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4年6月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后，大量热血青年以打倒军阀为己任，纷纷投笔从戎。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上课。645名学员经过7个月时间学习，于当年11月30日毕业。其中广西籍学员有39人。
而在广西39人中，容县便有13人（罗奇、甘丽初、李强之、潘国骢、罗照、李武军、李国基、甘羡吾、陆汝群、陆汝畴等），占到广西总数的三分之一。
清末民初，容县籍出国留学生以及考上黄埔军校的人数均位列全国前茅。
据统计，容县先后考上黄埔军校共有170多人，经过残酷的大浪淘沙和战火洗礼，最后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容县籍少将以上军官就有32人（容县国军将军总数93名）。
要知道，能够成功考取黄埔军校的，可不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杰出的青年才俊，他们有着卓越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立志为国家的未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容县之所以有13人能够跻身黄埔一期，这一成就并非偶然，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教育因素
容县自古以来便文风鼎盛，尊师重教、捐资兴学之风不断，人才辈出，教育历史兴盛绵长。至清末，书院、蒙馆、私塾、经馆、大馆遍及全县。
宋绍兴年间(1131—1161)，容州建立了广西最早的书院——勾漏书院，明代建有南山书院，清代有绣江书院、峤南书院等，民国元年（1912年）有三新书院。这五所书院是容县有名的“五大古书院”。清雍正朝以后，容县先后有何畴等14人考中进士，苏五常等90人考中举人，还有崔振嵩等12人考中武举人。
当时发家致富最显著的黎村人，不是在家务农的，不是外出经商的，也不是走南洋的，而是一向重视教育的珊萃黄氏，即黄绍竑的家族。“一家三进士，同族五举人”的珊萃黄氏，家族产业兴旺，社会地位显赫。
清末民初以来，更是创办新式师范学堂，容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发展，容县一度设立公私学堂300多所，成为全国最多的县份之一。民国中后期，容县在新桂系治理下，率先在全国实行类似于现在义务教育制度的小学强制教育制度，并在学校中强制推行“军事化”训练、教育，为青年学子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知识技能基础，培养了众多容县籍将官、留学生、同盟会会员、革命家、抗日英烈、艺术家等。
1904年（清朝光绪30年）开办的容县师范学堂（今容县中学），1940年升格为省立中学（为当时广西四所省立中学之一），培养了抗日将军罗奇、夏国璋将军，中科院院士党鸿辛，香港名流李大江少将和世界乒坛名将黄统生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名人和各类人才。
马晓军是容县松山慈堂人，旧桂系首领陆荣廷在马晓军等人倡议下，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全省性军校——广西陆军模范军营，并由马晓军担任营长（校长），为后来的新桂系培养了大批军政专门人才，其中以容县籍居多。此外，容县是新桂系重要的“龙兴之地”，为容县籍将官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和施展的舞台。马晓军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新桂系教父”。
1928年，容县籍新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在广西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促进了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
正是有着教育先行这样的机遇，让当时容县的年轻人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很多人走上了从军的道路，纷纷报考军校，研修军事学术，接受革命洗礼，故而考上黄埔军校和其他军校的容县人多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有志青年在校学习期间，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为他们日后报考黄埔军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少年轻人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后，不甘心在家种田、娶妻生子，总想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军校便成为他们比较直接的跳板。
像罗奇、甘丽初、吕国铨等人，都是从学校走出来的军事人才。陆军上将甘丽初，中将杨勃、覃品森，少将甘成城、甘乃柏等爱国抗日志士，都曾就读于容县的三新书院。
二、时代背景
容县自古不乏血性男儿。容县是最先受到近现代革命浪潮、新思想传播影响的县份之一。近代的范亚音起义（1853-1863.12）席卷两广，后期接受太平天国的册封，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部分。明代威震倭寇的“广西狼兵”有不少是容县好男儿。北伐战争中，以容县籍官兵为骨干的北伐军第七军，打得吴佩孚等北洋军阀抱头鼠窜，打出了北伐军的军威，被号称为“钢军”。近现代抗击日寇侵略更是涌现不少容县好男儿的英勇身姿。
民国那个时候，山头林立，军阀混战，地方势力都得靠自己人去撑场面。广西桂系在国民党里算是一股强势力，容县又是桂系老巢，人才需求量很大，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容县山清水秀、奇峰峻岭甚多，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自然养育了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的容县人群，他们团结协作，能文能武，既有“狼性”“血性”也有豪气勇气，服从大局，敢打敢拼，抱团互助，相互成就。
容县地处祖国边陲，民众对于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因此，这里的青年普遍怀有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黄埔军校作为当时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重要基地，自然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的目光，成为他们实现捍卫“匹夫有责”雄心大志的第一角逐场。他们热切渴望通过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以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
