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的幽僻角落，一组民国上色老照片静静躺卧，宛如被遗落的时光碎片。这些照片，原是黑白色调，隐匿于岁月的暗影里，可如今，现代技术赋予它们斑斓色彩，瞬间打破时光的隔阂。它们宛如神秘的时光机器，引领我们穿梭回那个风云变幻、新旧交织的民国时代。
1948年6月，蒋介石在西安与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宾的合影，拍摄于西安绥靖公署东花园，时值胡宗南主力在宜川战役惨败后，西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
1948年上半年，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连克宜川、洛川，胡宗南部主力被歼3万余人，关中门户洞开。蒋介石亲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试图重组西北防线。此次会面正值张治中就任西北军政长官（1948年6月）后首次重要会议，马步芳、马鸿宾以副长官身份参会。
蒋中正日记显示，1948年6月21日记载：“西安会议，宗南（胡宗南）报告宜川失利详情，二马（马步芳、马鸿宾）态度暧昧，西北战局堪忧”。张治中时年58岁，刚从新疆调任西北，试图以“和平将军”的威望整合各方。其副官回忆：“张长官在会议上提出’联防计划’，但马步芳当场质问’中央能给多少弹药’，气氛一度剑拔弩张”。据《西北马家军档案》记载，马步芳在会面后私下对亲信说：“老头子（蒋介石）要我们当炮灰，可胡宗南的败军连潼关都守不住”。马鸿宾则在会后密电其子马惇靖：“蒋氏气数将尽，吾辈需早作打算”。
这张照片在1948年被《中央日报》用作头版，配文“领袖运筹西北，军民一心抗敌”，但画面中四人的严肃神情却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裂痕。
1923年夏秋，胡适因神经衰弱在杭州烟霞洞休养期间，其夫人江冬秀与三个子女的合影，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珍贵影像记录。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缎库胡同胡适寓所庭院，时年：胡祖望4岁，胡素斐3岁，胡思杜2岁。
1923年4月，胡适因过度劳累导致神经衰弱，经医生建议赴杭州休养，入住烟霞洞清修寺厢房。期间完成《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日记中多次提及对子女的思念，如7月21日写道：“甚念冬秀与孩子们，不知祖望的痘症是否全愈。”
作为传统女性，江冬秀独自操持北平家务，据胡祖望晚年回忆（《胡适与我》），母亲“治家极严，我们姊弟都怕她，但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5年夏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宿舍庭院。画面中，周建人（时年37岁）身着长衫，足蹬圆头皮鞋，端坐在直径约60厘米的麻石墩上。
1925年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周建人作为商务印书馆工会负责人，刚参与组织罢工声援工人运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粉饰侵略罪行、制造“日中亲善”假象，曾系统性实施摆拍宣传，照片中的“百姓杀猪欢迎日军”就是典型案例。这类摆拍多发生于1937年全面侵华后，尤其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日军通过威胁、利诱甚至屠杀胁迫中国百姓配合拍摄。
这些照片经日军“宣抚班”修饰后，通过《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传播，标题多为《皇军入城，万民拥戴》《日中提携，亲如一家》，妄图混淆国际视听，瓦解中国抗战意志。
河北易县老人王顺（1928年生）回忆1941年摆拍经历：“鬼子让我爹捧一碗小米粥，说’笑一笑，给你糖’，等相机一停，就把粥泼在我们脸上，骂’支 那人只配吃屎’。”（录于《晋察冀边区口述史》）。
照片为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向为他们带路的汉奸被根据地武装打伤后进行治疗。日军深知在侵略战争中，汉奸对于他们了解当地情况、实施统治和打击抗日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受伤汉奸进行治疗，给予特殊关照，能够向广大汉奸表明日军 “重视” 他们，从而稳固汉奸势力，让更多的人愿意为其所用，充当侵略的帮凶。
