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今常熟乡镇的基本格局奠定于明清时期。明清两代是常熟市镇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立市镇，招商集贾。常熟市镇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江南水乡特色，布局结构多为夹河为市、沿水成街。一些市镇形成颇具特色的手工业和专业市场。随着市镇的手工业、商业发展，市镇人口结构逐渐变化，工商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清末民初，常熟市镇的棉纺织业劳动形式广泛采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
论明清时期常熟的市镇
文 / 周志斌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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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年间，常熟的“市”由嘉靖时的11个增至23个，净增长12个。此外，还出现12个村市，“五渠村、戈庄（戈氏所居）、均墩村、里村、毕泽、谭家区、苏家尖、莫城、平墅、塘头、黄庄、石井，以上诸村落，虽不成市，市民凑聚处”。[2]
清初，清军南下，江南民众奋起反抗，战争使江南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一些昔日繁华的市镇在战乱中衰落，有的甚至荒废成村。
常熟的市由晚明最盛时23个降至清初的17个。清康熙中期，常熟市镇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常熟的“镇”都保持在5个：福山、浒浦、庆安、梅李、常熟五镇。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常熟市镇基本保持在8镇34市的水平上。
甲午战争后，在“实业救国”口号下，常熟一些市镇出现了近代工场手工业。织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封建乡村的沉闷气氛，城乡间商品流通日益活跃，新的农村集市大量涌现。
从常熟市镇的演变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形成和发展的一些特点。
由庙会而成市镇。江南农村常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庙市，“所售多系日用之品，年开一市者，所售多系要货，择上业者，无不利市三倍”。常熟一些市镇就是在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以某寺庙名之。清常熟的虹桥庙市、珍门庙市即是这样形成的。
市镇的繁华生活也吸引了许多无职业纯粹消费人口的聚居。江南一带地主，官僚“聚居市镇什之三、四’，常熟一些由地主、官僚创建的市镇更是他们麋集之地。清末，常昭地区“大抵每一市镇亦必有一、二大姓世居之”。[5]这些地主，官僚绅士除了少数从事工商业外，大部分依靠地租或薪俸生活，属市镇的纯消费阶层。
唐市石板街
一些市镇因历史传说或名人遗迹而得名。常熟鹿苑镇“临鹿苑港，相传为吴王夫差豢养鹿茸处，故名。”莫城市“在昆承湖西，相传为莫邪铸剑之地，故名”。[5]问村市“相传宋高宗南渡时，曾至此问过路，故名。乡人聚而成市，凡数百家。国朝康熙间，有李氏兄弟五人以文学者名一邑，因改问村曰文村”。[7]李墓市因吴越名将李开山曾葬于此而得名。清常熟的归家城“九渐塘北，明嘉靖中居民归雷筑堡备倭，故名”。[8]
浜，指较小的沟河。董家浜市“因其地有港口董浜也，旧陈家墅，自徐昌祚迁此，遂名新徐墅。及徐氏迁去，但称新墅，因白茆新市在其南7、8里，故以其河港名之”。[7]
常熟的杨尖镇，又称羊尖镇，“旧传杨姓建市于此，尖以地形言。”[9]
九里市因距离县城九里而得名，五渠镇因“地有五渠故名”。
钓渚渡市“在宛山东，其西南，东南皆金匮县境，地势锐出如乌嘴，乌本鸟名，转呼曰鸟嘴，因水乡宜渔，又取谐声（土音呼鸟如钓上声），更今名”。[8]
常熟市镇名称的演变还反映了一些民俗文化，如避讳，里睦“原名李墓，后里中徐氏始盛，遂名徐家市，因邑西徐恪所居，先名徐市。……后因徐昌祚迁居，董史给旧宅为董浜，新徐市遂复，别之为老徐市。未几，邑令耿公以为一市而属一姓，里中不睦滋甚，命曰里睦”。[10]
梅李镇一隅
支塘镇的街道、店铺等就主要分布在盐铁塘两岸，盐铁塘也就成为支塘镇的“市河”。
另外，象归家市“在白茆之北，傍横浦而成市’。范家市、陈家市也是如此，“自城（县城）东南下白茆港夹河为市者，西曰范家市，属常熟；东曰陈家市，属昭文。郊垌近地，舟楫通利百货于此卸”。[9]
市镇的人口结构变化是我们衡量市镇发展程度的主要尺度。常熟市镇的人口状况，因资料较为缺乏，暂且依据方志史料对市镇的人口作一粗略的估计和推算。
明嘉靖年间，常熟大多市镇人口在100-300户之间，其中2000户以上的市镇有4个，300户左右的也有4个。沙头市“居民可二千家…邑之巨镇也”。[4]支塘市、沙头市等虽名为市，但其人口规模和发展程度与梅李、福山等镇不相上下。清光绪年间，市镇人口有了大幅增加，支塘镇达到3000家，成为常昭二县人口最多的市镇。当时，1000户以上的市镇有2个，400-700户的有9个，100-300户的58个，数十户的有9个，可见100-300户的市镇占绝大多数。
