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西北乡村，广大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加之频繁的灾荒和连年的战乱，加剧了农村的社会冲突和秩序混乱，整个西北乡村表现出持续的生存危机，大批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沦为劫匪，流民成为土匪的天然来源。＂饥荒的周期是和劫掠的周期同步的。” 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凶岁饥年，下民无畏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 如此， 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地区是土匪啸聚的地区， 食物短缺的农闲季节是抢劫事件的多发季节。当干旱摧毁了收成，土匪的人数就会成倍地攀升。如1928—1930年甘肃大旱灾， 死亡人口约250 万一300 万， 而活者“求草根树皮不可得“，引起灾民流而为匪， 四处抢掠。当时天津《大公报》在一篇文章中恳求政府对这些饥民大力施赈， 并大声呼吁＂勿逼人民以为匪＂ ，＂勿弃民于匪“。
民国土匪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大面积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和垦殖等等因人口增加产生的各种行为破坏着整个西北生态环境。从历史上看， 甘肃地区的环境破坏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的特征。“人口的剧增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压力， 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资源消耗量的急增， 其次是加剧了环境的恶化。”从汉代就开始往甘肃境内移民垦荒，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大量森林草原遭到破坏，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代。到了清代， 人口最高时已达到1500多万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只能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 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对自然的简单开发， 对森林草原的破坏速度加快。如定西“清代前森林极盛， 乾隆以后， 东南二区砍伐殆尽， 西北两区犹多大树， 地方建筑实利赖焉。咸丰以后，西区一带仅存毛林黑酸刺，供居民燃料。” 清同光年间社会动荡， 许多流民迁往甘南林区定居， 大面积毁林开荒。更有甚者， 一些木材商人深入林区， 与当地居民订立“林尽归山”的契约， 采用“ 剃光头” 的手段， 肆意砍伐，致使甘南森林资源骤减。“自民国以来， 提倡乏人， 保护不周， 遂将多数天然森林， 被当地人民斩伐殆尽， 致有穷山恶水之称。”地方军阀、土匪也大最砍伐森林， 从事毁林谋利的勾当。就连著名的“左公柳” 也遭到了砍伐， ＂惜柳线所经各县， 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莽民任意摧残， 或借医病为名， 剥皮寻虫， 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 不复繁盛如昔＂。同时战争也破坏了大面积的森林， 为了战争需要， 往往会放火烧林烧山， 致使“森林一炬焚毁， 母树尽燃，多时不能更生”。森林不仅能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 而且具有传递海洋水汽，使良好的暖湿气候逐渐向内陆推进的作用。大片的森林被毁， 降水量自然减少，气候变干，旱灾频发也就在所难免。滥砍滥伐森林和植被进一步破坏了甘肃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逐渐失去了自身的调节能力， 开始朝着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一环境破坏自然恶化一人口转移的方向改变， 士地沙化、水士流失问题更加严重，自然灾害发生的机率增大， 破坏力更强。