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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的修志传统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所限制，长期以来人们对临沂旧志有关情况的一些认识存在一定模糊和混乱，这种模糊和混乱在明清两代共四种《沂州志》上体现得尤其典型。本文拟借助各种书目和方志等有关文献，就临沂明清两代《沂州志》的纂修、流传和存佚等基本情况，重新作一系统考察。

今临沂市的核心地域，在明代大部分时间和清初均为沂州。沂州隶属于山东省兖州府，除本州外，尚领郯城、费县两县。有明一代，尚可考究的《沂州志》有三种，而以舒祥所撰者为最早。舒氏此志，屡见史志目录和私家书目著录。《明史·艺文志》：“舒祥沂州志四卷。” 朱睦㮮《万卷堂书目》 ：“沂州志四卷，舒祥。”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卷七：“舒祥沂州志四卷。”

▲《明史·艺文志》对舒祥《沂州志》的著录

（一）舒祥其人

舒祥，安徽黟县人，曾官沂州训导。弘治《徽州府志》 卷六《岁贡·黟县学》：“舒祥，处州府宣平县学教谕。”嘉靖《徽州府志》（万历增修）则明确将舒祥列入成化年间岁贡名录，并云：“舒祥，广济训导，善诗文。”嘉庆《黟县志》 卷五《选举·贡生》：“舒祥，屏山人，山东沂州府（按：明时沂州未设府，此“府”字误衍）训导，升浙江宣平县教谕，改湖广广济县教谕。见《文苑传》。”《文苑传》：“舒祥，字维祯，屏山人。山东沂州训导，升处州府宣平县教谕，改湖广广济学。善文词，所著有《窃芳集》、《黟川八咏》。”嘉靖《宣平县志》 卷三“教谕”：“舒祥，直隶徽州府黟县人。”

万历《沂州志》 仅收录有他所作诗文，而广济县相关旧志对他更是一无着墨。考以上方志所载舒祥行迹，可知其先官沂州，再官宣平，终官广济，而且一生都是学官。他擅长诗赋，颇有文名。舒祥不仅纂修了《沂州志》，在宣平时亦实领成化《宣平县志》之纂修，详情可参看嘉靖《宣平县志》卷末所录舒祥为成化《宣平县志》所作序文。

▲嘉庆《黟县志》所载舒祥生平

（二）舒祥《沂州志》的纂修时间

虽然前述各地旧志有一部分对舒祥生平的记述，但可惜的是，除舒祥历官顺序之外，目前所见的相关方志均未记载他到任和离任的时间，这给我们判断他所纂修的《沂州志》的具体成书时间带来一定困难。不过，嘉靖《宣平县志》保存了舒祥为成化《宣平县志》撰写的一篇序文，这篇序文的落款称：“成化二十年秋九月既望，处州府宣平县儒学教谕新安舒祥拜序。”而据嘉靖《徽州府志》所载，舒祥是成化年间黟县学的岁贡，则其出仕不当早于成化，加上沂州又是他做官的第一站，以此度之，舒氏官沂州，当为成化年间事。如果他纂修《沂州志》是在沂州任上所为的话（以常理揆度，这种可能性最大），那这部《沂州志》的纂修时间，亦当在成化年间。

而雍正《处州府志》却将舒祥列入天顺年间职官，与嘉靖《徽州府志》所载舒祥科名相抵牾。雍正处志与嘉靖徽志相隔一百五六十年，记前朝旧事恐不能无误。且如按雍正处志所云，舒祥天顺间即履职宣平，而他成化二十年时仍在宣平，那他任宣平一县之教谕二十余年，无乃太过长久。笔者认为当以从嘉靖《徽州府志》更合乎事理。

▲嘉靖《徽州府志》所载舒祥科名

舒祥《沂州志》后，继之而作的是何格的〔嘉靖〕《沂州志》。

（一）何格和〔嘉靖〕《沂州志》的纂修

何格，浙江瑞安人，曾官沂州知州。万历《温州府志》 卷十嘉靖十三年（1534）甲午科举人：“何格，应天中式，任沂州知州。瑞安。”乾隆《温州府志》 卷十九亦录其名。万历《沂州志》亦载其为浙江瑞安人，并载其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任沂州知州。

何格纂修《沂州志》是一件比较明确的事。因为尚存于世的万历《沂州志》保存了嘉靖《沂州志》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是本地人王宗性所撰。兹全文转录如下：

