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溯，一组民国老照片映入眼帘，每一帧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独有的人文温度与历史厚重。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普善山庄的工作人员在贫民区收尸的历史场景。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经济大萧条、日军侵华威胁与城市人口爆炸的多重冲击。闸北、南市等贫民区聚集着大量难民、工人与乞丐，居住条件恶劣，疾病与饥荒频发。据史料记载，1930年霍乱爆发期间，普善山庄单日收殓尸体达百具，全年处理3.6万具尸棺。这些尸体多因营养不良、传染病（如天花、霍乱）或战乱死亡，部分甚至被遗弃街头。
普善山庄成立于1913年，最初以施粥、办学为主，但随着社会危机加剧，其职能逐渐转向尸体收殓。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山庄出动全部收尸车处理大世界轰炸后的2000余具遗体，耗时两日完成搬运。
普善山庄组建了由难民、残疾乞丐组成的职业收尸队，配备带铁箱的三轮车与薄皮棺材。他们每日清晨穿梭于棚户区，遵循“三不原则”：不收外伤尸体（避免涉命案）、不碰脐带未断婴尸（避血光）、黄昏后停工（防鬼神）。收尸流程规范：登记尸体特征、用草绳捆缚、旧报纸遮面（遵民间禁忌），每具尸体可换5个铜板。
这张定格邓锡侯（左）、杨森（中）、刘文辉（右）的合影，拍摄于1935年春夏之交的成都。此时正值国民政府“统一川政”后的首次全省军事会议，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旨在整合历经二十年混战的川军各派。
1918年起，川军各派划区而治，形成23个“防区”，邓、杨、刘均曾拥兵自重。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入川，废除防区制，将川军整编成21个师，三人兵权被部分剥离（如邓锡侯45军仅辖3个师），但仍保持对部队的人事控制权。
这张摄于1948年11月中旬的照片，定格在浦口火车站货场。此时距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正式爆发（11月6日）已一周，浦口作为京沪铁路（南京至上海）与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的南端枢纽，正成为国民党军南北调防的“输血通道”。画面中，20余名士兵挤在一节30吨敞篷货运车厢内。
1948年11月，浦口火车站每日开行27列军列，其中19列前往徐州方向，8列南下上海。但因机车不足（半数蒸汽机车因缺煤停驶），调防部队常需在货场等待12-48小时。照片背景中，3列运载第96军的列车因“调度冲突”滞留浦口达3天，士兵不得不卸下车厢木板搭建临时灶台，与前来卖开水的当地百姓发生冲突。
据战后统计，1948年11月通过浦口调防的75万国军中，约45万人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或俘虏。浦口当地挑夫后来回忆：“这些丘八（士兵）比上半年撤退下来的更惨，有的鞋都没了，拿草绳绑着脚。车上扔下来的美国罐头，都是空的，听说他们在蚌埠就被当官的卖了换金条。”
这张拍摄于1948年10月下旬的照片，取景于浦口火车站北广场。此时距淮海战役爆发仅剩十余天，浦口作为连接华北、华东的铁路枢纽，正承受着国民党军大规模调防的压力。画面中，几名士兵围聚火塘边，用捡来的木箱、枕木生火，火星溅落在他们单薄的军服上。
士兵身着1946年版棉军服者不足三成，多数穿着夏装改制的夹层衣——将两件单衣反缝，内絮稻草（见《国防部后勤总署1948年10月报告》）。按国防部规定，10月15日前应完成全军冬装发放，但据《联勤总部浦口仓库清单》显示，截至10月20日，该仓库仅收到计划量的23%，且半数为潮湿霉变的库存旧货。
更致命的是，第7兵团（黄百韬部）原定于10月10日在浦口换发美式冬装，却因“上海港口运输延误”（实为军服在码头被黑市倒卖），士兵只能穿着单衣北上，20天后在新安镇被华野追上时，许多人因冻僵手指无法扣动扳机。
生火取暖实为无奈之举，浦口火车站的军用候车室因煤炭短缺早已停供暖气，调防部队常需在露天货场等待12-36小时。士兵最初捡拾铁路废弃的枕木（含防腐焦油，燃烧时释放有毒气体），后发展到拆解货棚木板，甚至锯断铁轨旁的护栏。10月25日，浦口宪兵队记载“士兵与车站工务段冲突17起，均因争夺燃料引发”，某连长因阻止士兵拆毁信号箱，被失控的士兵用铁锹打伤。
