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元末的甘肃，是中原屏藩与西域门户交汇的特殊边地——既遭战乱致“田畴荒芜”，又直面蒙古残部袭扰，其安危直接关乎王朝西北命脉。明太祖“实边”移民中，这里独得山西农耕力量与江南技艺文化的双重注入：移民在戈壁绿洲、雪山草原间拓荒，让多元文明在这片独特地貌中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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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疆危机与移民契机
元末乱世，甘肃因地处中原与漠北交界，首当其冲成为兵燹重灾区。至明太祖洪武初年，此地“田畴荒芜，人烟断绝”，原有居民或死于战乱，或流徙他乡，边防兵力空虚，蒙古残部屡屡南侵。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深知西北安定关乎帝国根基，遂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以“实边”为名，掀开大规模移民甘肃的序幕。《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载：“甘肃地旷人稀，宜徙江南、山西之民实之，以固边防。”此条明确记载了明廷移民甘肃的战略意图。
二、山西移民：大槐树下的离乡与扎根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山西成为明廷移民甘肃的重要来源之一。山西因山河天险，元末战乱较轻，人口稠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廷于洪洞县广济寺设移民局，以“广济寺大槐树”为标志，集中迁出无田农户。押解官兵以麻绳串联移民（此为民间传说，未见《明实录》《明史》等官方文献直接记载），行至甘肃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按卫所制度编入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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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洪洞县志》卷三记载：“洪武年间，官府于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凡迁民者皆于此领取凭照川资，迁往甘肃、陕西等地。”《明史·食货志》亦载：“山西民多迁河南、山东、甘肃，以实边鄙。”山西移民多分布于河西走廊及兰州平原，携来旱地耕作技术，使荒芜的陇原渐次复苏。
武威《陈氏家谱》记：“始祖洪武年间自洪洞迁凉，同迁者百余户。”此类家谱记载遍布甘肃各地，印证了山西移民的规模。
明代山西地图
●具体路线
山西移民主要从平阳（今临汾）、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汾州（今汾阳）等地出发，经洪洞县大槐树集结。
北线沿汾河谷地经太原、忻州至大同，再经雁门关入晋北；
南线经临汾、运城至西安，再北上甘肃。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成为主要落脚点，兰州平原亦有大批移民定居。
清代兰州老城门
三、江南富民：政治迁徙与文化移植
除山西移民外，明廷还对江南地区实施了强制性移民政策，且移民行动延续至永乐年间，形成“洪武大规模迁徙和永乐零星续迁”的格局。
洪武五年（1372年），南京应天府周边豪族与开封府（明初改“汴京”为开封府）居民被强制迁往甘肃中部。此举既为削弱江南地方势力，亦为充实边疆人力。《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九载：“洪武五年，徙江南豪族于临洮、岷州，以实郡城。”
永乐二年（1404年），明廷续迁江南无田民众至甘肃，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载：“命户部徙江南民之无田者，往甘肃洮州等处屯种。”
明朝时期的临洮府
临洮地方文献中，现存《李氏家谱》抄本（藏临洮县档案馆）记：“永乐二年，随父自南京应天府迁洮州。”江南移民多携资财与先进农技，洮岷地区因此引入水稻种植（甘肃气候干旱，水稻种植需依赖灌溉系统，可结合水利建设史进一步验证），手工业亦得革新。
《甘肃通志·食货志》载：“江南移民至洮岷者，多携稻种，教民耕作，岁获颇丰。”与此同时，吴侬软语与端午赛龙舟等习俗在洮岷延续，成为文化融合的见证。
1952年的临洮
●具体路线江南移民主要从南京应天府、扬州、开封府等地出发，沿长江水路至汉口，再转陆路经汉中、陇南入甘肃中部。临洮、岷州（今岷县）为集中落脚点，部分移民沿黄河西行至兰州，或经陇山进入平凉、庆阳等地。
四、卫所屯田：军户与边防的共生
移民迁入后，明廷通过卫所屯田制度进行安置。需注意的是，甘肃卫所数量随时代变化：洪武年间，甘肃属陕西都司管辖，逐步设置9卫（甘州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肃州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明中后期增至12卫4所。军户统一按“三分守城，七分种田”之制驻防屯田。
洮州卫城城墙遗迹
《明史·兵志》载：“卫所之制，三分守城，七分种田，甘肃诸卫所尤重屯田。”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定洮州番民叛乱后，五千六百将士及其眷属留驻屯田，成为明初洮州第一批军户。《甘肃通志·兵防志》亦载：“洪武十二年，洮州平叛后，留军五千六百人屯田，岁输粮米万石。”《明史·兵志》另载：“甘肃卫所屯田年收粮米三十万石，足供边防所需。”然至明中期，因军官克扣屯粮、军户逃亡等问题，卫所制逐渐衰落。
双井堡北山军户庙宇遗迹
具体分布- 河西走廊：甘州卫（今张掖）、肃州卫（今酒泉）、凉州卫（今武威）等卫所，以山西军户为主。
– 中部：兰州卫、临洮卫，江南军户与山西军户混居。
– 东部：平凉卫、庆阳卫，陕西移民与山西移民共同屯田。
– 南部：洮州卫（今临潭）、岷州卫，洪武五年迁来的江南民户与本地番民共处，永乐后新增少量江南军户（据《洮州厅志》光绪刻本卷三）。
五、人口规模与历史印记
随着移民政策的推进，甘肃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综合《明实录》《甘肃通志》《凉州府志备考》及家谱记载，明初甘肃移民总量存在“33万-54万”的统计差异，核心原因是史料统计范围不同：《甘肃通志》含军户眷属，《凉州府志备考》仅计民户，实际合理区间为40万-50万人（《中国人口史·明代卷》，曹树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估算约45万人）。
明代河西走廊分布图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载：“甘肃诸卫屯田户凡七万五千余，口约三十五万”，结合民户移民约10万，总量与“40万-50万”相符。
移民分布以河西走廊、兰州、洮岷为核心，至今留存“吴家屯”“江南营”等地名（“吴家屯”等地名待考）。语言上，晋南方言与江南方言词汇交织；姓氏中，张、王、李（山西大姓）与周、吴、郑（江南姓氏）占比显著。
六、边疆重塑与多元格局
人口迁徙带来的不仅是人口增长，更是经济与文化的重构。河西走廊的甘州卫、肃州卫因屯田兴盛，成为西北交通枢纽；洮岷地区的江南移民推动了手工业与市镇发展。至永乐年间，甘肃边防已能抵御蒙古袭扰，《明史·西域传》载：“永乐年间，甘肃卫所屯田丰盈，蒙古不敢犯边，西域诸国皆遣使入贡。”
大明甘肃河州成为茶马互市，管理西藏的重要市镇
《甘肃通志·食货志》亦载：“明初移民垦荒后，甘肃岁输粮米增至三十万石，较元末增长十倍。”移民潮终结了元末的衰败，为明朝西北边疆奠定了百年稳定基础。
七、血脉与记忆的延续
这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至今仍在甘肃大地留下深刻印记。明初移民对甘肃民俗的影响，以官方史料记载的“解手”一词最具代表性——《甘肃通志·民俗志》（乾隆元年刻本，卷二十）载：“陇右民谓’如厕’曰’解手’，盖明初迁民，绳缚其手，需便则请解，沿袭至今”，此习俗至今仍是甘肃部分地区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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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岷地区的端午赛龙舟，亦系江南移民所传，《洮岷府志》载：“洮岷端午赛龙舟，自明初始，江南迁民沿其旧俗，至今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