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存在著前述的概略定義，紳士鄉紳仍是明清史學界持續討論的爭議概念
先是傳統中國國家構造中，鄉紳作為什麼樣的存在並予以定位這個問題就如同重田德在他對日本學界的鄉紳研究史進行的出色整理中提到，2從來存在著兩個視角，即：從國家方面來看的視角，也就是強調官僚性質這一面，把鄉紳當作國家統治代理人的視角；以及從社會方面來看的視角，也就是強調自律性地方社會的代表人或者控制基層社會的大地主等一面的視角圍繞這兩個視角的討論從戰前至今的中國研究進程中不停交錯，卻不容易歸結出清楚的鄉紳面貌
中國史研究中的鄉紳雙重面像，是與國家與社會問題有直接關聯，也就是說，一方面是，乍看之下像排除地方勢力的自治自律觀念似的一君萬民的強大專制國家歷經二千多年的存在；另一方面，與國家統治鬆動的情況互為表裡，在地方社會中發揮自治機能的宗族村落等社會團體之根深蒂固地存在這兩者的關係如何這一大問題重田德試圖整合這兩個關於鄉紳的視角且明確定義鄉紳歷史特性，提出鄉紳支配理論，對於明末以後的鄉紳勢力作為來自下層的封建化和來自上層的封建化這兩個趨勢之結合來加以說明也就是說，將以帶有封建式統治性質的地主—佃戶（小農）關係作為基礎，貫徹私人支配的大地主其來自下層的封建化的能量（energy），以及身為中央集權國家的官僚階層，要將其權力為私有物而半獨立化的來自上層的封建化的向量（vector）兩相結合後的產物，換句話說，就是無法實現領主化的封建支配者，在集權制的保護傘下，最大限度地展開的實際上的支配 ，那就是鄉紳支配3❷
從這樣的觀念出發，將明末清初認為是鄉紳支配這種具有特殊中國式型態的封建制的成立期，對於重田這樣的構想，引起贊同與反對的意見，成為二十世紀七年代明清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如以下內容所見，雖然本章中對於鄉紳的觀點與重田不同，但本章想處理的問題，卻也可說是與重田提出的問題並無二致，並且在本章也不能說沒有發現特別的新事實，而在史料方面，則不出包含重田的論文在內的歷來鄉紳研究已經使用的範圍，這一點在此先提出說明
相較於直接連結國家論而討論鄉紳的本質之日本鄉紳研究，歐美鄉紳研究首先注意到在地方社會具有威信和影響力的紳士（在英語圈一般譯為gentry）這一具體現象，然後以紳士範圍與紳士勢力的具體基礎等論點為中心而展開研究以華人研究者為中心，自二戰後以來形成的論爭，其框架大致如下，
一方面是張仲禮何炳棣等的見解，4他們的主張可歸納數點：
(1)藉由持有官職科舉功名所得到的直接收入，比經由擁有土地所得收入重要，而沒有官職科舉功名的地主無法對抗抗租和苛稅，則無法享受持有土地的利益，所以具有官職科舉功名，正是他們富有的條件
(2)因而中國的菁英階層（=紳士）被定義為具有官職科舉功名者組成的限定且明確的團體
(3)經由科舉競爭而獲得的菁英地位是不穩定的，因此中國社會的流動性（socialmobility）相當高
另一方面，是以費孝通等為代表的見解，5他們將紳士當作以土地所有與科舉所需的文化素養作為特徵的富裕階層，其範圍不如上述學說那麼限定且明確依據這個學說，鄉紳階層透過血緣上相互扶助的關係，不僅在科舉的時代，即使在科舉廢止之後仍保有安穩的地位，在這點，兩個學說形成鮮明的對照❸
如果我們認為，強調紳士的官僚屬性的前者是反映從國家出發的視角，而強調紳士的土地貴族式性質的後者則是反映從社會出發的視角的話，圍繞著地方菁英屬性的歐美學界議論，與前述著眼國家論的日本學界的鄉紳論也可說有共通之處然而，相較於日本學界的紳士研究，歐美學界研究特色在於，並不是將紳士的歷史屬性直接連結國家構造來進行討論，而是通過紳士的收入或家族盛衰的統計研究以及詳細的事例研究，採用社會流動性的大小與各種收入來源的相對重要性這些量化研究方法，來探討紳士勢力的來源這一點6
再者，作為重田理論的問題點，在過去就曾被提出來的是鄉紳為何在明末十六世紀這個時期急速地擁有勢力的這一問題7❹
說起來，從鄉紳作為官僚資歷者的語意而言，其起源應與官僚制的出現一樣古老才對起碼在科舉官僚制已整備的宋代以後，具官僚資歷者在刑法上徭役分配上的優惠規定已是與明代幾乎不變的形式存在許多研究者皆指出，明末鄉紳利用徭役的部分免除特權作為槓桿進行快速地土地累積，是鄉紳勢力擴展的主因之一，然而若是如此，為何在明代中期以前沒有發現這樣的現象呢？在中國自古以來已存在的地主制和官僚制，為何不是別的時期，而是在這個時期兩者相結合，使得重田德所謂的封建化傾向顯著化了呢
十六世紀被視為世界史分期問題上的關鍵封建化傾向顯著化了呢？十六世紀被視為世界史分期問題上的關鍵時期之一，而在中國，鄉紳勢力的擴大或許與這樣的世界史狀況有所關聯吧
雖然關於鄉紳的問題非上述可論盡，但本章先暫且將問題集中在這三點來思考看看
何謂鄉紳 ，也就是說：
(1)產生如同鄉紳般的中間統治階層的傳統中國國家體制特質；
(2)在地方社會上鄉紳的威信勢力的根源；
(3)在明末鄉紳勢力擴展的世界史背景
雖說如此，在處理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將鄉紳的具體面相再更清楚地釐清，故在此下一節，首先將對於鄉紳是怎樣的一群人，以最低限度且必要的範圍內勾勒其輪廓
二鄉紳像的輪廓