钦惟我皇明混一寰宇，跻世全盛，肇修《一统志》，以闳章昭代无疆惟休之烈。惟时省郡州邑则之，各系以志，递为详略。一时声名文物之懿，灿然备矣。沂旧有志，历时久远，人情物宜之变，今昔不相沿。观风问俗、考文徵献者，能无病焉已乎？岁嘉靖丁未，浙安固龙山何侯被简命，握符兹土。越三载庚戌，政且成。暇复寻幽吊古，奖忠劝节。如记宗圣、景贤诸祠，周情孔思，回翔艺苑，海内仕学之优，侯称先云。悯兹志阙典，慨然援笔。于是访求父老，参酌古今，搜剔岩薮，刻期已成编。揆厥义例，体裁简古，文而核，直而弗阿。於戏，精矣！辛亥春，梓成。余因有感焉，乃曰：事之废兴存亡，亦数也。志湮而弗修者殆数十年，于兹成于一旦，其人存政举乎？其文献有徵乎？其风教是丽乎？试撮其大：沂地广赋重，厥初已然，近之版图登耗，视昔何如邪？则以此思仁而泽下究矣。名公伟绩，后先辉映，甘棠遗爱、岘山留芳者，可以徘徊而顾瞻焉，则以此思政而职惟良矣；民风醇朴惟旧，世变江河，真淳益散，则以此思化而俗可臧矣；山川孕灵，代生贤哲，荒丘故祠，百世兴思，或勋业炳于当时，清风流于千古，出处不同而道归一致，则以此思贤而世可风矣；圣天子作人弘化，宾兴尽制，志不朽焉，贤不肖得无可指而议乎？则以此思惧而节可砺矣。如是，岂特文献之徵，实惟风教之隆。兹志也，非徒刻者矣，斯固侯之意，毋亦将永孚于休矣乎！性不佞谫芜不类，据所尝见闻者，僭书于简。

时嘉靖辛亥秋九月既望，郡人王宗性书

▲万历《沂州志》所录嘉靖志王宗性序（部分）

读其序可知，嘉靖志肇修于二十九年（1550，庚戌），刻成于三十年（1551，辛亥）春。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而近六十年后，徐汝冀再修《沂州志》，自叙云：“第是帙成于前守何君，自嘉靖辛亥寿梓，垂今花甲将周。余来承乏兹土，气运环、人事更矣。唯是遗编未绝。”可见当时他仍能见到嘉靖志。这在万历志的凡例当中也有所体现。

（二）〔嘉靖〕《沂州志》的内容

嘉靖志内容如何？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临沂地方文史研究者们只能通过万历《沂州志》保存的王宗性序和万历志凡例来推测一二。但在一个不甚引人注目的角落里，却仍然保存了何格为嘉靖志撰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研究嘉靖志内容的重要文献，但长期无人提及，兹全文转录如下：

山东沂州志序    何格

州有志，遵制书也。君肇之纲，其言简以宏；臣疏之目，其言析以核，古制也。谨按：《大明一统志》之志京师也，分类有六：曰坛庙、曰山陵、曰城池、曰苑囿、曰文职公署、曰武职公署。其志天下府州县也，分类二十有一：曰建置沿革、曰郡名、日形胜、曰风俗、曰山川、曰土产、曰藩封、曰公署、曰学校、曰书院、曰宫室、曰桥梁、曰寺观、曰祠庙、曰陵墓、曰古迹、曰名宦、曰人物、曰流寓、曰列女、曰仙释。不书城池、坛庙，碑（按：“碑”，据《温州经籍志》，当为“俾”之误）凡纪述之臣例京师也。臣窃师其义以志沂州也，于类二十有一，中补附十有六：曰星野，量天分地，休咎攸司，谨于郡名下附焉；曰疆域，天朝割制，属之守臣，谨于风俗下附焉；曰丁田赋役，岁时不愆，用稽勤施，附于土产；曰帝王、曰后妃，藩封类也，谨附其下；曰职官，名而不纪，清议存（按：此处似有脱文），曰附于公署；曰科贡，誉髦斯士，邦家之桢；曰坊市，俊民用章，表厥宅里；曰兵防，天下文明，祗修武备，附于书院；曰外传，道不加修，溃于中路；曰灾祥，守臣之应；曰别传，人道之变，政为之机；曰艺文、曰遗文，东鲁文献具在也，谨附仙释下终焉。合之凡为类三十有七。非敢作也，君肇纲，臣疏目也。（据温州市图书馆藏永嘉戴氏抄本《慎江文徵》录出）