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或居间牟利的牙人等构成了市镇人口的另一阶层。明万历年间，常熟的薛家市“里人薛忭所创，居民多负贩”。[12]清雍正时，昭文县的周泾口市“民风剽轻，仰机而食”。梅李镇“其民治产逐末，俱获赢利”，[9]不仅一些普通平民“弃农经商”，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熏淘士子们也纷纷“弃儒业贾”。清常熟人王之风“性慈孝，家贫，弃儒业贾”。[13]
他们除少数充任衙役，保甲或牙行帮手之外，大致“专事赌徒者曰’睹当’开坊抽头者曰’场车’，赌局奔走者曰’吃小纠’斗蟋蟀曰’开册’，斗鹌鹑者曰’开圈’，帮嫖者曰’泼皮’，又曰’无赖’，游衍街坊，酒肆者曰’闲汉’，遇事趁财者曰’吃白食’，雇买童仆作保者曰’两脚中人’，皆无职业，籍此为衣食计也”。
此外，市镇上还有郎中、相面、算命、法师等专门从事宗教活动为职业的居民。
江南古城常熟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山有水、物阜民丰。图为：航拍常熟古城
清初，常熟境内“乡镇为市，其之贾客、典商多非土著”。[14]外来人员不仅经营商业，还从事手工业、沙头镇“百工多来自远方”。[15]一些外来人口的事迹还载入县志。
明胡复祖“新安人……从其舅程孟阳游虞山，遂好之，弗去，种菊千本，多异种，灌畦之，暇觞间，作陶然自得也”。吴道配“字浩然，休宁人，明末避乱来虞，有隐操”。何忠湘“字罕动，崇明人，侨居邑之支塘蔡泾”。徐慕隆“字耕南，崇明人，岁贡，侨居支塘”。张式“由金匮迁常熟，善诗文，工书尤精”。[16]
外来居民，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平民百姓。尽管各市镇外来居民越来越多，但居民成份仍以土著为主。
市镇的经济结构，主要由手工业作坊、店铺、商行，茶馆、酒肆等组成。如以行业划分，则可分为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
明清时期，棉花是常熟的主要经济作物“海乡之种木棉实始于元，其种由松江传来”。常熟是当时著名的产棉区。“吾邑地处海滨，壤皆沙土，广种棉花”，“棉花今常熟东乡高田皆种之”。[17]
江苏常熟人、我国现代水彩画的先驱者李詠森作品《常熟乡村》，1964年作
棉花的大量种植，促进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业成为常熟市镇主要手工业之一，“乡人岁计赖焉”。“余乡（常熟）棉之为用甚普，老少贵贱，莫不赖之。其衣服天下功，殆有过蚕桑”。[18]
与纺织业相适应，梅李镇还有一洗帛泉，“在塘南上岸墩之下，沸上潴而潭，其水清且深，镇中染者多以布帛往，得此水漂之，其色鲜明”。[19]
支塘镇水纱远近闻名，居民“治产业·勤纺织逐利而上气”。[9]“乡村妇女农时俱在田首，冬则相从夜织。支塘水纱、唐市苎布皆轧轧出寒女机也”。[13]
除了小布，苎布，苎布之外，常熟还出产夏布，这是由一种名叫“牡麻”的植物加工织成的。“其花落后，即拔而沤之，剥取其皮，纤维柔韧，可织夏布”。夏布质地较粗，多为农家自织自用。
常熟革命三英雄、梅李三杰：李建模、任天石、薛惠民
随着城乡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及棉布在市镇的交易活动日趋繁盛，布匹先在市镇集中，然后销往全国各地。“至于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彼氓之衣缕往往邑工也”。[20]这说明，早在明代常熟所产棉布就已销往山东等地。
清代，常熟棉布产量进一步提高，销路也更广。“轧而为絮，弹而为棉，纺之成纱，经之上机，织之成布。常昭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阳，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民生若无此利赖，虽棉稻两丰，不济也”。[18]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在“实业救国”口号的影响下，常昭地区的一些市镇也出现了不少近代工场手工业，这些工场手工业主要集中在棉纺织行业，所使用的布机大多是手提式，机器织机较少。
尽管它们与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尚有一定差距，但与手工作坊相比，无论在产量、组织程度和经济效益上都有很大提高。
常熟布厂要比纱厂多些，据记载“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厥后逐渐多至三十一家，间有设立分厂者”。
这些布厂中，大的有布机200多架，少的也有80到90架，31家布厂的铁机、提花机，平布机等共约3000架。以每百架需男女工160人计，则共需工人4800人。以男1女9计之，则男工当480人，女工当有4320多人，年产布匹约40万匹，价值银180万元，销路除本省外，还运至浙江、四川、湖北、哈尔滨等处，而皆以上海为中转站，各布厂在上海都设有发行分销所。
其在虹桥市设立的第3分厂，又名勤德机器染色整理工场染出及整理过的布匹、绸缎“均极匀洁，光泽鲜艳逾常，为远近各县所未有”。[22]
布厂是常熟主要手工业，分布于一些市镇及少数乡村地区。清末，常熟布厂有的在厂内设机纺织，有的完全放机，有的一半放机，一半厂内设机纺织。
