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谢晋元所在部队从无锡增援上海,对进犯日军猛烈还击。

日军正面进攻失利,绕道金山卫登陆,包抄我守军后路,他们依靠优势装备、钢板工事,在闸北地区巷战中,向毫无工事掩护的第88师谢晋元部节节进逼。

经过八字桥一战,张治中将军率领的我军主力,势孤难敌,被迫转移。

谢晋元部奉命担任后卫掩护,转据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合设的物资仓库),继续抵抗。

四行仓库长120公尺,宽15公尺,楼高五层。在谢晋元指挥下,全团官兵利用库存大批袋装小麦、布匹、棉花包,筑起防御工事。

白天,官兵们从楼房窗口向敌开火。入夜,用煤油棉花捻子,点燃火炬,观察敌情,对敌狙击。

10月27日起,我军全部撤尽。偌大上海,仅余“四行孤军”。自27日至31日,日军排炮向谢部四行仓库阵地集中猛轰。

只见苏州河北岸火光冲天而起,一片焦土残垣。坚守阵地的八百壮士,在外无援军、内缺粮弹的危急境况下,都抱定一死殉国决心,发扬以一当十精神,对侵略军作殊死抗争。

其报国豪情正如谢晋元给父母遗书所写:

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

当时,上海市民和各大报纸,都为四行孤军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每天有数不清的人群,不顾流弹横飞,纷纷拥到苏州河南岸观战,意在为我军加油打气。

上海市民隔苏州河关注四行仓库战况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各报,都以头版头条逐日详细报道孤军奋战战况,有的还在下午加出“号外”。

几天里,上海各界市民,利用夜幕掩护,为八百壮士送去大批干粮、药品和慰问信。

一天晚上,一名女童子军,以舍生忘死的胆气,从苏州河南岸下水,冒着枪林弹雨,沉着机智地泅到北岸,匍匐至我军阵地,从颈圈上解下一面国旗,展献给八百壮士。

国旗,在战士们列队敬礼下,在晨光熹微的焦土上,在四方都是炮火、豺狼的环境下,傲视苍穹,迎风飘扬。

献旗消息通过报纸、广播,迅速传遍上海和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宁死不屈的战斗豪情。连一向对中国抱有成见的西方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这献旗的女童子军,便是当时年仅十几岁的上海女中学生杨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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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敏,江苏镇江人,因献旗壮举脱颖而出后,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报刊介绍她的事迹,《良友》画报以她做封面人物;在一度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她身披红花,跨马游街;继又漂洋过海,去欧美各国宣传抗日。

1939年,杨惠敏由美国回到战时首都重庆。由当时的教育部作为“特派生”,保送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后去了香港。

杨惠敏离开乐山中央技专后,究竟哪里去了?境遇如何?是喜是悲,是清是浊?这一直是许多人悬念不已、并不得其详的谜。

旧社会满布岔道陷阱,解放前的国统区更是大染缸。幼稚单纯的青年,如果自己不能把握正确方向,一旦置身可南可北的歧路,只要恶势力稍加引诱,未有不陷入迷径的——杨惠敏离开乐山后,接踵发生的一系列不幸,正缘于此。

杨惠敏身材较高,瘦长形脸上,嵌着浓眉大眼,阔口隆鼻;不但长相全不似江南女性之柔媚纤细,性格更流于泼辣粗犷。

重庆居,大不易。自乐山来到重庆,既已无职无业,无处归宿;兼之自献旗赢得美誉后,她更醉心于富于神秘、浪漫色彩的军事侦察、联络工作。

通过“童子军团”安排,她很快被派往香港,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1938年,杨惠敏(右一)与冷雪樵(右二)等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时年杨惠敏不过18岁。一来刚刚涉足社会,哪懂奸诈险恶的一套;二来旧中国所谓的“秘密工作”,自首推军统、中统。