▲《温州经籍志》对何格《沂州志》的著录（部分）

何格的这篇序文，见于周天锡《慎江文徵》 卷三十三，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曾转引。但细读其文，后半段显然有不通乃至脱漏之处。盖嘉靖志是何氏据《大明一统志》体例而作，但又有所补附。所补附者，曰星野、曰疆域、曰丁田赋役、曰帝王、曰后妃、曰职官、曰科贡、曰坊市、曰兵防、曰外传、曰灾祥、曰别传、曰艺文、曰遗文。何氏自述补附之类数为十六，若以一“曰”为一类的话，则所列举者仍缺两类。核之《温州经籍志》旧刻本，已与此基本相同。至于其他版本的《慎江文徵》，笔者尚未得寓目，不知是否也是如此。

再则，通过万历《沂州志》的凡例，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事实：

1.嘉靖志所附舆图，只有山川图、州县城郭图，没有道署、州治、学宫图。万历《沂州志》凡例之一：“旧志图考止列山川、城郭，而道署、州治、学宫俱属挂漏。”

2.嘉靖志未收录皇帝诰敕。万历《沂州志》凡例之二：“旧志宸翰不载，殊为阙典。”

3.万历志原样沿袭了嘉靖志对科举和节烈的记述。万历《沂州志》凡例之四：“甲科乡贡，前代漫无可考。我朝自洪武以后，悉照旧志序，书如旧志。失乱者不敢强为更补。”凡例之五：“孝义节烈，世朝以前悉因旧志。”

4.嘉靖志对于驻沂武官的记述仅停留在当时层面，而万历志则予以追溯。万历《沂州志》凡例之五：“旧志武职止载在卫见袭者，兹则追叙其始祖之功与其列衔之自，且由武科荐举出身者另立将领传以载之。”

5.嘉靖志“艺文”部分所录诗文，尚有一半左右被万历志承袭。万历《沂州志》凡例之七：“艺文载之旧志者十删五六。”

6.嘉靖志仅在“兵防”一节设置了无题叙，其余部分均无议论。万历《沂州志》凡例之八：“旧志并无论叙，仅于’兵防’一见之。”

（三）〔嘉靖〕《沂州志》的著录

《千顷堂书目》卷七除载“舒祥沂州志四卷”外，尚载“何格沂州志四卷”，《传是楼书目》 亦载：“沂州志四卷，何格，四本。”特别是曾经亲见嘉靖志的徐汝冀在万历《沂州志》何格的小传当中明确指出“旧志四卷亦其手泽”。这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舒祥志和嘉靖志都是四卷四册本。又，邵士在康熙《沂州志》 的凡例当中，曾提及“嘉靖辛亥之志太简”，揆度其理，如非亲见其书，当不能发此语。黄虞稷、徐乾学都是活动于明末清初的藏书家，再考虑邵士此语，清初时，嘉靖志应有多部传本尚存于世。

然而其余一些书目，如《行人司重刻书目》 、《脉望馆书目》 、《天一阁书目》 ，均著录有“沂州志四本”，而不著撰人。《晁氏宝文堂分类书目》 则仅记书名，连卷数也没有。万历《沂州志》原书是十卷十册（后文将论及），这是可确证的。故而前述诸目所著录的是舒祥志还是嘉靖志，就现有的条件来看，已经没办法分清了。

舒祥、何格二志既已湮灭，而徐汝冀所纂修的《沂州志》，就成为了今临沂市存世地方志中最古的一种。

（一）徐汝冀其人

徐汝冀，字南图，直隶上海人。乾隆《沂州府志》记其名为“汝骥”，而在既往的一些地方志研究成果和善本书目当中，徐氏之名又不止一次被误作“汝翼”。而徐氏之名为汝冀，各地旧志俱在，班班可考，毫无疑问。且其兄名汝翼者，更见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 、康熙《松江府志》 等文献，兄弟有别，不可不查。

▲万历《沂州志》徐汝冀序（部分）

据万历《沂州志》，徐氏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任沂州知州。康熙《松江府志》卷三十六举人名录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下：“徐汝冀，南图。嘉靖乙丑。汝翼弟。历任教谕、助教、宁阳知县、沂州知州、韩府长史。”嘉庆《上海县志》 举人表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下：“徐汝冀，字南图。嘉靖辛酉。镛子。府学。韩王府长史。”又乾隆《宁阳县志》 ：“徐汝冀，上海人。由举人（万历）二十九年任。升沂州知州。”