從二十世紀初期到一九四五年的戰敗為止，在中國積極地從事著作活動的在野研究者橘樸，在其中國官僚論裡，推崇清末小說官場現形記作為能如實地捕捉到官僚此一大社會階級的階級性的文獻，廣泛地引用這部小說來論述中國官僚的性格8再者，要比官場現形記早一世紀半出現的清代前期小說儒林外史也是，以諷刺的眼光與細膩的筆法，生動地描寫被科舉制度重壓粉碎的明清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態而廣為人知對當時的人們來說，作為鄉紳形像的核心鄉紳風格──也就是藉由舉止態度說話方式與風采等醞釀出一種氛圍──關於此類的描寫，歷史研究是再怎麼努力也比不上這些同時代的小說吧因此，推薦對此感到興趣的讀者可以一讀這類小說，而在此僅從極枯燥無味的外形特徵來略窺鄉紳形像的輪廓
首先，一個人要如何成為鄉紳？
眾所皆知，在明清時代，要成為官員的條件，一般來說，就必須要通過幾個階段的科舉試驗，而科舉制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考試資格的開放除了奴僕和倡優等被視為賤民者，以及具前科者等一小部分的人以外，考試資格幾乎是向所有男性開放
有些見解強調，因為能長期埋首於舉業者實際上只有富家子弟，因此能夠應試者僅限於富裕地主階層但是必須留意的是，像這樣實質上的不平等，並非顯示出部分階層的特權性質，毋寧說是當時教育制度的徹底自由放任屬性的產物當時並不存在如同近代的義務教育般將所有孩子強制放在同一起跑點的官方規定，而教育是全部取決於家長與當事人的自發性意志以科舉這個終點為目標的這場競爭，是沒有保證機會平等的起跑線，沒有起跑鳴槍，也沒有劃定了同等距離競走路線的自由式競爭在那樣的競爭下，有沒有足夠獲得高等教育的寬裕經濟，以及身邊有沒有能提供必要資訊的知識分子等條件，形成了難以跨越的障礙於是理所當然地，對大多數貧戶子弟們而言，很少有機會被激發朝這個終點奔跑，儘管他們並未被禁止參加科舉考試
若從考試內容來看的話，科舉的特色，並非直接測試職務上必要的實務能力，而是解釋四書五經的本文和作詩等，重點是以儒學為中心的文化測驗這樣的教養考試下培養出的人，並不是富有行政能力的專門官僚，而是整個腦袋充滿迂腐知識的外行人行政官──對於科舉制度弊端的這類批評，從今天的看法來說是很容易出現的實際上，對明清時代的人們本身而言，科舉試驗並不一定能有效錄取優秀人才，反而造成只會巧寫時文的卑鄙人物四處蔓延的結果，像這樣的責難在當時也是常常聽到的議論但是必須要注意的是，在當時的中國被視為擔任官僚所必要的資質，並不是要知悉法律條文，或是熟悉徵稅方面的複雜計算的實務技術──這樣的技能毋寧說是作為衙門事務員的胥吏，或作為官員私人顧問的幕友的要件──而是要具備位居於百姓之上，能適應各種狀況以進行最適切統治的真正的道德能力全人格的優越性企圖使用向萬人開放的公平做法來測驗真正的道德能力時，即使意識到其中有種種缺陷，但是仍然不得不採用以陶冶人格為課題的儒學位居中心的文化測驗從而，考取科舉功名一事，即意味著公開認定合格者其人格的優越性當然，受到民眾指責的劣德紳士也很多，因此大家都能深刻地了解科舉資格與真正的道德能力之間是有差距雖然如此，他們很難想像除了科舉功名以外，還有其他客觀標準能系統地顯示眾人的人格高低差別
以科舉考試為目標的孩子，約五六歲起跟著老師，以閱讀背誦經典寫作簡易的對句作為起始，進而學習經典的解釋和八股文的寫作方式對他們來說最初的考試是由州縣和府的學校舉辦童試 ，合格以後便取得生員資格，才能參加作為晉用官員考試的科舉科舉大概分為三階段，省會舉行的鄉試合格的話便成為舉人；接著在首都參加由禮部舉行的會試和皇帝直接擔任考官的殿試 ，合格後則成為進士科舉的特徵在於這樣的階梯式結構，而且愈往上走，關卡愈極端地狹窄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概略算出全國生員數約五十萬人，作為終極目標的進士人數，在每三年一次的考試裡錄取兩百至三百人左右，是極為狹窄的，假設進士在考取合格後平均還能活三十年，則全國的進士數量就是僅僅二千至三千人的程度附帶來說，十七世紀的中國人口被估計為一億數千萬人，往後到十九世紀的兩世紀間，增加到四億人左右，但是科舉合格者的定額卻沒什麼變化這樣的制度帶來的結果，是導致大量持有科舉應試資格卻未能作官的生員舉人滯留在地方社會他們即構成所謂士的階層對他們來說，準備科舉考試並不是為獲得職業需要經歷的一時性的經驗，就像是被稱作舉業一般，是一種甚至要耗費大半輩子的職業一旦通過科舉即成為紳士，會為當事人及其家族的社會地位帶來急劇的變化這樣的傾向特別是在明末東南沿岸地方更是顯著，也是當時的人們常常加以諷刺性描述的事情一旦通過鄉試會試，財富與人潮就像是與合格通知爭先一樣，都會聚集在合格者家裡
根據明末的太倉州地方志的記述，往者鄉會榜發，群不逞各書呈身牒，候捷騎所向，進多金，求入為奴，名曰投靠所進金豈奴辦，多以其族無干田屋贄，否則係人奴背主且挾舊主田屋贄，曰投獻（崇禎太倉州志卷五，風俗志．流習）
根據顧炎武所記述，在當時的江南，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日知錄卷十三，奴僕）
