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明清外销瓷中《西厢记》题材图像的流行现象，突破传统归因于戏曲艺术魅力与“中国风”（Chinoiserie）影响的解释框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外销瓷所绘《西厢记》情节高度集中于“佛殿奇逢”“逾墙”等少数场景，呈现出对私密、机巧、越轨行为的视觉偏好。本文将此类图像概括为“诙诡”风格——即融合幽默、诡谲与戏剧性张力的叙事美学。进一步论证指出，这种“诙诡”特质在形式节奏、情感表达与空间趣味上与18世纪欧洲洛可可艺术高度契合。文章结合贸易机制、图像传播路径与跨文化接受语境，揭示这一“异域同构”现象背后的文化误读与经济驱动逻辑：中国工匠以本土叙事资源回应欧洲市场需求，最终促成东方戏曲母题在西方审美体系中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明清外销瓷；《西厢记》；诙诡风格；洛可可；中国风；图像叙事；跨文化传播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路径的重构
在16至18世纪的中西贸易史上，中国外销瓷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中，以戏曲故事为题材的彩绘瓷器尤为引人注目，尤以元代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为最常见主题。学界普遍认为，此类图像的流行源于《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才子佳人”爱情母题的普世吸引力，同时亦被置于“中国风”（Chinoiserie）席卷欧洲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解释——即西方对“东方异国情调”的浪漫想象推动了相关图像的商品化生产。
然而，若深入考察现存实物与图像数据库，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现象浮现：外销瓷上的《西厢记》并非全面呈现全剧五本二十折的情节，而是高度集中于特定片段。据笔者对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藏数据的初步统计，在已知表现《西厢记》的外销瓷中，“佛殿奇逢”（第一本第一折）、“逾墙”（第三本第三折）两情节占比超过70%，而诸如“长亭送别”“赖婚”等情感深沉或仪式性强的场景则相对稀少。
这一选择性再现提示我们：外销瓷上的《西厢记》并非原典的忠实图解，而是一种经过筛选与重构的“图像商品”。本文主张，应超越“内容决定论”的解释模式，转而关注其视觉风格本身——即一种融合机智、隐秘行动与轻微越轨的“诙诡”（huī guǐ）美学。进一步，本文提出核心论点：这种“诙诡”风格与同期欧洲洛可可艺术在审美心理、形式语言与社会功能上存在深层“异域同构”（heterogeneous isomorphism），其流行是跨文化市场机制与审美趋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诙诡”风格的界定与图像特征分析
“诙诡”一词，源自中国古代文论，意指言语或行为中蕴含的机智、滑稽与出人意表的奇趣。在《西厢记》文本中，红娘作为“诙诡”人格的化身，其语言常以双关、反讽与急智推动剧情发展。而在外销瓷的视觉转化中，“诙诡”不再局限于人物性格，更升华为一种整体性的图像叙事策略。
（一）情节选择的“诙诡”取向
“佛殿奇逢”：此场景描绘张生与崔莺莺于普救寺佛殿初遇，目光交汇的瞬间。瓷画常突出二人隔柱相望的构图，辅以低垂的帘幕、半掩的门扉，营造“窥视—被窥视”的暧昧氛围。画面往往省略宗教背景，弱化佛像存在，使“神圣空间”转化为“情爱萌发之地”，形成强烈的语义反差。
“逾墙”：张生翻墙赴约的经典场景成为“诙诡”的极致体现。瓷绘中，张生常以夸张的弓身姿态攀爬矮墙，动作滑稽而不失紧张感；墙内红娘或探头张望，或手势催促，构成“共谋”关系。画面强调动作的“险”与“巧”，而非爱情的庄严，凸显一种轻盈的冒险精神。
相比之下，“赖婚”之悲、“长亭送别”之哀等沉重情节因缺乏动态张力与视觉趣味，难以适应瓷器有限的装饰空间与快览式消费需求，故被边缘化。
（二）视觉语言的“诙诡”建构
构图的非对称性与动态平衡：区别于中国传统卷轴画的散点透视，外销瓷《西厢记》图像多采用紧凑的焦点构图，人物位置偏移，姿态倾斜，形成类似洛可可绘画的S形曲线动势。