常熟市镇纺织工场的工人大多是当地农家妇女。“当地织工向以善织著称，所织之布，迅速光匀，故无锡等处之布之，莫不乐于罗致之。”常熟布厂最盛时有100多家，开工的布机有4000余架，日付工资达2000余元。棉纺织业的发展部分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许多农家妇女到布厂从事棉织业，布业“嘉惠贫农，实非浅鲜”。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加深，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中国市场，常熟的棉纺织业日渐式微。“常昭等县土布，从前销路甚旺，自内陆织机棉纱盛行，而土布之销数日减，小民生计维艰”。[23]从其内部分析，常熟土布业的衰落也有其历史的必然，常熟土布业制造工艺粗糙，技术落后且墨守成规，自然难与洋纱、洋布抗衡。
明代常熟直塘市以产糖知名，相传直塘制糖法为“元富室何氏所创，后人相传其法：惟直塘市者最佳，它方虽有效为者，终不及也，故特名直塘糖”。[3]
清道光年间，常熟有牙行384户，昭文县有牙行631户。牙行收购四乡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为农家和客商的商品交易服务，起着中介桥梁作用。
唐市“东南水区，一遇洪涛，室庐漂荡，何有田畴，所恃唐市砥柱其中，商贾辏集，居民稠密，享有贸易之利，此民得免离散也”。[27]唐市水陆交通便利“商业日繁盛，惜以财力薄弱依附钱业者居多，出口业以米、麦为大宗，多运至上海、无锡，进口以竹布、洋纱、绸缎为大宗”。[25]
由于广大农民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江南由全国产粮区变成缺粮区，常熟“其民独托命于棉”，“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28]清朝一奏折中也反映了常熟的缺粮情况，“常昭产米甚少，每患不敷民食。前此居民日食所需，不资于苏郡已经过关（浒墅）上税之米客，即资于常郡所属不必过关上税之土产晚稻”。[29]
当时，苏州是江南的米粮贸易中心，浒墅、月城、枫桥都是著名的米粮市镇，常昭两县生产的棉花和布匹都要经过浒墅关到苏州交易，然后再从苏州、月城、枫桥籴米而归。
清苏家尖“商旅至此，舣船候潮，其粮食重载，有甘贱粜而轻斋以归者。本区获垄断之利而市嚣斯沸”。
清徐六泾市在康熙20年后“海物纷来，米船云集，渡头报赛，日日笙歌，旅店留宾，家家灯火，一时之盛”。[9]后因市河淤塞，米商渐少，徐六泾因米市的衰落而一蹶不振。
“古者日中为市，里睦则以日出为市，亦与他处同，惟以前布市甚早，五更则庄列风灯，抱布者联络不绝至晓庄收，后货物交易，今则收布亦则在日出后矣，惟新花出时，牙行为客收买零花，为时独早，乡间牙行且高悬标灯，其早可知。平时，亦不甚早也”。[30]里睦布市和花市的交易情况是明清时期常熟地区棉布交易情形的反映。
布庄，花庄，牙行介于纺织者与广大市场之间，专门替客商收购棉花或布匹，或设肆收买充当小客，这些开庄设行的商人资本雄厚，往往在收购棉布时有意压低收价，这在当时称为“杀庄”。
福山镇“北门外，民居较密，镇则为市舶所集，人烟繁集，每值渔汛，商贩尤多”。[31]
陆家市“在王市东，北临盐铁塘，海洋塘水所出入地，鱼盐蜃蛤凑集焉”。[9]
清乾隆年间“常熟宁绍会馆始末记”反映了当时浙江宁波、绍兴商人在常熟修建会馆的前后经过。市镇商业的发展使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正是这种形势下，常熟商会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初名常昭商务分会，选举议董14人，并推杨崇光为总理，后由邵曾鉴继任。宣统元年，袁圻为总理。[31]
1940年4月，谭震林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到达常熟，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打开了抗战新局面。建国后，谭震林曾任曾任浙江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原载常熟高专学报2002第5期。作者：周志斌，1964年生，男，江苏如东人，时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6]弘治常熟县志，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常熟县私志，皇明常熟文献志等’市镇”[Z].
[8]民国重修常昭合志[Z]-卷二·疆域志·市镇-
[10]顾崇善·里睦小志[Z]·卷上·地理志、卷上·杂志，
[12]管一德.皇明常熟文献志[Z].卷一·市镇志.
[13]乾隆常昭合志[Z]·卷九+人物、卷一·风俗.
[16]光绪常昭合志稿[Z]卷四十·游寓、卷四十六·特产志
[21]严中平.中国棉纺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22]江苏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
[2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卷[M]·北京；三联书
[25]东唐市乡志[Z].卷一▪第3课工业、卷一·第4课商业、
[27]唐墅志[Z]·卷上·形胜，道光14年手抄本。
[2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6册“苏松·兵防
[30]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1]江苏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Z]北京：三联书店，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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