前述小說儒林外史中最為人熟知的部分，是五十三歲的貧窮書生范進考了二十幾次童試才初次及格，接著參加鄉試成為舉人時引起一連串的大騷動鄉試的合格通知來了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范進）：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同縣的富裕舉人范進鄉試合格的當下，便趕緊前來結交關係）家又來催著搬家搬到新房子裡，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9❺
然後，無法適應環境突變的范進的母親，一被告知所看到的豪華家產和家具都是自家的東西，竟然高興得昏倒，就這樣沒了氣息像這樣，科舉合格者即使是貧窮出身，短時間內即化為富裕有勢人家，外出時則乘轎，使奴僕們跟隨，成為受到往來人群矚目的顯要人物
關於通過科舉且任官之後的官僚生活，在此姑且置而不論，接著來看關於他們退休後，或是閒暇時等在鄉里的地方社會裡顯示出作為鄉紳身分的行動清代的官箴書屢屢強調，地方官在統治該地方時必須與熟悉地方事務且具民望的鄉紳階層合作實際上在明清時期一旦與熟悉地方事務且具民望的鄉紳階層合作實際上，在明清時期，一旦地方上有重要問題發生，就會召集州縣內鄉紳到城隍廟等處商議問題
在明末清初的中國，出現批評過度中央集權化，並且強力主張透過導入封建式要素，以去除郡縣制度之弊害的議論，那些論者（例如黃宗羲）認為天下政治之基礎不外是這類紳士階層的地方公議
鄉紳這個階層，當時被認為應是能在他們彼此之間共同合作或與地方官相互協助下推進地方政治，而實際上他們也發揮了那樣的角色作用
但是，像這樣的提供協助，不過是當時鄉紳的其中一面而已在其他方面，鄉紳彼此之間或與地方官之間是有可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和對立的，特別是在明末，鄉紳依賴其勢力凌虐周圍庶民，並與官府發生衝突，也就是說所謂鄉紳之橫是受到注目的
舉經常被引用的明末福建鄉紳林希元的例子來說，在糾彈其行為的官吏所寫的彈劾文裡提到，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為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此等鄉官乃一方之蠹也……蓋罷官閑住，不惜名檢，招亡納叛，廣布爪牙，武斷鄉曲，把持官府等，❻
文中關於走私貿易的記事，是與十六世紀中葉明朝禁止私人海外貿易政策之下盛行的走私貿易以及海上掠奪即所謂後期倭寇活動有關林希元就是被視為掌握走私貿易門路的重要人物前述的重田德，也引用關於林希元的這段記事，提到將自宅比擬為官府，自稱為林府 ，行使裁判權 =刑罰權，或出示告示，甚至作為自己實力背景收養亡命叛徒成為私人武力，武斷鄉里事務並凌駕於官府之上，宛如獨立王國一般幾乎是貫徹他的控制
重田還注意到，像這樣稱某府者在該地方除了林希元家以外還有數十計，因此認為這些事例顯示當時有一股由下而上的封建化的傾向10
如上所示，所謂的鄉紳，在當時的社會裡，不論是好的或壞的意思仍都被認為是具有威望且比平民高出一階的人物當時地方社會的情況，或許可以用如下印象表達出來：由眾多奴僕和趨炎附勢者簇擁跟隨的這些鄉紳，並立於像大海似的廣泛大眾之中；他們鄉紳之間或與地方官之間，保持聯繫的同時卻也彼此競爭，導致地方社會動盪的局勢
藉著科舉的合格，一個人可以從一介平民上升到擁有如此的威信這樣一來，在他死時，其勢力會變得如何呢？關於這個問題，是與第一節裡曾提過社會流動性的問題有關，也是在歐美學界圍繞著何謂紳士的爭論點之一，實際上這個問題應是依據不同地方而呈現各種不同的樣貌從極端的一方面來看，例如明末的江南，在那裡可以看見非常激烈的家族盛衰
這個地方是明清中國的經濟文化上最進步的地帶，雖然保有強大勢力的鄉紳輩出，但就像是主勢一衰，（奴僕）拔扈而去（乾隆上海縣志卷十二）；❼郡中甲科名宦……一死之後，子弟之淪落者，受辱者，飄流者，鬻身者，役累者，惡可勝道（范濂，雲間據目抄卷二）
還有，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歸有光，震川先生全集卷二十五）等，顯示當地家族沒落速度之快
另一方面，中國的其他地方有不同的情況，例如希拉里．貝蒂（Hilary J. Beattie）在有關安徽省桐城縣的詳細事例研究中，11論證當地從明末一直到清代，數百年間有幾個望族都保持著安穩的勢力，而且支持其家族勢力的，並不一定只限於具官職科舉功名者，而是透過擁有土地和接受教育的傳統，在這些家族中源源不絕地產生出來的具有教養且富裕的人們像這樣的地域差別要如何說明，是鄉紳研究的課題之一
在接下來的章節，對於第一節所列舉的鄉紳研究的問題點，試著各三明清時代的國家與社會所謂的中國傳統國家體制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特徵──這是一個單純卻困難的問題
一方面來看，從西元前三世紀秦朝統一至清末為止，中國的國家體制可說是一直以來採取郡縣制度，也就是由皇帝透過官僚機構進行全國一元化統治的集權國家體制與此不同，日本或西歐中世紀社會就是以分權多元化權力構造為特徵，並不存在所謂統一的公權力，而是呈現領主或自治城市等的自律式權力彼此爭執並存的狀態與如此狀態比較，中國傳統國家的一元化統治體制，可說是站在完全相反的極端史記秦始皇本紀提到創造皇帝稱號，以及貨幣度量衡車軌的統一等事業，具有象徵性地顯示以唯一的統治者為中心而普遍地推展的單一統治空間這一理念，是克服封建時代的多元化權力構造以後，才逐漸創造出來的過程當然在這之後，中國時常處於分裂時期，然而從分裂時期的王朝中究竟誰才是正統的議論亦即正統論的盛行所示，這種本來天下就應該由唯一的中心進行統治的理念，幾乎沒有任何動搖地一直延續到清末❽
