墨色枯涩如深秋寒苇，这与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疏狂判若云泥——原来书家写至此处，终于撕开了借古人抒怀的面纱，直面自己的命运。
最惊心动魄的是写’其不至于乎古者，其材之小也’十字。饶介在此处犯了罕见的’笔误’：’材’字本应写’才’，他却以浓墨重写，笔画堆叠如垒坟，仿佛在控诉’乱世无才’的荒诞。元代自废科举后，文人’材大难为用’成了常态，饶介自己官至行省参政，却在战乱中沦为草芥，这错字哪里是笔误，分明是蘸着血泪的呐喊。
卷中’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九字，堪称书法史上的’情感爆破点’。’东野’二字被压缩在方寸之间，墨团晕染如泪痕，’鸣’字却突然以侧锋劈下，竖笔斜出如断矛，笔锋在纸面上划出细微的破痕——这是孟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更是饶介’笔底龙蛇空自舞，人间豺虎正横行’的痛。当个人命运与千年文运在此交汇，笔墨便挣脱了技法的桎梏，成了最锋利的解剖刀。
二、墨色里的时空折叠
韩愈写《送孟东野序》时，尚是’大历贞元’的中唐，虽有动荡却未失元气；而饶介落笔的至正年间，元廷已如风中残烛。这卷（三）最妙的，是将两种时空的悲凉折叠在墨色里。
写’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时，饶介忽然改用晋人小草笔法，字如寒雀栖枝，透着几分刻意的温煦。李翱、张籍皆是韩愈门生，而饶介在吴门亦有’三高士’之誉，门下弟子数十。他写这二字时，墨色忽然转润，’尤’字长撇如春风拂柳——这是乱世中一闪而过的温情，是文人对’薪火相传’的最后执念。但这份温情转瞬即逝，紧接着的’籍者，久次之，有若不释然者’又回归狂草本色，’不释然’三字笔画纠缠如乱麻，像弟子离散、文脉将绝的绝望。
文物修复专家发现，此卷中段有一处’重写’痕迹：’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二十字，下方隐约可见被覆盖的淡墨字迹。比对后发现，初写时’善’字作’存’，饶介后以浓墨改之。’鸣之存者’变’鸣之善者’，一字之改，道尽乱世逻辑——能在焚书战火中留存已属侥幸，何谈’善’？这层被覆盖的墨迹，恰是历史的褶皱里最痛的那道疤。
三、孤本里的精神火种
与前两卷不同，《送孟东野序》（三）卷的流传更显传奇。它未入过内府，却在民间辗转六百年：明代被徐渭藏于’青藤书屋’，卷尾留有他’醉后见此卷，拍案骂孟郊，不如烧笔砚，仰天哭饶生’的狂草题跋；清代为黄丕烈所得，在’百宋一廛’中与宋刻珍本共处；抗战时期，收藏家潘博山为护此卷，将其缝入棉袄贴身携带，卷首至今留有淡淡的汗渍印。
最动人的是卷末那方’幸存者’小印。饶介写罢此卷次年，吴门陷落，他投水自尽，临终前嘱托弟子’吾书可焚，此卷当存’。这卷草书便成了他的精神遗嘱——就像孟郊死后，韩愈为其作墓志铭；就像无数文人在乱世中，明知笔墨无力，仍要以纸为城，以笔为戈。
今日展卷，最震撼的已不是’力透纸背’的技法：那如’老树枯藤’的长捺，是未断的脊梁；似’惊蛇入草’的连笔，是不死的锋芒；连墨色晕染的边界，都像极了苦难中挣扎的生命线。在’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闭环里，饶介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孟郊以诗鸣，韩愈以文鸣，他以草书鸣，而所有的鸣响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纵遭天崩地裂，文脉永不沉沦。
当最后一缕阳光掠过’吾是以悲东野’的落款，纸卷上的飞白忽然有了温度。那是七百年前书家未干的泪痕，是乱世里不肯熄灭的微光，更是所有被辜负的才情，留给这个世界的永恒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