有个名叫赵乐天的人,原籍苏州,系光华大学毕业生。生就一副“奶油小生”面孔,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他于上海沦陷前即去了香港,经军统局香港站发展为“通讯员”。试用合格后,转正为军统基干人员。

“童子军团”的“秘密工作”,少不得与军统香港站经常发生接触、依靠关系。18岁的妙龄少女,更难免轻易坠入情网。

赵乐天既“一表人才”,又天生油嘴;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女孩子,哪经得起一个能说会道之人的苦苦追求。

不消半年,他俩已发展到等同夫妻。这糟糕已极的恋爱、“婚姻”,是杨惠敏在歧途上迈出的最不幸、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1942年,即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杨惠敏与赵乐天双双奉命护送难胞撤回内陆。电影演员胡蝶夫妇也于8月27日夜,偕同亲戚自香港启程来渝。

胡蝶自1926年进入电影界,到1937年抗战爆发其间,共主演过58部影片(连同60年代在香港所演“关门片”在内,前后共主演上百部影片)。她主演的《自由之花》,在意大利米兰国际电影比赛中获奖。

由她一人扮演两角的《姊妹花》,单在上海即连演60天,场场爆满,创造了当时国产片最高卖座纪录。仅此一片,就为明星公司盈利20万元。

日军占领香港后,发现胡蝶与梅兰芳都留居在港。遂大转念头,策划挟持二人去东京演出,并预定拍摄以宣传“日华亲善”为主题的《胡蝶游东京》影片。

结果,梅兰芳“蓄须明志”、胡蝶“夤夜出走”,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

胡蝶潜离香港时,曾将其历年所置衣物、首饰和各种纪念品,装成30余口箱子,托杨惠敏代运回国。

《秘闻疑云》(二十八)——杨慧敏献旗“四行仓库”之后

夫妇俩人则爬山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始安抵曲江。嗣于11月24日飞抵重庆。

胡蝶夫妇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还在胡蝶滞留桂林,等待来渝期间,杨惠敏即在与赵乐天同去湖南途中函告胡蝶,托运的全部箱笼,不幸在广东东江兵荒马乱之中,全部遭劫。

胡蝶得信,顿如五雷轰顶,整日伤心啼哭,一病多日,体重减轻近20磅,眼见一天天消瘦下去。

早在战前上海,戴笠对胡蝶即有非分之想,只是癞蛤蟆想吃天鹅,高攀不上。此番,他瞅准胡蝶一行在桂林苦等交通工具而不可得之机,乃密派心腹前往“照料”,胡蝶夫妇自不费吹灰之力坐上了到重庆的飞机。

胡蝶与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海上闻人”杜月笙等素有交往。杨、杜二人又是戴笠至友。

胡蝶一到重庆,先借住南岸玄坛庙杨虎家,二人自不免哭诉行李丢失之事。杜安慰她说:

不要难过了,我找戴老板替你破案就是。”

二人见面与戴笠一谈,戴不但满口答应,并通过杨虎“热情邀请”胡蝶夫妇住进他中四路151号的公馆。

戴笠最奏效的一招是:

立派干员,前往湖南株洲,会同当地军统单位,将失物主要责任人杨惠敏及其情夫赵乐天一并拘捕,飞机押来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

1943年,转解息烽监狱。两年后又送来渣滓洞关押。

在支援“四行孤军”抗战中,杨惠敏与胡蝶都分别做过有益的事。孰料事隔五年,两人都分别受到特务头子戴笠的内容不同、形式迥异的糟践。

戴笠为了将胡蝶弄到手,先利用手中权力,给胡的丈夫潘有声安了一个“专员”头衔,派往昆明经商,然后借口“找个清静地方疗养”,将胡蝶从城区挪动到郊区杨家山。

杨家山位于“中美合作所特区”中心,是戴笠的乡居公馆,不说平民百姓,就是军统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如非奉召,也不得擅入。