然而，另一方面，到了近代，在外國人觀察者或中國改革派人士眼中的中國，並不是強力貫徹一元化統治的場域如同孫文在以三民主義為題的著名演講中感嘆，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 ，12他感到具有內發向心力的國家的形成，是中國在民族國家彼此競爭的國際環境中求生存的緊急課題在中國，人們實際上服從的是宗族村落或行會等自治性質社會團體的統治，而國家只是覆蓋於這些團體表面上的一種精神權威而已，像這樣的見解在戰前的中國國家論中是相當強而有力而且，以這樣的視角來追溯中國歷史的話，幾乎不管是哪個時代，在皇帝一元化統治的理念下，豪族和鄉紳等中間管理階層或宗族等中間團體，對於地方社會秩序的維持（或是擾亂）以及地方政治的動向等方面，能發揮巨大的作用從這樣的觀點所見傳統中國國家體制的印象，便與前述一君萬民式的印象正好相反，而是強調自治性質中間團體聚合的這一側面
對於上述這些見解，無論是哪一邊，當然都會招致批評，認為這些學者描寫的二千餘年帝政時期的國家像是過於一成不變，而無視於其間的變化與發展把西方歷史時代劃分方式套用於中國歷史這一嘗試，早在二十世紀一年代的日本已經開始進行13
特別是戰敗後的中國史研究，站在欲克服戰前有力的中國社會停滯論的立場，致力於證明中國史也經歷了與西方歷史基本上同樣的發展過程前面提到重田德的鄉紳支配論也可以認為是這種時代劃分論的嘗試之一，因為他的研究力圖探討中國歷史上封建制度的特質及其成立時期
然而，像這樣的嘗試，不一定可說是成功的對於西洋史或日本史的研究者而言，古代中世近世等語詞是指哪個時代，雖然多少存在不同見解，但是大致上可說是形成共識，然而在中國史方面，例如能類比為西方的中世封建制的時代，究竟是門閥貴族勢力強大的六朝隋唐時代，還是宋代以降地主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期，甚或是成立鄉紳支配型態的明末以後時期等，其看法因人而不同，有時甚至出現千年以上的時代差距導致這樣情況的原因，在於不同的論者對於中世封建制等語詞所賦予的定義各有差異；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傳統國家體制具有獨自特色，不允許輕易套用擷取自西洋史的發展模式❾
討論鄉紳的歷史特徵的困難點，歸根結柢可歸於前述關於中國國家論的各方學者百家爭鳴的狀態關於諸多議論堆疊累積而成的問題，在有限的篇幅內，當然不可能導出簡單的結論，但是在此將把焦點放在產生鄉紳勢力之場域亦即當時地方社會的樣貌試著探討鄉紳的特質
十六世紀鄉紳勢力的成長，可說是跟地方社會的流動化一同進行就像當時老生常談的論調，往昔的農民安居於農村而很少踏入都市，近年則人們都流入城市所示，從農村往都市的人口流動，是這個時期的特有現象說到人口流入城市，或許會令人想到脫離土地的農民們作為無產勞動者流入城市，成為城市工業發展之基礎然而，當時的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們的原因與其說是工廠，毋寧說是大地主商人與官府等住在城市的掠奪階級的華奢消費，從而依賴這些消費所生的不穩定就業機會使得許多人聚集過來他們並不一定放棄土生土長的農村而定居城市，反而是把生活基礎置於農村，然後到城市打工的形式居多，不管如何，跟隨著這樣的城鄉移動，擴展了農民的生活世界，使得往昔似是遙遠存在的鄉紳和官府等權威與農民們接近的機會增加了
帶來這股流動化現象的主因為何的問題容後再述，在此先探討地方社會的變化與鄉紳勢力的成長如何連結
松江府人何良俊的隨筆中著名的段落提到：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為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為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蠶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已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四友齋叢說卷十四）
據他觀察，成為鄉紳的奴僕的是從農村流出的人們他們並不僅限於貧農，即使擁有財產的人也會投靠鄉紳
在清初當紅作家李漁以明末四川為舞臺的小說三與樓中，描述有人投獻鄉紳的情景，其概略如下某官僚退休回到鄉里時，一位二十多歲的婦人手拿文契跪在路旁，叫喊：只求老爺收用這位退休官僚讓婦人上船並看了文契，上面寫著婦人的丈夫的名字，要連人帶產投靠進來為奴僕退休官僚問：你是好人家出身，為何會淪落到這般地步？婦人回答：小婦人原是舊家，祖父為了廣置田產而招致人們的忿恨因為父親是生員，即使有些紛爭和訴訟也能平息下去，但祖父與父親相繼去世後，對於只是平民的丈夫，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們，竟然一齊發作都向官府告狀，一年之內，打了幾十場官司，家產耗費一大半，丈夫被關在牢獄中如果沒有像老爺這樣的顯宦當己事去處理，是救不出丈夫的凡是家中產業，連人帶上，都送與老爺；只求老爺不棄輕微，早賜收納這些頻頻投靠鄉紳的人們背後，有激烈的競爭社會存在於是可知投靠投獻於鄉紳，成為在這樣的社會下面臨沒落危機的人們藉由隸屬的形式，與具有權勢的鄉紳攀結關係，作為保障己身安全的一種手段
