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明星，也曾是地下党员；是书法家，也是郭沫若的秘书、妻子。
陪他南北奔走，育子六人，抄文十万言，最终却孤身死于自缢。为何她的名字，至今被刻意淡化？
门第凋零，才女入世
广西贺县桂岭镇，出过进士，于家就是那样的书香世家。
祖父于式枚，光绪年间殿试高中进士；母亲，更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亲生女儿。说白了，于立群外公是清末大员，祖父是科举状元级别的文人。这样的出身，不算皇亲国戚，也绝对是顶门大户。
可民国成立，旧秩序坍塌，这样的门第，往往撑不过两代。
于立群排行老三，五女一男中最出挑的那个，父亲于孝侯没个正经职业，靠变卖祖产为生，最终混得一穷二白。
姐妹几个读书的钱都没有，最后只剩最小的儿子与立群，由母亲带着，投奔到了岑春煊在上海的宅子。
那一年，她十四岁。
十四岁的少女，在门第残影与现实贫寒之间，一脚迈进了上海滩。
她选的不是逃避，而是舞台。考进了明月歌舞剧社，又转进上海电影学校，艺名“黎明健”，成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演员。演话剧，拍电影，在银幕上活跃得不输任何人。
可她的举止却与那些女明星完全不同。
她不交际，不摆弄香粉，不靠绯闻炒作。她写字，写的是颜体，用悬肘法，写得工整，写得肃穆。她说这是祖父教的，是母亲亲自带着练的。
一个练大字的女明星，有多稀奇？
可这正是她的一张名片，后来让郭沫若第一眼就记住了她。
她没把戏梦人生当终身归宿，比起登台亮相，她更想读书、查资料、做事。她甚至悄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党员。
可谁知道，那个注定将她卷进巨大漩涡的人，还在日本东京郊外，和她的姐姐，有着未了的旧情。
旧情未了之地，情劫开始之时
故事的开端，绕不过她的大姐于立忱。
于立忱同样出身书香，是五姐妹中最有文才的那个，书法极佳。1934年，她身患肺病，靠《大公报》资助，前往日本治疗，顺带做起了东京特派记者。
也是在那段时间，她与郭沫若走得非常近。
郭沫若当时正在日本流亡，住在东京郊外，离于立忱不远，两人常常来往，谈诗词，论古籍，唱酬不断。那时候，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已经心生警惕，她看得出，这个中国女子不简单。
果然不简单。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安娜一度提出警告，可一场恋情，终究没有等来结局。1937年5月，于立忱在日本家中自缢，死因至今成谜，她临死前，留下了数页诗稿，写满了“思君不见”的愁苦。
这些诗，最后被她的妹妹，于立群，小心收好。
就在于立忱去世的那年，全面抗战爆发，郭沫若秘密回国。上海、广州、桂林，战火之下文人南迁，一路创办《救亡日报》，奔走呼号。
而这时的于立群，早已不是那个上海舞台上的女明星。她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报社编辑，在《救亡日报》任职。某一天，一位诗人林林介绍她去见郭沫若。
第一次见面，她穿一身蓝布衫，两条细辫垂在肩后，皮肤被南方阳光晒得发黑，说话温柔但从不媚态。她把姐姐的诗稿交给了郭沫若，一言未发，那一刻，郭沫若愣住了。
是她的妹妹。
是她曾经想念的那个女人的亲妹妹。
也许是悔意，也许是补偿，也许是新情，一切都在那一瞬种下。
他们开始频繁见面，一起编辑，一起逃难，一起写稿子，一起熬夜看报样。
1938年初，于立群决定北上延安，可临走前那一夜，她却将全部行李搬进了郭沫若的宿舍。他租住在新亚酒楼，于立群安静地走进去，从此没再搬走。
他们开始同居，没人公开，也没人怀疑。
不久之后，郭沫若调往武汉，任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而这段“隐婚”关系，也终于在1939年初，得到“补办”。
在重庆，周恩来亲自主持，给他们办了场简短的婚礼。