胡蝶至此,自然孤掌难鸣。戴笠在此,更可为所欲为。1943年起,36岁的“电影皇后”,终为大她十岁的戴笠所强占。

在胡蝶之前,戴笠曾糟践过萧明、夏文秀两个在押的女大学生。两人先关在白公馆,后与杨惠敏均改禁息烽监狱。

据萧明在息烽与同狱难友谈:

当她们从白公馆被“提”到杨家山居住的一个月中,一次,戴笠、胡蝶与她们俩,四人共用晚餐。席间,曾听胡蝶如嗔如嬉地说过:

“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这个忙呐?”

事过不久,就由重庆稽查处派人从湖南将杨惠敏抓来。

在审问中,杨惠敏哭闹不已,绝口否认偷盗胡蝶宝箱之事;一直坚持是箱子运到东江,为强人劫去,连她自身的衣物行李也损失殆尽。

时有迁来重庆出版的《南京晚报》,发了《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被捕》的消息。

该报采访主任李某紧盯不放,继续采访,获知杨关在石灰市看守所,消息发出后,全重庆为之轰动。

戴笠怕“招风”,但毋需他本人开口,自有军统重庆主管单位,去人找到该报老板张友鹤,查询消息来源。

张答以“查出后答复”。最后,只好说是“读者投书”,勉强把事情应付过去。报纸虽不敢再提,但悠悠之口难禁。偏胡者认为:杨惠敏不该见财起意,乘人之危。

袒杨者认为:这原是戴笠故设圈套,逼胡就范。杨惠敏更直到现在,仍在台湾大呼冤枉。

杨惠敏1945年自息烽转囚渣滓洞后,当时女牢仅关三人。男牢除“青年将校团”六人外,其余绝大多数均为军统内部送此禁闭的“违纪犯”,如原重庆侦缉大队长许忠五、军统陕西站负责人萧漫留、少将级国外站长陈式锐,以及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长王仁德等百余人。

重庆渣滓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据王仁德1985年所写材料说:

杨在渣滓洞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杨被关后,在军统内部特别在’东南特训班’、’中美所特警班’的下江籍学员中曾激起不满。故军统厕所内,不断发现’羊羔下狱,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请问青天’一类鸣不平句。

局本部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既查不出书写者为谁,又不敢向戴呈报,只有偷偷派人用刀刮掉。但不久,又出现’人间不平事,没有今天多’和’不平则鸣’等话语。”

平日无事,赵乐天还亲口告诉王仁德说:

香港沦陷后,杨护送难胞到内陆,在路上遇到胡蝶夫妇。胡再三要求代运行李,杨爽口答应。然行至东江,衣服箱笼全为败兵乱匪劫去。

杨奔走广九之间,抢救难民,自己衣物也遭损失,从何谈到偷胡箱笼?押解来渝后,在法官追逼下,我不得已承认了与杨勾结偷盗胡的箱笼。

谁知一问定案,从此既无人提审,我们也没有翻供的机会了。”

渣滓洞实行男女分禁。赵乐天为寻找机会与杨惠敏聚晤,1946年春节前,特请王仁德向所长濮齐伟要求排演京戏,在春节上演。演戏时,分隔多年的赵、杨两人始初次晤谈。

杨惠敏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几句话,说得赵乐天流下泪来。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南京岱山。军统来人将杨、赵“转移”,二人担心“密裁”,哭说情愿死在渣滓洞。

来人不容分说,将杨一铐铐上,推进吉普车,飞机押到镇江老家释放。住不几天,赵乐天则薄情出走上海,遗弃了她。

后据军统司法处人员透露:

杨案在1943年即已查清,并作了结论,断定胡物失盗,并非杨惠敏所为。司法室签请戴笠予以无罪释放,然戴故意压住不批。

戴死后,司法室再次提出处理意见,才经毛人凤指示送原籍开释。

若非戴笠死于意外,胡、杨二人岂能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