据此，我们可知，徐氏系学官起家，在地方上做过两任主官，一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任宁阳知县，一即万历三十三年任沂州知州。徐氏是一位颇有历史情怀的官员，在地方为官的两任，他都为当地续修了地方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了万历《宁阳县志》残本，称“明李贞修，明王正容纂，明徐汝冀续修” 。又乾隆《宁阳县志》卷首所载康熙《宁阳县志》 刘兴汉序云：“今于缙绅老成得其旧本，已属断简残编，未经修辑者几七十载矣。”刘序作于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上距徐氏在任宁阳（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601—1605），正如刘序所云七十年上下。

（二）孤本〔万历〕《沂州志》的流传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称：“〔万历〕沂州志十卷，（明）徐汝冀纂修，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北京（存卷1—8,10，又有胶卷），上海（胶卷），南京（胶卷）。” 据此著录，此志似仅存孤本。

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笔者在国图馆藏目录中检索，查无此书。后经友人提醒，得知此志被《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收录影印，始悟其为平图甲库善本。

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平馆文津街新馆落成，馆方专辟甲库，用以庋藏文物和文献价值都极为重要的宋金元明善本。除历来为藏书家所重的宋元旧本外，甲库所藏明代典籍也极为丰富，仅稀见明刊方志就有500余种，堪称明代文献的渊薮。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兵逼华北。随着时局愈发紧张，为防不测，馆方将甲库善本南迁至上海租界保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租界形势危急，馆长袁同礼为保全甲库善本，力主将其外运，以避日寇劫掠。在他的竭力奔走下，王重民、徐森玉精选出的102箱甲库善本于1941年年底由馆方驻沪办事处主任钱存训设法打通海关关节，分批出关，远渡重洋，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

最后一批寄美善本甫一出关，太平洋战争旋即爆发，此时运输这批寄美善本的船只还在太平洋上。1942年6月，美方宣布寄美甲库善本全部抵达华盛顿。随后，美国方面为这批善本摄制了缩微胶卷，留作研究资料，并以代抵保管费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2月，袁同礼提议将寄美甲库善本运回，但未能成行。此后，袁同礼一直留美工作，是这批善本实际上的监护人。1965年2月，袁同礼去世；11月，寄美甲库善本运抵中国台北。善本到台北后，暂存台湾当局所谓“中央图书馆”。1985年，寄美甲库善本划归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

2023年6月，笔者在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目验了收录在《甲库善本丛书》第330和331册当中的万历《沂州志》，发现该志各册首页和末页均钤“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文长方印。而京师图书馆正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

嗣后，笔者又托友人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取得了联系，咨询该志现状。不久，院方回复电子邮件，承认这部《沂州志》现仍归他们庋藏，并提供了该志在相关网站上著录信息和书影的链接。笔者检看了著录信息，此部《沂州志》一函九册（每卷一册，缺第九册），编号为平图007673—007681。而所附书影虽为彩色，但像素不高，且仅一张，是该志目录最后一个筒子页的后半页和卷一第一个筒子页的前半页。自此，笔者终于确定，该志天壤间仅存的一部，就是原平图甲库善本之一。

▲“台故”所公开的万历《沂州志》彩色书影

《联合目录》著录信息称原书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确符该志法理归属，然而不符合实情——该志至今仍在中国台北。

另，《澹生堂书目》 载：“沂州志，十卷，十册，徐汝冀。”可见万历志于明末应尚有全本存世。

（三）〔万历〕《沂州志》的纂修和刊刻

万历《沂州志》卷首有徐汝冀自叙一篇，其中对该志的纂修情况颇有提及。据徐氏叙中自述，他于万历三十三年冬移任沂州，不久即展阅了嘉靖《沂州志》，并就嘉靖志和当地缙绅有所交流，对治下一州两县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了解。随后，他即在外奔波，忙于工役四个月。回到沂州后没多久，又要和掌管簿书的吏员一道下乡，估计是从事催征赋税之类的工作。这期间，他在公务之余，已经开始进行口述资料采集和实地考证调查。过了一些时候，他感到时机成熟了，便组织了纂修班子，正式开始志书的续修工作。