她脱下女明星的外衣，正式成为郭沫若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从此，这个时代的大文人背后，有了一个沉默抄稿、搜资料、打信稿、办接待的女人。她不再上台唱戏，不再拍片，不再抛头露面。
有人问她，甘不甘心？
她从未回答，她只握笔写字，用正宗的颜体，一笔一画，字字端正，这就是她的回答。
背后四十年，她不是“郭夫人”，是郭秘书
新婚那年，郭沫若46岁，于立群22岁。
不是门当户对的结合，也不算热烈爱情的碰撞，更多是一种默契，一种历史推着人前行的妥协。可这一妥协，就是四十年。
她成了“郭夫人”，但外界更常称她“郭秘书”。
她不露头，从不在文坛抛头露脸，她只躲在郭沫若背后，为他打字，查书，拟信，编资料。郭沫若写一段诗，她抄三遍；郭沫若夜里起身写文章，她随时备好纸墨。
她是助手，也是门房。
来访客人，她负责接待；稿费对账，她负责核算；外宾宴请，她得张罗菜谱，确认席位。哪怕对方是部长、外国人，她也要提前练习外语招呼。
郭沫若开会时，她在会外等；郭沫若生病，她夜里守到天亮。她不读自己的诗，不写自己的字，她的颜体行书，在郭沫若眼里“气象沉稳”，可她从不拿出来张扬。
她生了六个孩子。
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她一边抄稿子，一边喂奶哄孩子，文稿和尿布一起晾在阳台上，风一吹，像一个人两种身份的飘带。
可这个家，终究还是被撕裂了。
1967年，长子郭民英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性格温和，却在一天晚上，突然自杀，没有遗言，没有征兆，只留下一具尸体。
她崩溃了。
第二年，次子郭世英在北大学习，因写作背景复杂，被外校学生盯上，一夜之间被绑架，随后“坠楼身亡”。这次消息传到总理耳中，周恩来亲自登门慰问。
两年，两个儿子，先后横死。
郭沫若悲痛到沉默，于立群则彻底病倒，精神被掏空，每天吃药，晚上要打镇定针才能入睡。她那时才五十多岁，却已经满头白发，目光迟钝。
她还得工作，还得继续给郭沫若处理稿件，接待来客。那是她最后的坚持，或者说，是她仅剩的身份认同。
有人说，她是名媛之女；有人说，她是地下党员；有人说，她是文人背后的贤妻。可她自己，从不说，她只写字，写的是别人的稿子，不是自己的名字。
她这一生，把自己藏得太好了。
归于孤影，书写遗稿也写尽了自己
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于立群的天，塌了。
她没有儿子可依，没有自己事业，没有外人能懂的朋友。她也没抱怨，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整理郭沫若的遗稿，亲自编写《东风第一枝》。
她查遍文稿，调出郭生前最后十年未刊的诗作，逐一分类，编排，校订。她几乎不吃饭，一边吃药，一边咬牙工作，她把郭写的每句诗当成神谕，一句句琢磨。
她在序言写了一句话：
“愿这集子成为一束迎东风而放的花枝，加入万紫千红的队伍，为神州的春天再添一分春色。”
读起来文雅，其实辛酸，那是她人生最后一抹颜色。
她不再露面，不再会客，她在家整理字画，偶尔写些书法。《于立群遗墨》出版时，她没出席，也没回应媒体邀请。
1979年2月25日，她自缢身亡。
没人相信，一个在战火中都不倒的女人，会选择这样结束生命。有人说，是抑郁；有人说，是多年病痛折磨；也有人说，她只是再也找不到可以自我安放的位置。
她死前没有留下遗书。
只留下一屋子郭沫若的文稿和自己写的一叠颜体大字，挂在墙上，写着“静观万象”。
她活成了一个影子，四十年，她站在郭沫若身后，做笔、做灯、做门口的钟。她不说话，不争功，不索爱。
她陪他走完所有高光与低谷，送他归去，最终悄无声息地自尽。
她不是郭夫人，也不只是郭秘书，她曾是名门之后、电影明星、文艺青年、地下党员，可最终，她只被记作“郭沫若的妻子”。
她的死亡没有大规模报道，没有公祭仪式，没有进入主流叙事。
可她那一手字，依旧留在纸上，那一笔一画，依旧有力，她没有说话，但字说了。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新认识她。
不是作为某人的“夫人”。
而是作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