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社交媒体上一位网友对小提琴大师宁峰留言：“建议空弦单独练右手。”这番话一出，立即成为段子。令人莞尔的是，宁峰老师并未动怒，而是亲自拍了一段“练空弦”的视频作为回应，幽默而大度。
笑过之后，或许我们应该想起：音乐史上，那些如今被奉为经典的作曲家们，在他们的时代同样饱受误解和恶评。不同的是，他们的回应姿态各不相同——有的怒斥不休，有的自我怀疑，有的选择坚持，有的冷嘲热讽，有的干脆冷眼旁观。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让音乐本身成为最终的答案。
愤怒直斥型：贝多芬
贝多芬几乎是被恶评围攻最多的大师之一。1804年，他的《英雄交响曲》首演时，有评论家说这是“一部冗长乏味、毫无章法的作品”；《第二交响曲》更被形容为“一条垂死挣扎却不肯死去的巨龙”。晚期弦乐四重奏，则被斥为“一个聋子的混乱幻想”……
面对这些攻击，贝多芬的反应和他的性格一样：直白、暴躁、不留情面。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痛骂乐评人是“蠢货”“恶棍”，并在一次争论中爆出那句著名的狠话：
“Mein Scheiß ist besser als dein Gedanke!”
“我的屎都比你的思想高明！”
*这句经典毒舌反驳虽广为流传，目前最早载于作家 Austin Kleon 的文章中，他援引的是传说引用，但并未提供原信的具体出处。应作为传说引用处理。
这种回应看似粗鲁，却也展现了贝多芬的核心信念：音乐的价值不由批评者决定，而由时间和人类情感来检验。事实证明，他的交响曲与四重奏早已成为西方音乐的基石，而当年的乐评人几乎无人记得。
自我怀疑型：柴可夫斯基
与贝多芬不同，柴可夫斯基性格敏感，对恶评极度在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在1881年首演后，被奥地利评论家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痛批为“臭不可闻……它让人想到除了音乐以外的一切，甚至还有难闻的气味”。（《Neue Freie Presse》，原话记录在对汉斯利克的研究与传记中）。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也曾被批评为“酒鬼般的嘈杂，充满幻野疯狂”。
柴可夫斯基在日记里经常写下自己的自卑：“我常常怀疑，我的作品是否真的有价值。”甚至连自己最受欢迎的《1812序曲》，他也嫌弃“庸俗讨好”，认为“不配我的艺术理想”。
但这种自我怀疑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创作。他没有公开争辩，而是让旋律替他发声。《天鹅湖》《胡桃夹子》《第六交响曲》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古典作品。他的“软弱”与“敏感”被音乐转化为真诚的力量，证明了另一种艺术家的回应方式：不与批评纠缠，而是继续把心声交给听众。
沉默坚守型：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的处境特殊。他被同时代人视为“贝多芬的继承人”，这既是荣誉，也成了沉重的枷锁。他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第一交响曲》，被戏称为“贝多芬第十”。首演时，有人认为这部作品“过于沉重”“缺乏创新”，不像瓦格纳那样具有戏剧性的张力。
勃拉姆斯没有像贝多芬那样咆哮，也不像柴可夫斯基那样自我怀疑。他的选择是沉默与坚守。他坚持古典传统，以严谨的结构和厚重的和声为核心，不被潮流左右。在与瓦格纳阵营的“浪漫主义大战”中，他几乎从不公开辩论，而是用作品证明：传统并非落后，理性与深度同样可以创造伟大。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坚持是有价值的。今天，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与瓦格纳的歌剧并列，成为19世纪音乐的“双峰”。他的冷静回应告诉我们：沉默并非软弱，而是另一种深沉的自信。
冷嘲机智型：德彪西
德彪西的音乐在当时颇具争议。批评家给他贴上“印象主义”的标签，本意是贬义，暗示他音乐“虚浮不实”。德彪西对此非常不满，他在1908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
那些傻瓜所谓的’印象主义’，这个词被用得再糟糕不过了。”
更有趣的是，他化名“克罗什先生”，亲自下场写乐评，尖锐地批判法国音乐的陈腐，以及瓦格纳式的“宏伟歇斯底里”。他的文章语言机智、犀利，展示了音乐家如何用思想与笔锋来“降维打击”批评者。
今天，“印象主义”反而成为赞誉之词，德彪西的音乐也因独特的色彩和意境成为20世纪音乐的起点。他的回应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批评不是对标签的反击，而是用思想去重塑话语权。
荒诞幽默型：萨蒂
萨蒂的回应堪称艺术史上的“另类喜剧”。评论家说他的音乐“没有形式”（pas de forme），他就偏偏写出《三首梨形曲》，标题本身就是对“没形式”的嘲讽。
在他的乐谱上，常常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指示：“像一颗空心牙齿一样演奏”“轻如一个鸡蛋”。他甚至把批评者的文章原封不动贴在乐谱里，并冠以标题《惹人嫌的装腔作势者》。
这种荒诞式的幽默，让批评者显得可笑，也让音乐史多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当然，他也并非总是风轻云淡。1917年芭蕾舞剧《游行》遭批评时，他忍不住寄去一张明信片，骂评论家是“一个屁股，而且是一个不懂音乐的屁股”，结果被告上法庭，甚至坐了八天牢。
萨蒂的故事告诉我们：幽默和荒诞，也是最锋利的武器。
冷眼旁观型：斯特拉文斯基
1913年，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春之祭》首演引发音乐史上最著名的骚乱。观众席上嘘声、拳头、口哨声此起彼伏，支持者和反对者打得不可开交。评论家在次日的报纸上写道：“这不是音乐，而是野蛮人的嚎叫。”（参考Nicolas Slonimsky ：《Lexicon of Musical Invective》）
面对这样的场景，斯特拉文斯基没有像贝多芬一样咆哮，也没有像萨蒂那样讽刺。他只是悄悄躲到后台，从幕布缝隙中偷偷观察这场因自己而起的混乱。
讽刺的是，这份冷眼以对却成为最强有力的回应。今天，《春之祭》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与芭蕾作品之一。每一次它在世界各地奏响，都是对当年恶评最响亮的反驳。
从贝多芬的怒斥，到柴可夫斯基的敏感，勃拉姆斯的坚持，德彪西的机智，萨蒂的幽默，斯特拉文斯基的沉默，我们看到音乐巨匠们的多种姿态。他们的选择各不相同，但最终的结果都一样：作品超越了批评，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评论家。
今天，我们笑谈“宁峰练空弦”，或许更该想起这一点：真正的艺术不需要一时的掌声或嘲讽来裁决，它只需要创作者不断拉动那根属于自己的“弦”。最终，回响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