徐氏自叙，因出于己手，有些话还是没说到，或者说没有说那么详细。而康世亨、李应旸的后序和王皋的跋，则为我们揭示了更多的细节。据康序，州志的续修工作是在徐汝冀到任沂州三年后才正式启动的。几个月后，志书即脱稿。而志书的刊刻费用，则是徐氏捐俸百金包办的，足见他对这项事业的热忱。康世亨明确指出，徐氏先令宁阳，再知沂州，两地都有留政声，且“两地新志悉公手泽所留”。李序则为我们揭出了徐氏行迹的一点线索。他提到徐氏曾“校艺闽粤”，这说明徐氏的两任学官经历，一在福建，一在广东。李序也提到徐氏在宁阳任上修志之事。王跋残损过甚，几乎不可卒读，但残存文字中述及修志事者与康、李二后序则基本相同。

（四）万历末年对〔万历〕《沂州志》的补葺

孤本万历《沂州志》卷首的《重修沂州志凡例》之后、“纂修姓氏”之前，尚有《天启壬戌沂州晋侯御乱纪略》、《辛酉杨大都督平莲寇纪略》以及沂州知州于连跃撰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的《葺沂州志叙》三篇文字。这三篇文字均成于徐汝冀修志之后，一望可知绝非徐氏所采入者。

▲于连跃《葺沂州志叙》（部分）

先看于连跃叙。康熙《沂州志》卷三万历间知州名录：“于连跃，肃宁县人，由举人四十四年任。”可知于氏到任沂州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于氏在叙中自述，自己年少好古，翻阅舆图时候，得知诸葛亮、王祥都是沂人，即生向往之心。没想到做官后，居然真就当了沂州的地方官。到任之后，发现沂州地瘠民贫，疮痍满目，逃亡甚众。自己很是有一片为民之心，但才力不足，运气也差，办不成什么事情。打开志书，看看前辈名宦的事迹，感到非常惭愧。他筹划“黜荒留熟”，为老百姓办些事情。可事还没办，就“博议者啧啧”，终究没有办成。他很是失望，于是就想着把自己的牢骚记下来，附在志书里，好让后人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检看志书，发现志书已经残缺不全；再看当初的刻版，也已经丢失了不少。书是如何残的，版是如何丢的，已经茫然无绪也没法追究了，他只觉得应该把志书补葺一下，“以还旧观”，于是就让门生毛凤翼操办补刻之事。补版竣工，他作此叙以记事。

于氏此叙十分重要，因为他详细记载了万历《沂州志》的第一次补葺。而且，他明确指出，万历志在他看到时，不论书还是版，都已有残缺或者遗失：“偶检旧编，值其遗阙，枣梨散失。”旧编，是指书；枣梨，是指版。这充分说明，今存孤本万历《沂州志》是经历过递修的，并非万历三十六年初刻成时原貌。这是万历志第一次递修。而这次递修的竣工时间，仅仅在志书成书11年后，恐怕这时候徐汝冀还在世。明代后期基层治理的混乱和无序，在这一部小小的志书上得到了有力的侧面印证。

细查孤本万历志，可发现有些文字当系此次补葺时插入的。如卷七“贞烈”后附的卢梦麟撰《赵烈妇哀词》，其序中所述撰文时间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春。卷八“艺文”所录李右谏撰《兖东道建后土祠碑记》，文末缀小字“万历己未春”。万历己未，系四十七年（1619）。且此篇与何格撰《沂州厅事题名碑记》同在一个半页，而更早的何记竟居更晚的李文之后。这说明于氏的补葺不仅仅是简单地将缺失部分补全那么简单，而是视情况插入了一些新的内容。这些被插入的新内容，不一定集中附在某一部分的末尾，也有可能直接插入卷中。这也意味着，孤本万历志是经过大面积补版、调整和增入的。

▲万历志中的“万历己未春”字样

康熙《沂州志》也保存了万历《沂州志》有关情况的一些线索。邵士在康熙《沂州志》凡例中提到：“万历戊申之志近繁，且错乱无统，观者茫然。”看这话，沂州本地当时应该还保存有万历志，但保存情况不善，不能卒读。康熙《沂州志》是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而作，属于典型的政治任务，上峰催逼甚急。康熙《沂州志》卷首所录兖州府帖文称：“……即速详查本州志书旧板，将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等项务要接古续今刊入板内，刷钉成书，申府转报。如无旧板，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钉砌整齐，绫函壳套，一样伍本送府……”连直接用旧版重刷的办法都使出来了，真可谓急不可耐。如当时万历《沂州志》书版尚能使用，邵士大概不会再费力不讨好去重新纂集。这说明康熙初年，万历志的版片早已不堪使用乃至毁坏或遗失了。