1943年冬，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的南秀井村发生一起严重的汉奸叛国事件。时年69岁的维持会长兼村长高永吉，在村内汉奸告密下，主动带领日军挖掘抗日部队转移时埋藏的弹药，成为抗战时期基层政权中典型的背叛案例。
南秀井村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某部的重要物资中转地。当年10月，为应对日军冬季“扫荡”，部队将一批弹药（包括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分装埋藏于村西山谷的废弃窑洞及村东老槐树下的地窖中，计划待反“扫荡”结束后启用。
村内一名被日军收买的保长向驻据点日军密报了弹药埋藏线索。高永吉虽年近七旬，却长期暗中与日军勾结，企图通过出卖抗日资产换取个人利益。12月15日，他亲自带领10余名日军士兵，凭借对村内陆形的熟悉，逐一指认埋藏点：在村西窑洞内挖出步枪80余支、子弹5箱；在老槐树地窖中起获手榴弹300余枚、迫击炮弹12发。这批弹药约占部队当时储备量的三分之一，是用于伏击日军运输线的关键火力。
据《晋察冀边区公安史资料》记载，此类“利用维持会身份破坏抗日物资”的案件，1943年在北岳区共发生17起，高永吉案因涉及核心军备且主犯为基层伪政权头目，成为典型案例。档案中提及，日军对其“嘉奖”了200元伪币及“良民证”，而高永吉临刑前供认：“以为日军能长久统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陈兵长江北岸，南京城笼罩在战前的混乱与恐慌中。一队身着美式作战服、头戴M1钢盔的国军士兵，正沿着中山路快速行进，他们正是国民党军伞兵总队（时称“陆军总司令部伞兵司令部”）的直属部队。
国军伞兵部队前身为1944年成立的“陆军突击总队”（美式伞兵部队），1946年改编为“伞兵总队”，直属陆军总司令部，巅峰时期约5000人，是国民党军唯一成建制的伞兵力量。1949年初，伞兵总队改称“伞兵司令部”，下辖第1、2、3伞兵团及直属队，其中第3团于1949年4月15日在上海起义（加入解放军），而南京街头的部队多为直属队及第1团残部。
1949年4月，蒋介石已迁都广州，南京由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负责防御，但实际部署松散。伞兵总队奉命在南京执行“核心区域警戒”与“重要物资转移”任务，包括护卫总统府、交通部等要害部门，并协助搬运库存的美式装备（如尚未拆箱的M1步枪）至下关码头，准备经长江运往上海或福建。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伞兵总队直属队未作有效抵抗，多数士兵在挹江门附近弃械投降，部分军官乘快艇逃往上海。被俘伞兵因装备精良，被解放军优先编入华东野战军特种纵队，成为解放军伞兵部队（1950年成立）的早期技术骨干。
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锦州，解放军押送俘虏的场景，一群国民党军俘虏（推测为第93军暂编22师官兵）正沿公路行进，排头解放军战士手持三八式步枪，枪杆中部绑扎一面旗帜，旗面文字因像素限制模糊。
1940年4月，宋庆龄应宋美龄邀请从香港抵渝，与宋霭龄、宋美龄共同参与抗日宣传。此次合影是国民政府 “展示团结” 的重要举措，旨在回应汪精卫投敌后的舆论危机。照片中出现的国民党元老及军政要员包括：一排吴稚晖（左一）、林森（左二）、宋庆龄（左三）、宋霭龄（右二）、于右任（右一）。二排：孔祥熙（中）、戴季陶（右三）、何应钦（左三）、孙科（右一）。后排：宋子文（中）。
据《中央日报》（1940年4月18日）报道，合影当天，宋庆龄发表简短讲话：“今日姊妹团聚，非为私谊，乃为民族存亡。望同胞共赴国难，勿使亲者痛、仇者快。” 国民党元老集体出席，意在强化“孙氏遗志继承者”的形象。
尽管参与合影，宋庆龄始终与国民党右派保持距离。她在重庆期间多次批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并秘密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延安输送物资。美国《生活》杂志同期刊登的新闻稿称：“孙夫人与国民党高层罕见同框，标志着中国团结抗战的新起点。” 据宋庆龄秘书黎沛华回忆，她本不愿出席，但为争取国际援助，最终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