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纸边缘的霉斑晕染成1945年深秋的雾霭，将上海提篮桥的石库门与霞飞路的梧桐叶洇染成泛黄的记忆切片。这组被岁月磨出毛边的老照片里，外籍难民的面孔如破碎的棱镜，折射出远东大都会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复杂光谱。
1945年11月的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日军受降与遣返枢纽，正经历着战败国群体的历史退场。日军人员被集中于战前其自设的军事据点，虹口公园北侧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今鲁迅公园附近），围墙加装电网，门口由戴着”宪兵”臂章的中国士兵把守。据《上海宪兵队纪要》记载，11月15日起禁止穿戴任何日军制服，仅允许着平民服装，部分低级军官因无便装，被迫穿着缴获的中国劳工粗布衫。
国民政府实行”最低生存标准”供给，主食为掺杂麸皮的混合面窝头，每日500克，不足日军战时士兵定量的60%；蔬菜仅限盐水煮萝卜或白菜，每周两次配给腐乳块（原日军”战斗用应急食品”）；
外白渡桥北堍的日军军营外，每日聚集数百市民，向围墙内投掷石块、烂菜叶。11月9日，一名曾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女子爬上电线杆，向院内高喊”还我女儿”，其夫随后点燃自制汽油弹，导致军营外墙起火，此事引发《大公报》关于”战后正义”的讨论。
1945年11月的上海街头，提篮桥与霞飞路活跃着准备归乡的欧洲难民小贩，以犹太人为主体（占78%），持UNRRA临时护照等待遣返，因行李限重20公斤被迫抛售旧物。
1945年11月的上海虹口，曾为日侨隔离区的霞飞路街角，一位滞留日本人摆卖日本人偶，摊位上最昂贵的是一套明治时期的 “五衣唐子”，新娘人偶头戴十二单冠，衣料为京都西阵织，却因战时物资匮乏，裙摆用中国杭缎拼接，售价2000美元（约合黄金1.5两），摊主声称是 “前日本驻沪总领事家传”，摊主福田信夫曾为“松坂屋”店员。
1945年11月的上海虹口区，7岁的犹太孤儿大卫·莱温蜷缩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的犹太难民收容所门口，双亲在日军空袭中遇难——当日，一架日军轰炸机在虹口区投弹，误炸了密勒路（今峨眉路）的犹太难民聚居区，23名平民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大卫的父母所罗门和瑞秋。
1945年11月，上海虹口区提篮桥的犹太难民营，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称为 “远东最大的犹太难民聚居区”，这里的石库门弄堂里挤着约 2.3 万名犹太难民。照片是一间12平方米的阁楼，住满16名犹太难民。床密集排列，两人靠窗吸烟，用美军罐头改制的烟灰缸里是黑面包纸卷的“代用烟”，屋内弥漫着汗酸、霉味与廉价烟叶气息。
1945年11月，上海提篮桥熙华德路，犹太难民瑞秋·科恩在摊位前售卖从波兰带来的瓷器，包括维也纳咖啡具、犹太教瓷盘及缺嘴青花瓷茶壶。摊位后方理发店前身为日军“武藏野理容院”，现由中国理发师经营。
瑞秋以硬通货+实物定价（如咖啡具200美元、瓷盘8000法币），应对法币恶性通胀，摊位成为犹太难民以物易物节点。她遭犹太社区非议与本地地痞骚扰，靠中国邻居帮助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