（五）天启、崇祯间对〔万历〕《沂州志》的补葺

前述《天启壬戌沂州晋侯御乱纪略》是记天启二年（1622）事，《辛酉杨大都督平莲寇纪略》是记天启元年（1621）事。两篇《纪略》后面都附有有关人员衔名或科名，其中主要者为以下几人：四川佥事全良范、苑马寺卿黄和、行人司行人宋鸣梧、绍兴府推官李应期、河间府通判宋日就，以及举人张登庸、刘纯庆、颜习孔、黄图昌、周文斗、任者泰。

据康熙《沂州志》、乾隆《沂州府志》 ，张登庸为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举人，刘纯庆为万历戊午（四十六年，1618）举人，颜习孔为天启辛酉（元年，1621）举人、崇祯丁丑（十年，1637）进士，黄图昌为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举人、崇祯戊辰（元年，1628）进士，周文斗为万历壬子（四十年，1621）举人、崇祯戊辰进士，任者泰为万历戊午举人、崇祯辛未（四年，1631）进士。《明史》崇祯帝本纪：“（崇祯）元年夏四月癸巳，赐刘若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考虑到所列科名均称举人而非进士，则这两篇《纪略》的形成，理论上讲不会晚于崇祯元年夏四月癸巳。

与举人科名体现出的时间节点相对应的是，在孤本万历志卷四沂州儒学学正名录末尾，有“崇祯：石声和，贵州籍湖广人，举人，元年任”一条，而此条之前，记事至万历三十五年止，不记天启、泰昌间事。此条内容与前文不相连贯、字体与同在一页的前文不相类似，且居于左半页倒数第三、二行，倒数第一行为墨钉一整条。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此条是利用旧版未刻处补刻的。此条与前述《纪略》所列衔名、科名相校，时间节点也正扣在崇祯元年。也许，沂州学正石声和正是这次补葺的主持者。

▲孤本万历志中的石声和衔名

石氏系天启丁卯（七年，1627）举人，《安平县志》 、《贵州通志》 等志有传。各传只说他终官宁前道兵备参议，对他此前的履历一无着墨，也没提他其实是贵州籍湖广人。谁能想到数千里之外的沂州旧志当中，竟还保存了他一点可贵的里籍和履历信息。顺治四年（1647，丁亥），张献忠死后，余党入黔，已经退居返乡的石声和组织乡民抵抗，全家数十口和民众千余人均死于兵乱之中，令人叹息。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方志联目》关于万历《沂州志》的著录作一勘正：

〔万历〕沂州志十卷，（明）徐汝冀纂修，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崇祯元年（1628）递修、增刻，国图［存卷1—8,10（今暂存台北“故宫”），又有胶卷］，上海（胶卷），南京（胶卷）。

终清一代，《沂州志》仅纂修过一次，即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邵士在沂州知州任上所为者。自此直至一甲子之后的雍正十二年（1734，甲寅），沂州升府撤州，州境改置兰山县，沂州在封建社会作为州县级行政区划名称彻底成为历史。这一甲子间，《沂州志》再未续修，邵士所主修者因此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部《沂州志》。

（一）邵士其人和〔康熙〕《沂州志》的纂修

邵士，浙江萧山人，曾官沂州知州。康熙《沂州志》卷三知州名录：“邵士，浙江萧山县人，由进士十二年任。”康熙《山阴县志》 卷二十一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邵士，知县。”嘉庆《山阴县志》 卷十选举表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邵士，知县。《府志》作’黄邵士’。萧山人。潮州推官。《萧山志》复姓邵。知州。” 康熙《萧山县志》 卷十七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黄邵士，沂州知州。” 乾隆《潮州府志》 推官名录：“康熙二年，邵士，萧山，进士。”乾隆《淮安府志》 卷十八山阳县知县名录：“邵士，萧山人，进士。（康熙）八年任。”乾隆《山阳县志》 卷二知县名录康熙八年下：“邵士，萧山人，进士。”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邵士的基本经历：他于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中进士，康熙二年（1663，癸卯）授潮州府推官，八年（1669，己酉）升山阳县知县，十二年（1673，癸丑）升沂州知州。

邵士发起《沂州志》的纂修的缘起，和徐汝冀那种热心还有所不同。从邵士为康熙志所撰序言及康熙志所附各种文告来看，他领衔修志，大抵只是为了完成上峰的政治任务。邵士在为康熙志所撰的序言当中劈头就说：“圣天子，大一统之模，光万祀之业，爰谘天下，辑《一统志》焉。”昭示此次修志是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服务的。继而他在序言当中诉苦，沂州刚刚蒙受了地震之巨灾，损失了十分之六七的人口和赋税，又连年歉收，自己已经是焦头烂额。赶上皇帝要修《一统志》，于是“稽厥旧本”，勉力成之。

