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众多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不仅传播基督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个历史阶段被称作“西学东渐”。然而，17世纪开始，欧洲掀起了长达200年的“中国热”，这表明西方传教士其实“盗取”了大量的中国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学东渐”的背后，其实也有“中学西渐”的存在，且后者的规模很可能远超过前者。毕竟，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远非当时的欧洲能够比拟。
然而，历史书籍中往往只讲述“西学东渐”，而很少提及或忽略了“中学西渐”的概念。这种选择性记载，明显地给西方传教士一种高尚、纯粹的形象，仿佛他们是脱离了世俗私欲的使者，兢兢业业地向中国传播“先进”的西方知识。殊不知，这些传教士的实际行为却远非如此光明正大，甚至可以说，他们不仅篡改了中国的历史，还通过贬低中国文化、篡写历史，推动了后世“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说法。
当时，中国在世界上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按理说，历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书写，而非西方传教士来干涉。然而，现实却是，西方传教士确实在篡改中国历史。在明末历法争论中，徐光启和汤若望等人主编的《西法历书》与中国传统历法派（如钦天监的“东局”）多次较量，并取得了八战全胜的记录。西法的胜利本应受到更多的宣传和记录，但奇怪的是，除了八次有明确记录外，其他的交食记录竟然无从考证，甚至有的书籍在传世时出现了奇怪的缺页现象。这些缺页似乎是在故意消除不利于西法的证据。
更为离奇的是，康熙年间，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竟然声称，西方学者的错误是上帝的旨意，是为了帮助基督教的传播，而中国人则因为上帝的庇护从未发现这些错误。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对科学的理解并非真知灼见，反而是在被西方传教士的言辞所误导，甚至被他们欺骗。
这些事实表明，汤若望等人通过篡改中国历史的方式，使西方天文学和历法在中国取得了较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塑造一种“西法胜于中法”的假象。李亮的论文《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对此进行了详尽考证，揭示了这些西方传教士篡改历史的证据。
清朝入关后，由于“防汉制汉”的政策，清朝对汉人并不完全信任，相反却更加依赖西方传教士。因此，汤若望等人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和重用，甚至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随着清朝对西方传教士的信任加深，钦天监一度由外国传教士担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衰退。
汤若望的权力得到提升，不仅促进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篡改，还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1658年，信徒人数激增，达到了十几万人。正因如此，许多传统文人对这种情况感到深深的不安，甚至像杨光先一样，公开表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杨光先不仅抨击西方宗教为邪教，还严厉指责汤若望的新历法充满错误，称其为“暗窃正朔之权给予西洋”。
杨光先的言辞或许有些夸张，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其所言并非全无道理。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并不落后于西方天文学，汤若望等人之所以费尽心机去篡改历史，正是因为他们深知传统中国天文学并非如他们所宣传的那样“过时”。
为了回应杨光先的指责，汤若望等人写了一本书《天学传概》，书中不仅介绍了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还提出了极为颠覆的理论。其中最为极端的观点包括：所有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后裔，甚至认为中国的先祖源自西方；同时，将中国古代经典如《诗经》、《尚书》、《论语》视为“基督教思想的微言法语”，极力贬低中国传统文化。
显然，这种观点直接将中华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挂钩，构成了典型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这种思想的提出，不仅令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古人感到难以接受，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人，也难以容忍这种文化上的侵蚀。这些观点的传播引发了激烈的反击，最终导致汤若望等人遭到惩罚。汤若望虽然被康熙特赦，但其他传教士多数被处死，汤若望死后，康熙还特地为他平反，恢复了“通玄教师”的称号，并且抚恤了他的家人。
从这一事件来看，《天学传概》的出版并非单纯为回应杨光先的批评，而是传教士们故意篡改历史，贬低中国文化，意图将西方文化强行置于中国文化之上。这一现象，伴随着基督教的日益壮大以及清朝对外来势力的支持，变得愈加猖獗。
如果没有像杨光先这样的文人反击，使得《天学传概》流传开来，后果可能将不堪设想。客观来说，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确实向中国引入了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从中国获取的知识更多，而且他们篡改历史、贬低中国文化的行为，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中国人对魏文魁、杨光先等持批判态度，甚至对他们进行恶搞与讽刺，但却对汤若望等人几乎没有丝毫质疑。为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对汤若望的过度赞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