不只是奴僕，還有攀附親戚關係的人們自稱祖輩的友人的人們，以及推薦生財之道的人們等，為尋求與鄉紳的連結關係而聚集起來他們這群人，或參與鄉紳的經營事業，幫助鄉紳致富，或在地方社會兼併小民，收奪百姓 ，成為恐嚇抵抗者的暴力分子宛如獨立王國般的明末福建鄉紳的控制，可說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鄉紳勢力的顯著型態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與鄉紳締結如主僕般密切關係然而，未擁有這種關係的弱者，往往成為強者掠奪的目標，這形成一種驅使人們尋求與鄉紳連結關係的動力，在明末地方社會經常可見這樣的力量在作用著
在此想先確認的是，支持當時鄉紳勢力的來源，並不是那些氏族或傳統村落等語詞會令人聯想的封閉且土生土長的人群聚落鄉紳勢力成長的背景，毋寧說是狹窄安定的生活圈的解體，人們以分散的個體狀態被投入競爭社會的明末狀況在這樣的狀況下，每個人根據自己的選擇而能動地形成起來的人際關係，才成為鄉紳勢力的基礎不限於鄉紳勢力，在關注傳統中國社會發揮自治機能的宗族村落行會等社會團體時必須注意的是，把有關西歐社會發展的一般模式套用於中國社會團體的這類嘗試往往屢屢挫敗一般認為，在西歐，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共同體趨於解體，個人自立，而公民社會由此成立與此對比的是，在中國，上述社會團體都是在具有社會流動性高競爭激烈且生活不安定等特色的地域中，展現其強大的集結力與活躍的活動力
例如，從他鄉聚集到大城市的工商業者海外華僑住在邊境新墾地的開墾民等人們之間，積極地形成同鄉團體和血緣團體，正是因為他們深切地感受到，在那樣的地域環境下，採用各式各樣的連結來形成堅強的相互扶助關係是有其必要然而，像這樣的地域的流動性之高，同時也成為這些團體內部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宗族等社會團體的實際狀況之所以隨著地域不同而展現多樣化特徵，原因在於形成宗族等這種社會現象，是立基於多重主因下微妙的選擇而產生所致總之，鄉紳勢力與宗族等社會團體的力量看似相當強力，但是其背後所呈現的，並不是像貝殼般封閉的自治團體聚合下構成的社會，反而是各自分散的個人活躍地相互交涉競爭而形塑的流動社會，這一點是筆者在此想先加以強調之處
那麼，至少在理念上應該標榜一君萬民的王朝權力，對於這樣的民間勢力，是採怎樣的態度？或被認為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
二十世紀三年代初，在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委託下進行中國社會之分析的英國史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ney, 1880—1962）指出，中國人在悠長的歷史中未曾有過主權國家的經驗，因而傳統中國的一體性不過就像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會一般是屬於精神上的存在14
基督教會這個比喻，敏銳地抓住中國傳統國家的統治理念具有的普世主義特徵，以及與此分不開的文化主義特徵──也就是說，統治並不只意味著依靠實力的有效統治，而且以德化亦即文化上的同化為目標然而，中國傳統國家並非將人世的統治全交由俗世勢力而安於精神上的權威，這也是事實即使是強勢的鄉紳，也被國家強制徵收賦稅，而若有逃稅或犯下罪行的情況，就會用實力來處罰──只是處罰方法相對於平民還是有差別在民間形成的勢力，儘管十分強力，但沒能對國家主張領域統治權，以使國家權力在其境界線外止步在廣大的中國境內，雖然有許多如同桃花源和梁山泊一般，是國家權力的觸手無法觸及實質享受從國家權力解放的自由的地域，但是這些地域並非如中世紀歐洲的庇護所（Asyl）般被當作是具有特權的空間
另一方面，傳統國家以在地方統治上尋求鄉紳的協助，或獎勵民間自行處理瑣碎糾紛等形式，表現出國家依靠民間勢力的姿態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之間耳熟能詳的議論是，天下終究並非皇帝一人就能統治，國家權力若介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而是擾亂社會安寧甚至造成國力衰弱，這樣的反專制論在明末清初時期高度讚揚封建體制的情況下更是特別盛行