序言当中还难免一些漂亮话，凡例当中有些话就更直白了。邵士在凡例中说，康熙志的纂修“时日有限，两月告竣”，这简直是神速了。而之所以如此赶工期，全是因为前任的不作为：朝廷修志的旨意是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七月下达的，而他的前任知州罗治㙁无动于衷，什么也没干。他于十二年春移任沂州，上级发文“催提甚急”，所以才潦草成编。康熙志不载属县之事，他还作了说明：一是因为纂修《一统志》，各州县都要分别上报志书，自己再记属县之事显然重复。二，恐怕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修志的经费不够（“工费靡有协济”）。总而言之，康熙《沂州志》的纂修，处处透露出火急火燎、捉襟见肘的窘况。

（二）〔康熙〕《沂州志》与〔万历〕《沂州志》的关系

前文已经提及，邵士认为嘉靖志太简略，而万历志又太繁杂，所以自己“因者仅十之一，而异者则十之九”，也就是说，自己对前朝旧志的继承，差不多只占全志的10%，而新的记载，则占了90%。事实真是如此吗？

康熙志卷首有舆图7幅，而这7幅图，全部是万历志里曾经出现过的。不过从常理来讲，志书的舆图也就那几幅，这样的重复不足为怪，让我们再比勘一下其他文字。

万历志卷一“灾祥”：“（晋）天康六年三月，东海雨雪，杀桑、麦。”康熙志卷一“灾异”：“天康六年三月，雨雪，杀桑、麦。”很显然，康熙志此条是因循了万历志，因为晋无“天康”年号，万历志此则必然有误，而康熙志既沿其误，则必属直接抄撮无疑。《晋书·惠帝纪》：“（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霜，伤桑、麦。” 《晋书·五行志》：“太康……六年二月，东海陨霜，伤桑、麦。” 又：“惠帝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雪，杀桑、麦。” 其文互有异同。《宋书·五行志》：“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霜，杀桑、麦。” 《宋书·五行志》多追记晋事，且其成书，较《晋书》更早，是《晋书》的史料来源之一。三月有春雪，本不足称异，唯“陨霜”为灾，屡见《春秋》、《汉书》等史籍，则此条应以《宋书》为是。邵士不审“陨霜”之误尚情有可原，因为《晋书》此处亦误一次。而晋无“天康”年号，是明晃晃的事实，可见其疏于考订。

▲万历（左）、康熙（右）二志同将“元康”误作“天康”处

还是有关灾异，万历志：“（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沂州山崩。”又：“（至正）二十七年六月，沂州东苍山有巨石如屋崩坠，声震如雷。”然而，前后一年，沂州都在六月间有山崩坠石之事，未免过于巧合。考《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六年六月无沂州山崩之事，而二十七年载：“六月……丁卯，沂州山崩。” 《元史·五行志》：“至正……二十七年六月丁卯，沂州东苍山有巨石，大如屋，崩裂坠地，声震如雷。” 又：“至正……二十七年……六月，沂州山石崩裂，有声如雷。” 《元史》三处所载显系一事，且俱指为二十七年无异辞，可见二十六年山崩之事当属误记。而康熙志除无“沂州”两字外，所记与万历志完全相同。

再看康熙志的山川部分。康熙志所列沂州群山名称、顺序，除比万历志多一种外，其余与万历志完全相同，其后所缀的介绍文字，也几乎一致。河流、湖泊部分也大略如此。复检康熙志“艺文”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凡万历志所载之诗文，几乎都复见于康熙志。且根据一些异文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万历志所载艺文之复见于康熙志者，是直接从万历志中而来，并非是邵士另行蒐集。

如王良弼《重修季文子庙记》中，有“惟公克勤克俭于家绥怀远迩有大臣节”一句，然其引《尚书·大禹谟》文不完，句意亦不甚通。万历元年包大爟纂《兖州府志》 亦载其文，而无“克勤克俭于家”六字，句意较通，则此六字或为衍文。包氏《兖州府志》于“苟不为贿赂之污者能几乎”后，有“其视公也，其不少愧”八字，万历志无。包氏《兖州府志》于“使晋求遭丧之礼”后，有“惟兹二事”四字，文气更畅，万历志亦无。“筑祠祀之”前，包氏《兖州府志》有“乃于邑之阳，泇水之阴”九字，文意更完，万历志仍无。