细节的戏谑化处理：张生翻墙时滑落的帽子、红娘掩嘴偷笑的表情、侍女惊惶回眸的瞬间，均被刻意放大，赋予画面喜剧色彩。
空间的模糊性与舞台感：建筑元素简化为符号（如拱门、矮墙），背景留白或饰以程式化云纹，强化“场景”而非“环境”的剧场效果，契合洛可可艺术对“舞台布景”（scenography）的偏好。
三、“异域同构”：与洛可可审美的深层契合
“异域同构”指不同文化系统中，因相似的社会心理与审美需求，产生形式与功能上趋同的艺术现象。外销瓷《西厢记》的“诙诡”风格与欧洲洛可可艺术的共鸣，正体现于此。
（一）情感基调的趋同：从“崇高”到“愉悦”
18世纪欧洲，尤其法国宫廷，审美趣味由巴洛克的庄严、宗教性转向洛可可的轻盈、世俗化。艺术不再服务于神权或王权的宏大叙事，而聚焦于私人情感、社交游戏与感官愉悦。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秋千》、华托（Watteau）的《雅宴》均描绘私密恋情、偷情场景与优雅的游戏，其核心是“愉悦的紧张感”（plaisir tendu）。
外销瓷《西厢记》所选“佛殿奇逢”“逾墙”等情节，恰与此情感结构对应：它们不表现爱情的悲剧性或道德困境，而聚焦于“相遇的惊喜”与“越轨的刺激”，满足了洛可可观众对“甜蜜罪愆”（dolce peccato）的审美期待。
（二）形式语言的呼应：曲线、装饰与空间游戏
洛可可艺术以C形、S形曲线、贝壳纹样、不对称布局为特征，追求视觉的流动感与装饰的繁复性。外销瓷工匠虽无直接接触洛可可原作，但在长期为欧陆市场生产“中国风”瓷器的过程中，已内化了一套迎合西方品味的视觉语法：
“逾墙”场景中人物弯曲的身体线条，呼应洛可可的动态曲线；
服饰上密集的锦纹、边饰的连续卷草，类比洛可可的装饰母题；
墙体、廊柱的简化处理，与洛可可室内设计中“虚假深度”（faux perspective）的空间幻术异曲同工。
（三）社会功能的类比：沙龙文化与视觉消费
洛可可艺术盛行于贵族沙龙，其功能是营造轻松、机智、略带挑逗的社交氛围。外销瓷作为餐桌陈设或壁炉装饰，同样承担着“话题制造者”（conversation piece）的角色。一幅绘有“张生翻墙”的瓷盘，能引发宾客对“东方爱情故事”的好奇与调侃，其功能与洛可可绘画在沙龙中的角色高度一致。
四、经济与文化动因：跨文化生产的机制解析
“诙诡”风格的流行，并非偶然的艺术巧合，而是嵌入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理性选择。
（一）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
欧洲订货商（尤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EIC）提供“图样样本”（sample books），其中包含欧洲流行的装饰母题。中国画工在“来样加工”（custom painting）机制下，需将外来审美转化为可操作的图像。由于《西厢记》在中文语境中广为人知，其“诙诡”情节天然具备视觉表现力，易于被提取、复制与量产。
（二）文化误读中的创造性转化
欧洲收藏者未必理解《西厢记》的完整剧情，更不熟悉其文学价值。他们所“看见”的，是异域服饰、园林景致与充满动感的爱情场景。这种“表面化解读”反而释放了图像的象征弹性——“张生”可被想象为任何一位追求者的化身，“寺庙”成为“东方花园”的符号。正是在这种文化误读中，《西厢记》完成了从“中国古典戏剧”到“普世爱情寓言”的转换。
（三）生产效率与符号提炼
外销瓷为大规模商品生产，要求图像简洁、辨识度高。“佛殿奇逢”“逾墙”等情节具有强动作性与单一主题，适合在盘心、瓶腹等有限空间内快速呈现，符合“高效生产—快速消费”的贸易逻辑。
五、结语：作为跨文化中介的“诙诡”图像
本文通过对明清外销瓷中《西厢记》图像的选择性分析，揭示了“诙诡”风格的兴起及其与洛可可审美的“异域同构”现象。这一现象表明，跨文化传播并非简单的“输出—接受”模式，而是复杂的“中介性创造”过程。中国工匠以本土文化资源（《西厢记》），回应外部市场需求（洛可可趣味），通过提炼“诙诡”这一兼具东方叙事智慧与普世喜剧张力的美学范畴，成功实现了文化的跨域适配。
外销瓷上的“张生翻墙”，既非纯粹的中国故事，也非完全的欧洲幻想，而是全球化早期阶段“混杂性”（hybridity）文化的生动见证。它提醒我们：在研究物质文化交流时，应超越“影响—模仿”的线性思维，关注图像在流通中如何被重新编码，以及不同审美体系如何在“异域”中找到彼此共鸣的密码。
文章作者：芦熙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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