當然，也有人站在對抗這種反專制論而主張強化中央統制的立場，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不應該把中央權力強化論和民間勢力重視論之間的對抗，理解成圍繞在民間團體的特權與國家主權相互的統治權爭奪戰這場論戰討論的不是哪一方擁有正當統治權利這個問題，而是究竟哪一方才能相對有效地維持社會安寧這種有關統治手段孰優孰劣的問題也就是說，民間勢力重視論者高度讚揚民間自有維持秩序的機能相對於此，中央主權強化論者則予以劣評這樣高低不一的評價產生意見分歧，而並不是出於地方勢力主張自己的特權而國家對此否定的這種圍繞統治權的衝突社會安寧與萬民調和共存──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人人適得其所──正是民間與國家共同的目標，而且能否實現這個目標才是保證議論之正確程度的基準從而，在現實的國家決策之際，官僚們所摸索的是，為了實現這個共同目標，最合適的手段為何這一課題──換言之，他們要尋求的是，國家介入與依靠民間秩序這兩個方向之間的合適點如同易姓革命的觀念所示，國家權力本來就被認為有保障萬民和諧生存這一上天賦予的任務，國家權力的正當性，畢竟也是取決於是否能達成此任務而定
在國家體制方面，看來像集權的也像分權，而且就國家權力和民間勢力之間的關係來說，像是彼此對抗的也像是相互合作的──像這樣的中國社會秩序的形貌究竟該如何描繪呢？
首先，作為秩序觀的原點， 先假設所有人的意志都朝向全體社會安寧自然而然地達到和諧這一理想狀態於是擘劃全體社會福祉的皇帝的意圖，自然無須等待皇帝的命令而地方官與地方豪族就會自動自發去做，人民則一片和樂順從皇帝的旨意，自然而然地實現社會安寧──那是一個沒有必要去探詢代表全體社會的公權力應該歸結到何處，或是該怎麼分割權力而分配於社會各部分等問題的世界那也可以解釋為皇帝個人意志能直接傳達到社會底層的狀態，也可以視為所謂官僚和紳士等良才的意志下主導的秩序，同時也可以認為正是廣泛民眾意志聚合下成立的社會而且是上述幾種解釋都沒有爭執能和平共存的世界維持社會秩序的機能原本就遍布在全體社會中，在理想狀態下所有一切都被當作是沒有爭執能共同合作的狀態當然，現實社會是充滿紛爭的，中央政府地方官紳士民眾等社會各階層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政治對立然而，那種對立並不是出於圍繞國家體制的問題而發生，而被認為是有了壞人擾亂上述和諧狀態才出現在皇帝的私受到彈劾時，彈劾者會針對專制君主加以激烈批評，並且擁護地方公議封建在批評地方紳士圖謀私利的語境中，體現公的皇帝其絕對性是受到強調的在糾彈權勢者惡行的輿論中，將不學不慮的民眾自主發起的直接行動，極度肯定為展現天意的公這些輿論分別與擁護地方的自治特權皇帝的絕對權力大眾式民主主義的議論相似，其實，邏輯上來說這些議論也不互相排斥也就是說，他們最關心的，不是哪種國家體制是最好的，而是皇帝地方紳士與民眾為了增進社會全體的利益，能相互合作以實現實質的和諧狀態破壞這個和諧狀態的人物被除去的話，問題自然也會解決
鄉紳是國家統治的代理人？還是地方社會的代表人士？探討這些問題時卻一直受到忽視的是，上面所述那樣的國家官僚和地方有力人士各自角色功能界線的模糊──更明顯地說，他們角色功能之本質上的同一性如我們認為，無論國家機關或民間勢力，這些同一性質的維持秩序機能原本就遍布於整個社會的話，那麼像是鄉紳的性質究竟歸屬國家或社會的問題，就顯得沒有意義了不過，與像一般近代國家那樣國家與社會在機能上的分離而彼此依存的狀態比較來看，中國的秩序觀上的這兩者機能上的同質性，反而常常帶給觀察者的是國家與社會（互不干涉之意的）分離的印象，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正是在於兩者屬同類型之故，民間勢力率領的地方社會，經常呈現出即使沒有國家也能成立，乍看之下像是自主自立的面貌恐怕這就是引發在中國史研究上圍繞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未曾止歇的原因所在
然而，那種國家和社會間分離對抗的情況，與國家和社會間相融協同的情況，都是屬於中國全體秩序因應各種狀況而呈現的種種面貌的其中一面，因此與其探究哪種樣貌是正確哪種樣貌是錯誤，不如去理解為何有時是以這種面貌出現，為何其他時候又以別的面貌出現，這才是必要的
若要與西方比較之下指出中國傳統國家的特色的話，既無法以國家權力的強盛來表現，也無法表達以民間勢力的強盛來表現而是依局勢的不同，中國國家的這兩種樣貌，不管哪一種都會展示出來以往的中國國家論傾向於使用力學式隱喻來試圖了解中國國家的結構 ，也就是說，首先把國家權力和民間團體作為人群的聚合與其發揮的力量來掌握，並以那些力量的相互對立與推擠分離與黏合這類力學式形象來解釋中國國家的結構與其發展但是這樣試圖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團體所展示無限多樣的強弱關係的面前，終究不得不遭受到挫折毋寧說，應該著眼的是，生活在中國社會的人們，他們與地方官鄉紳血緣關係同鄉關係等各種要素之間存在若干問題，像是如何估計其效用？因時因事進行怎樣的抉擇？會採取何種策略來行動？必須依據對於這些靈活的行動模式的分析，才足以統整地說明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時而呈現的多種樣貌的內涵
四鄉紳的威信來源