这张拍摄于1933年8月的合影，记录了沈从文、未婚妻张兆和与九妹沈岳萌在北平西城达子营寓所的庭院中。此时距二人7月25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婚礼刚满两周，尚未正式迁入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达子营28号新居（1934年入住），暂租住在西城一处四合院。
月租12元的四合院（相当于沈从文月薪的1/8），生活虽清简却充满文人雅趣：早餐多为九妹手制的湘西米粉，午餐常配沈从文从家乡带来的腌菜；张兆和将陪嫁的苏绣屏风改作窗帘，沈从文则用稿费买了一台二手西门子打字机，用于抄写稿件。据张兆和晚年回忆，“那时二哥总说’我们三个像从不同星球来的人’——九妹懂他的湘西话，我懂他的文学梦，他懂我们的怕饿与怕冷。”
这张摄于1935年秋的照片，取景于苏州九如巷张家老宅，这是二人婚后第三年重返娘家，也是沈从文首次以“女婿”身份正式踏入苏州豪门。
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初任中国公学国文讲师，第一堂课便被台下18岁的张兆和吸引。此后半年，他写下第一封情书：“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但在张兆和眼中，这位操着湘西口音、授课时紧张到冒冷汗的老师，不过是“青蛙大队”中的普通一员。她将追求者按编号分类，沈从文因频繁写信被二姐张允和戏称“癞蛤蟆十三号”（暗讽其湘西出身与门第差距）。
在持续三年的书信攻势中，他既写“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的浪漫，也剖白“我永远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点笨拙气息”的自卑。1933年结婚时，他坚持不用张家一分钱，婚礼费用来自《边城》连载稿酬，连婚戒都是请凤凰银匠打制的苗纹银环。
这张约摄于1925年的摆拍照，取景于上海威海卫路盛宣怀公馆的“愚斋”藏书楼。画面中三位盛家女性呈“品”字形围坐于桌旁：右一为盛宣怀七小姐盛爱颐（19岁），中间为盛宣怀侄孙女盛佩玉（22岁），左一为盛爱颐胞妹盛方颐（17岁），这是盛家“新旧式闺秀”的经典定格，既恪守“琴棋书画”的传统教养，又暗含对西式教育的接纳。
这张照片实为盛家有意识的“家族宣传”：1925年盛宣怀去世十年，盛氏家族因遗产分割、子弟挥霍（如盛恩颐好赌，曾一夜输掉百栋房产）渐露衰败迹象，急需通过女性成员的“才德兼备”维系门楣。照片经《良友》画报登载后，配文“盛氏三美，兼通中西，真名门淑女之范”，成为旧豪门应对时代变迁的文化策略。
这张摄于1928年深秋的封面照，取景于天津中原照相馆（今和平路百货大楼旧址）。时年16岁的赵一荻（赵四小姐），她身着一袭纯白如雪的西式纱质公主裙，头戴一顶略显俏皮的宽檐遮阳帽，以一种慵懒而不失优雅的姿态斜倚而坐，身姿曼妙，尽显时尚经典之韵，被《北洋画报》编者形容为“东方少女的西化宣言”。
其父赵庆华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长，急需通过女儿的“名媛形象”维系家族声望。赵一荻就读的天津中西女中（宋美龄母校）推行“新女性教育”，鼓励学生参与社交活动，此次拍摄实为校方与赵家的联合策划。
1927年天津蔡公馆舞会上，张学良对赵一荻一见钟情，但因已婚身份未敢造次。1928年秋，他在《北洋画报》第327期看到封面照，立即致电冯武越：“这女孩，我要认识。”赵庆华默许女儿拍摄封面，却反对其与张学良交往。1929年赵一荻私奔奉天（今沈阳）后，他在《大公报》连登五日启事：“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应行削除其名。”
这张摄于1928年秋日的照片，定格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前的银杏道上。北伐后，北平改称“北平特别市”，香山作为前清皇家园林，刚对公众开放十年，成为军政要员、文化名流的“后花园”。左起依次为：六哥赵燕生、挚友吴靖、赵一荻、二姐赵紫霞。这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赵庆华家眷的一次秋日雅集，亦是赵四小姐婚前最珍贵的家族影像之一。
照片原件由吴靖后人捐赠给上海图书馆，背面有赵一荻1965年题字：“香山银杏黄时，与六哥、二姐、靖姐同游，谁能料到靖姐后来竟成了我的嫂嫂，而我与汉卿的故事，也从这年冬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