“无风满地沙， 有风不见家” 成为甘肃风沙灾害的真实写照。安西县城在1929年遭遇特大风沙， 积沙与城墙一样高， 老百姓骑着毛驴即可越墙入城。时任县长的曹馥令人放大水冲走积沙， 才打开了城门。武山县渭河北岸山区， 原本森林茂密， 溪水常流。由于长期大肆砍伐林木， 导致山泉断流， 水土流失， 甚至居民饮水都困难， 粮食生产下降， 在1928年的大旱灾中饿死近千人。而华亭县由于植被较好，旱情就远不及周围县严重。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如果过分破坏生态环境， 就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西北大旱
清末陕甘大道上的左公柳
俗话说“饥荒之年， 天下必乱；丰收之岁， 四海承平＂，频繁的灾荒必然导致大批的流民，他们无以为生，纷纷上山为匪，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近代以来， 西北各省灾荒频繁， 具有积累性的特点。1851—1910年， 陕甘两省累计灾害， 陕西是767次， 甘肃是403次， 合计1170 次。民国以后，自然灾荒更加频繁。据南京赈务处统计，1929年西北各省遭灾县数陕西85县，灾民5355264 人， 甘肃65县， 灾民2440840 人， 绥远17县， 灾民1498819人。陕西素有“年年有干旱，二年一小旱，五年一中旱，十年一大旱＂ 的民谚。民国23年(1934)2月，《陕西水利月刊》就记载，陕西“ 自来有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之谚。民国以来，一方面因政治的关系，民生已极凋敝，一方面更加连年苦旱，颗粒难收，农民食粮缺乏，无米断炊，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天灾人祸，交彻未已，陕民何辜，遭此浩劫＂。旱灾的破坏力比其他灾害来得更加严重和彻底，它的破坏能量总是缓缓地释放，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每一次都造成深重的灾难。民间流传的《荒年歌》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惨状。在扶风民间流传的荒年歌唱道：
公元一九二九年，老天降灾关中原。
正月旱到九月半，河渠断流水井干。
遍地焦土草不见，十户九家不冒烟。
老人饿死在家园，儿童饿死沟壑填。
剩下男女青壮年， 东奔西跑逃外边。
二十年上把家还，谁知蝗虫降人间。
二十一年复未完，霍乱瘟疫将人缠。
死人又是一大片，十室九空断炊烟。
西北灾民
在武功， 则如此唱道：“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早，闹饥荒瘟疫起蝗虫吃田。大土匪和地痞趁机作乱，众百姓命难保逃难外边……’1920年华北饥荒，陕西旱、蝗、雹、水、疫交相叠乘。至入冬以后“道馈相望， 死亡之数， 日以千计＂。民国北洋政府闻讯作出体恤民艰姿态，一面设立督办赈务处，作为最高赈灾领导机构； 一面筹运粮款， 先后举办急赈、工赈、平粱、粥厂等事宜，内外举债，共支出11,337,751 元，而实际荒政所需为1.2 亿元，只能是杯水车薪。但陕西当局“ 内部四分五裂，统驭无力，遂专注精神于巩固势位之一途，早置小民生死于不顾。省城虽立有赈抚局，按之实际，直等虚设。“ 1921 年9月4 日《申报》发文说，＂赈抚局人员， 只知抽大烟、叉麻雀、吃花酒”， 当华洋义赈会前来查灾时， 竞“异口同声说陕西没有旱灾。” 1928—1933 年持续五年的西北大旱灾， 以陕西为中心， 遍及甘肃等省，使“西北变成活地狱＂。陕西大旱延绵6 年，关中40余县， “田野荒芜， 十家九空， 死广逃绝， 村闾为墟。床有卧尸而未掩，道满饿殍而暴露” , “ 白昼家家闭户， 路少人行， 气象阴森，如游墟墓＂ 。陕北23县， “点雨未落， 寸草未生”， 全境75万人口，至1929 年减为30余万。1928 年3月到11月， 陕西“ 自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 泾、渭、褒诸水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 多年老树大半枯萎， 三道（关中、陕北、陕南）夏秋收成统计不到二成， 秋季颗粒未登， 春耕又届惩期”， 冬天即进入粮荒时期。