正由於鄉紳在地方社會是具有威信的存在，人們才會謀求與鄉紳的連結並聚集在其周圍，而且也不得不服從鄉紳支配那麼，為何鄉紳是具有威信的存在呢？對我們來說，感到疑問的是，姑且不論現職官僚，為何連退休官僚都擁有那麼大的勢力呢？以現今日本的觀感來說，不管是多高層的官僚，退休後還能在鄉里揮舞權勢且左右地方政治等，是幾乎無法想像橘樸所指出的中國官僚的特殊性 ，也是有關與近代常識有別的中國官僚的獨特性質關於其特殊性，橘樸所言約略如下：我們所使用的官僚一詞是近似於英文的officialdom和bureaucracy的意思，也就是說，這只不過是指所謂的官僚群和官僚組織而已近代日本和德意志的官僚在全體社會裡的確是構成社會的一部分，但是那些不管任何意義下都不是一種社會階級然而中國官僚是社會的一部分，同時也構成一種社會階級，而且作為統治階級居於國家乃至民族中最上層的位置作為社會階級的官僚群，指文武官僚和候選官僚一類是自不待言，甚至他們的家族也一併包含在內
而這一點就是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組織，與其他國家乃至民族之間產生差異的根本要因之一 15在這裡橘樸所謂階級一詞，按我們的用法，不如說是比較接近身分等級之意，是指藉由制度上的特權而與一般民眾有所區別的人們若把橘樸所言近代官僚與中國官僚的差別之處從另一個角度稍加推展開來，即如下所示
所謂近代的官僚制，就像bureaucracy（事務局的統治）一詞清楚指出的，統治的權力不在於官僚本人，而是附屬在非人格性（impersonal）職位，以及把這些職位組織起來的行政機關各個官僚可以說是進入官僚制這一具有自主動力的大型機構裡，各就各的駕駛座並按規則操縱機構的操作員（operator）從而，一旦離開駕駛座，回到家裡的官僚，作為其私人的資格來說就是一位平民，沒有任何權力能夠指使鄰人但是，中國的官僚就跟上述情況不一樣了前面已提到科舉試驗並不是測試事務能力而是測試人格上的優越性，科舉合格的重點在於，證明他是比一般庶民在人格上更來得優秀的人，官僚之所以有統治民眾的正當性，並不在於他的官職，而是歸因於他自身的人格上的能力包括休假中或退休後，有官僚資歷者，一直到死都能保持著因他的人格所認定的統治資格即使脫離官職卻仍發揮著他的社會勢力，在今日看來是公私不分吧，但是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退休官僚當然也和現任官僚一樣，是具有足以統治人民之人格的人
鄉紳的社會地位以各種表徵顯示出來，如：鄉紳與現任官僚之間以對等的禮儀交往的紳士社交圈在地方社會被創造出來；鄉紳與現任官僚同樣接受刑法上徭役負擔上的優待；在服裝和交通工具等方面也使用著有別於平民的繁瑣的階級性象徵（symbol）（橘）等等這些表徵都顯示出這些紳士是被視為比平民有更高階的社會等級若把重點放在世襲制固定化下的身分等級這一側面的話，就無法用前近代歐洲或日本社會的身分等級範疇，來解釋歷經科舉考試取得功名的紳士另一方面，紳士與民眾之間沒有公民平等的關係，而是紳士被認為在人格上處於優越的地位而與民眾有所區別，從這一點來看的話，那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具開放性的身分等級
那樣的話，有別於一般平民的紳士身分 ，究竟是國家給予的嗎？紳士的威信來源是歸屬國家的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有些微妙，不妨用以下的比喻來說明姑且把每個人所持的道德能力比喻為具有不同重量的各個物品每個不同的物品具有特定的重量，其輕重的比較原本應該有客觀的標準來衡定但是這些物品的重量光是看外表還是不知道，有人說是這個比較重，而其他人則說那個比較重為了有所決斷，就必須根據萬人認可的正確的磅秤測量重量而科舉，就是所謂正確的磅秤 ，用來評價人們的道德能力並公諸於世就像前面所述，以科舉合格為契機立刻就能成為地方社會有力人士的狀況，乍看之下，像是支持紳士的權力是國家所給予的見解然而，並不是由磅秤來給予物品重量，而是物品的重量不管有沒有磅秤都不會改變，同樣地，人的道德能力的存在本來就與科舉沒有關係，這是當時稍通情理的人們的共識不用說刑法上的優待或免除部分徭役等制度上的特權，如果沒有科舉功名是享受不到的，但足以享受這類特權的道德能力本身，不待科舉制度而已經內化於各個人物而所謂的科舉，就是發現那種能力的制度
不過，科舉制度這一磅秤不算十分準確，只能表示近似結果而已
很明顯，若有科舉合格的劣德紳士，也會有埋沒於市井的遺賢那樣的話，為何能說總體上這個磅秤是正確的呢？誰能用什麼方式來判斷他人的道德能力呢？而且其判斷的正確性又如何保證呢？決定鄉試或會試合格者的考官之所以具有像那樣資格的理由，就是由皇帝作為具公正判斷力的人物從中央官僚當中所選任如此一來，選定這些考官，而且在殿試中親自擔任考官的皇帝其判斷力的優越性，又如何能被證明呢？其實，能為此提出證明的人物，理論上是不存在於人類當中的其理由在於，要說有比皇帝更具備準確評量能力的人物的話，則那位道德能力優於皇帝的人就應該接受天命去當皇帝才對因此，雖然皇帝的道德能力在理論上不能立證──不如說正因如此──皇帝在判斷上的正確性不得不被先驗地認定，而被當作所有判斷的來源紳士的威信，本來根植於其人自身的人格，因此無法還原給國家，但與此同時，能公開評價其人格的制度，除了以皇帝為頂端的國家科舉制之外並不存在──就這一點上，紳士對於皇帝和中央政府有著摻雜自尊心和服從性的微妙立場