又如李士允《两疏祠记》，万历二十四年于慎行纂《兖州府志》 亦载其文，万历志有“不知其为二疏城也”一句，于氏《兖州府志》无。“累累七冢莫辨”后，于氏《兖州府志》有“某墓为二疏墓”六字，句意更完，万历志无。

而以上凡万历志所录艺文与其他书有明显异文处，康熙志均因之不改，其对万历志的因袭，可以想象。且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康熙志当中，有遇“玄”字（如“人物”部分记王览字玄通）或“烨”字（如本地进士李烨之名）处，竟然一不代字，二不缺笔，明晃晃干犯皇帝名讳，其成书之草率，亦可想见。

通过比勘万历志和康熙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康熙志对万历志，以因循居多，缺乏考订和拣择。至于邵士所谓“因者仅十之一，而异者则十之九”，则过于夸张了。

（三）〔康熙〕《沂州志》的版别

值得一提的是，自清雍正十二年沂州设府，至清王朝覆灭，由于种种原因，沂州府的附郭县兰山县始终未能修成一部县志。难道在这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兰山始终都没有使用地方志的需求吗？显然不是。那没有县志的兰山在相关场合是怎么“过关”的呢？

考民国《临沂县志》杨孝则序，他自述于民国五年冬到临沂任县知事，认为“志乘者为治之谱也”，所以一到任就索要志书阅读，而吏员给他拿来的，正是康熙《沂州志》。赵书堂序也提及康熙《沂州志》在改兰山县后“强称县志”之事。吴达三序中则说得更为明白：“（沂州改兰山县）后遇大宪征邑志，则取州志，颜之曰’兰山县志’，因陋就简者二百年。”一代文献之邦，而二百年间未能有志，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至今仍能看到这种“兰山县志”的实物。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德国柏林图书馆所藏的康熙《沂州志》，均属此类。

▲国图藏康熙志首册封面，依稀可见其书签原作“兰山县志”，墨笔“沂州志”是后来改题，封面所钤印章为兰山县官印

▲哈佛藏康熙志首册封面，书签“兰山县志”字迹已较模糊

▲柏林藏康熙志首册封面，书签“兰山县志”字迹尚较为清晰，刷印时间当早于国图和哈佛藏本

而这种长期的因陋就简，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让康熙志有了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分。康熙志初印本和后印本的区别，首先在版面质量上。后印本因屡经刷印，漫漶不清之处比比皆是，而版面清朗的初印本则甚难求索。就目前各馆馆藏公开的情况来看，日本内阁文库公布的康熙《沂州志》原色全文影像是较易获取的初印本。

▲康熙志初印本（上，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与后印本（下，国图藏本）凡例部分版面情况对比

可惜的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虽然是初印本，但曾经日方改装，由原装八册改钉成了十二册，原来的封面和题签均被撤换。以笔者寓目的几部康熙志影像来看，无一是纯正的原装初印本，可为一叹。

▲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志首册封面，可见其贴签上标注的总册数是“12”

初印本和后印本间的差别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有些后印本康熙志，相较于初印本，存在避讳字被改刻的现象。据《清史稿》，雍正帝曾令避孔子讳，除天坛圜丘外，凡“丘”均改写为“邱”。而临沂有好几个古地名带“丘”字，如中丘、即丘等。这些字眼在后印本康熙志当中，均被添上了“阝”旁。不过笔者目前发现的改动处，均限于雍正年间讳字。至于更晚的印本是否还有其他时段的改字现象，暂时不得而知。

▲康熙志初印本（左，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与后印本（右，国图藏本）避讳字对比

自明中叶至清初的约三百年时间里，沂州地方官员们四修《沂州志》，其中一种完全亡佚，一种仅存序言两篇，一种仅存不全的孤本，最晚近的康熙《沂州志》传本虽稍多，但版面质量较好的初印本也很少见，这样的文献消亡率不可谓不惨烈——实际上，这也是各地旧志存佚状况的一个缩影。官员们修志的动机不尽相同，志书的质量也互有参差，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临沂文献的火种，让我们时隔数百年，仍能一窥临沂的前尘梦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本文受丁富强先生《〈万历沂州志〉何以得到久存》一文启发甚大，另，本文在写作过程当中，屡蒙业师许浩先生赐教，均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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