粮价飞速上涨， 西安的麦价由平时每石10元涨至每石30元上下， 定边、合阳等僻远之地则每石60元亦无处可买。接着陕甘边界又生蝗灾、鼠灾， “五色怪鼠” 到处流窜， “大者如狸， 小者如常鼠，猫狗见之皆惊避， 斑澜之色， 漫山遍野， 至人不能下足，越日尽失农作物。再一夜则仓嗷尽空”。于是“千里空储， 民尽空腹＂ 。受灾饥民“凡树叶、树皮、草根、棉籽之类， 俱将食尽＂ 。汉中留坝灾民挖吃野菜， 有5000余人中毒而死。甚至出现人相食惨剧。“道上有饿毙者甫行仆地， 即被人碎割， 血肉狼藉， 目不忍睹。”1932年， 陕西发生大范围霍乱疫情， 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致电陕西省民政厅： ”为求随时明了起见， 特拟定霍乱病人周报表式， 送请查照，即希饬所属各市县将每日发现霍乱病人数及死亡数等， 按表填造， 逐周用快邮代电径送丰署， 以期敏捷。” 同年， 《西北文化日报》共发疫情报道79 篇，每一篇题目都触目惊心。诸如19 32年6月2 3 日《东路各县发现霍乱病》、7月9日《华阴东源虎疫甚烈》、7月20 日《虎疫猖獗死亡惊人》、7月26日《潼关疫死人数竟达数千》、8月5日《本市疫势仍烈， 各县虎疫噬人甚巨》、8月26 日《蒲城华阴虎疫死亡逾万》9月14 日《渭南各乡虎疫死亡调查》、9 月16日《陕北虎鼠两疫流行》等， 报道直至10月底方才减少。另外，《新秦日报》、《西京日报》也连续发表多篇报道。据统计， 全省35市县患疫数共有23万1457人， 死亡达9万3252 人， 死亡率为40％多。
被剥光树皮的树
空前饥荒导致大批流民为了生存而成为土匪， 一些未成年的小孩也加入匪伙。如麟游县民团指挥杨树先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俘获两个小土匪，年仅15、16岁， 杨问为何当土匪， 回答说“ 肚子饥＂，杨怜其幼小，经过教育将其释放。后两个土匪衷心悔过， 认杨为干父， 每年正月去杨家里拜年。1930年7月7 日《大公报》载文称： ”（饥民）初则偷窃死尸， 继则公然切割， 终则以婴儿、妇女的腿臂做腊肉， 家居供食品， 出外做干粮。各处税局翻检行客，常有人腿包裹其中。严诰之，答曰：本人子女之肢体，若不自食， 亦为他人所食。” 据统计，陕西一千多万人口， 饿死、病死的有300多万，70％以上农民沦为难民。这些破产贫农”为侥幸免死起见， 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 土匪的焚掠， 将富饶地方变成赤贫， 转使更多的贫农破产逃亡”。甘肃地区同样饱受灾荒之苦。1915年陇东17县普遍大早， 秋收无望。1916 年全省各地春旱秋滞， 十室九空。1919 年到1922年全省各地连年大旱，破坏严重。凡此种种， 使甘肃农业受到巨大打击， 到1925年全省耕地面积减少58%。1920年12月， 甘肃大地震，冻饿而死者达20余万人。在西北大灾荒中， 旅陕甘肃民众＂甘灾赈济办事处“ 通电全国：“天祸吾甘， 灾歉频仍，民九地震惨变， 元气尚未恢复， 近年旱戾虐肆， 灾祸又复相行， 赤地千里， 颗粒无收。数十县人民， 死亡逾三百万人。幸存之人， 流离失所， 愁云迷漫。”“民国十七年(1928年），河西、陇东、陇西、宁夏各地大旱， 风、雹相继， 五十余县颗粒不收， 积尸梗道， 人相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甘属四十四县入春大旱。临洮、天水等31 县更受雹、虫、霜重灾。甘民生路全绝。＂甘肃张掖自1928年到1939年的12年间， 连年发生严重天灾，大早、暴风、洪水、冰雹接连相加， 造成饥僅荒年， 饿殍遍野， 十家九空，民众妻离子散， 流离失所。1937 年又发生白喉、鼠疫， 蔓延数年， 夺去不少人的生命， 各县人口锐减， 以高台、山丹两县最为严重。1930年，青海发生牛羊瘟疫、猪霍乱， 海北蒙古族地区死亡牛、羊120万头， 海南西藏死亡牛羊180万头， 玉树地区死牛、羊220万头。牛的死亡率达30%—70%, 山羊、绵羊、骆驼的死亡率为60%, 农业区猪的死亡率为90%—100% , 其他家禽因霍乱死亡率为90%—95％。1933年， 西宁、温源、贵德、东都、大通、同仁、循化等县， 水灾为患， 损失极重。9 月间， 西宁山洪暴发， 农作物损失九成以上， 灾民多达12 万人。1940年春夏， 青海东部苦旱，秋冬之季又逢滂灾。据《青海民国日报》载， 各县早后仅存的成熟谷物， 被雨淋倒伏， 发芽腐烂， 公私房屋， 大批漏塌， 道路桥梁， 皆被冲毁。旱滂之后， 又是霍乱流行， 其惨象真似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