以上，從理念的觀點來闡述，鄉紳的社會地位，是來自於藉由科舉制度而被公認的當事人其人格優越性那麼，在現實的地方社會裡，圍繞鄉紳周圍群聚的人們，能說是仰慕鄉紳的人格而聚集起來的嗎？大多數的情況當然都不是如此窺探分送捷報的報喜人前往之處而投靠見都沒見過的人物，當時有關奴僕行為模式的如此描述，顯示著當時人們在以鄉紳為核心的人際關係之背後，明確地看出一種算計得失利用別人的關注那麼，能把追逐利益的人吸引到鄉紳周圍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歷來往往受到注目，那就是鄉紳的優免特權明末徭役過重成為社會問題，人們請求把自己的土地納入鄉紳的名義，企圖用來逃避賦役負擔
還有，前面提到的小說三與樓的例子可以看到，面臨訴訟要依賴鄉紳，也是拚命救助的當事人屢屢採取的策略訴訟和徵稅可謂當時地方官的兩大職務，而反過來說，構成中國庶民的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是訴訟和徵稅在這兩大事務之上，一般平民要避免直接碰觸國家權力那粗獷又凶狠的觸手，作為脫險保身的手段，可說就是與鄉紳建立人際關係
若人們向鄉紳尋求的是保護的話，在當時的地方社會，身陷沒落險境的人們尋求保護而集結，其作為核的存在，也未必只有鄉紳例如，像是行政衙門和軍隊等公家機關，也發揮私人保護效果也就是說，貧弱者可以投身衙門當差役皂隸等隸屬性質的僕人，或藉由投身軍隊充作隸屬性質的隨從，藉此不僅保障日常生活，還能以行政衙門和軍隊的威勢作為靠山，使他們面對其他庶民時能站在有利地位甚至作為行政衙門和軍隊鎮壓對象的祕密結社宗教結社也是，經由庶民之間廣域且強固的團結力，同樣能發揮保護的效能更甚者，清末地方社會的基督教會也是，雖然他們是新加入者，但是以連地方政府都能撼動的外國勢力作為後盾，也能成為尋求保護的貧民所集結起來的核之一
這樣來思考的話，所謂鄉紳，與其說是地方社會中具排他性的統治者，不如說是與其他各式各樣勢力並排下的核中之一種但和其他各種的核比較之下，鄉紳是國家體制上被承認的權威，也是深深扎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而且──單純來看──數量也很多由於這些理由，他們作為地方勢力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注目然而，在這些或多或少都能發揮同樣效能的各種核中，若說鄉紳具有壓制其他勢力的能力，那是為什麼呢？這樣的問題依然殘留著那是因為以他們擁有的土地為中心的鄉紳經濟實力嗎？或是，藉由曾經任官的經驗而與國家權力有聯繫呢？──這些提問設想鄉紳勢力的基盤可歸納為單一或若干特定的要素，但像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許到最後又把我們拉進無法解決問題的死胡同各式各樣的例外要怎麼處理呢？其實，這些多樣的要素沒有哪一個可視為基本的要素，而是它們呈現相互交織纏繞的狀態
如此一來，倒不如暫時放下鄉紳勢力，採取先從鄉紳屬性方面來解讀的方式，並且從人們為何要跟隨鄉紳的方向來考慮人們選擇鄉紳作為保護者，其基準並不在於鄉紳作為土地所有者以及他們與國家權力的連結等要素本身，而是在於那些要素能在地方社會展現多少程度的實際
保護力這一點人們把鄉紳認為是可靠的後盾，是因為他們預測到鄉紳一開口就會有許多人跟從，並且推想即使鄉紳多少有些蠻橫但是人們害怕其勢力也不敢反抗換句話說，鄉紳底下集結大量的人群，而且大家都知道鄉紳是具有勢力的人物，像這樣的情況，能產生鄉紳的保護能力，並且以其保護能力為由，人們更會聚集在鄉紳底下人們之所以聚集在鄉紳底下，正由於人們集結在鄉紳底下
雖然這是明顯的循環論法，但是以此為一個切入點或許能夠整合解釋鄉紳的多樣存在型態人們聚集在鄉紳四周的情形，可以比喻成類似股票市場的投機行為人們投資熱門股時，因股價上漲使投資者得到利益，而其利益的根源是來自多數人投資該股票一事之本身一旦出現這是熱門股的共識，就會引起多數人投資該股票的預測，以及根據其預測而採取的實際行動，這些交互作用使股票漸漸上漲起來科舉合格一事，在當時的人們的共識裡，就是被蓋上熱門股印記的契機之一多數人為尋求與熱門股的連結而集聚起來，這件事本身就逐漸形成鄉紳勢力然後當股票的價值開始下滑的話，人們就會放棄該股票而轉買新的熱門股
然而那個轉買的方式也會依據股票市場的狀況而呈現各種各樣的相貌吧以投機股的激烈市價變動為特色的市場裡，若不能敏銳迅速地買賣的話就會蒙受重大損失，而如此敏銳的買賣更加增強其流動性與此對比，在另一種更為穩定的市場，大多數的持股人會對多少變動都不介意，一直堅持保有績優股關於傳統中國的社會流動是大是小的爭論，換言之，就是鄉紳勢力的根源在於科舉資格，還是在於廣大田產所支撐的傳統門第等相關問題的爭論，這並不能把中國全體作一般泛論，而是應該依各地方經濟上社會上的條件所規定的行動模式的差異來考察的問題才對
五中國史上的十六世紀
現今的明清史研究，是把十六世紀作為商品經濟長期發展的起始期，大致而言以光鮮的形象來描寫這個時代──儘管在繁榮的背後趨向落沒的農民當然也受到關注然而，從當時人們的觀點來看，明末十六世紀是衰退和混亂的時代當然像商品經濟活躍的事實是受到注目的，但是大多以農民的棄耕官僚和大商人的奢侈等這樣負面表現方式來敘述商品經濟的發展本章引用的明末時期議論，例如何良俊的論調，印證他對時勢衰退的感慨情懷，恰如其分地顯示當時言論的特徵
摘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