韦云淞（1890-1953）原名来栋，号世栋，容县松山镇儒地村人。抗日将领，国民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幼时家庭贫困，为走出困境，少年时身怀8文铜钱，从容县步行800余里至桂林报考军校。其敢闯敢干的坚强意志和毅力令人动容，从侧面也反映出容县人当年投考道路之艰辛曲折。
三、抱团互助
容县民众对于黄埔军校的招生信息相对敏感。容县地处桂东南，离广东黄埔军校路途并不远。这得益于当时信息传播渠道虽然有限，但容县的青年学子们，通过名人举荐、熟人介绍、亲戚提携、同乡带领等各种途径，获取到最新的招生信息动态，为投考提供便利条件。
清末民初，容县是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县份，计有100多人；容县是辛亥革命英雄之乡，加入同盟会的会员有49人，这些人都是信息第一传递者。青年学子们还通过《新青年》杂志等属于当时最前沿的信息阵地，了解到黄埔军校的招生信息，从而设法前往，积极投身报考。此外，容县籍华侨、华人归国办学、传播新思想甚多，无形中影响了不少容县人。
容县青年在报考黄埔军校时，还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些地方名流、教育工作者以及革命先驱，都积极推荐有志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容县青年考取黄埔军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崛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5年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任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刘常俊、刘协、甘丽初、罗奇、罗照等人他们先后经刘崛介绍，考取黄埔军校一期生。其他经过杨愿公、马晓军等本地名人和胡汉民等外地名人介绍考取的，也不在少数。
容县青年自身也具备了坚韧不拔、勇于挑战的精神品质。他们在报考黄埔军校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始终坚持不懈，最终成功迈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这种精神品质不仅帮助他们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更为他们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国铨1921年以优异成绩从容县中学第十班毕业，当时有心想考大学，可惜家庭条件不允许，中学毕业就等于失业。而国铨不甘心一辈子跟父母养蚕种菜，以农副业微薄收入艰难维持生计，过那种碌碌无为的日子，于是设法四处寻找工作和出路。
到了1924年，得知同乡罗奇、甘丽初、陆汝畴、陆汝群、李源基、李强之、潘国骢、罗照等人都已考入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他便跟父亲说起此事，提出报考黄埔军校第二期的想法，诚心乞求其父同意并给予支持。
其父闻言非常吃惊，一是古老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二是经费难以筹集，所以不同意其报考。国铨则认为这是男儿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对其父软泡硬磨地纠缠，其父实在无可奈何，加之自己养育有二男二女，最后只好违心答应儿子报考。
国铨与几位同学几经辗转到了广东，吕国铨与同学成功考中黄埔二期。学成后参加了北伐、前四次“围剿”、昆仑关大战，长期入缅远征作战。后官至中将军长。
四、兄弟学子
不得不提的是，容县有一对令人瞩目的兄弟学子——陆汝群与陆汝畴，他们携手步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就了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1924年，得益于胡汉民的慧眼识才，陆汝群有幸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并在此期间毅然加入了国民党。同年秋季，他随军驻扎韶关大本营，肩负起保卫孙中山先生的重任。军校毕业后，陆汝群积极参与东征与北伐战役，屡建奇功，最终晋升为国民党第100军84旅少将旅长，亲自指挥部队在厦门、福州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在1942年冬季，陆汝群选择荣归故里，投身于教育事业，化身为一名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遗憾的是，1951年，他在镇反运动中不幸遭遇不公，被执行死刑。
陆汝群的兄长陆汝畴，比他年长四岁，同样在1924年5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秋季时分，他随队前往韶关大本营，同样承担着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光荣使命。返回军校后，陆汝畴担任见习官，并在东征军中出任第二路指挥部副官。北伐战争中，他更是步步高升，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长、营长及少校参谋等要职。
为了进一步深造，1929年，陆汝畴踏入南京陆军大学的大门，并于1931年10月圆满毕业。此后，他的军事生涯如日中天，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广西分处科长、上校参谋，军训部少将高参，第六新兵补训处第一总队总队长，补训旅旅长，以及第93师参谋长和副师长等职务。1936年，他更是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少将高参。然而，天妒英才，1937年春季，陆汝畴因病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与军事领域重大变革的标志性缩影，陆氏兄弟的人生轨迹不仅深刻体现了他们个人的抉择路径，而且映射出该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与转型。
尽管他们在历经诸多艰难险阻后，未能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功成名就，甚至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黯然离场，但他们在青年时期毅然报考黄埔军校并投身革命事业的壮举，所彰显出的坚定信念与无畏精神，依然构成了值得后世深刻铭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