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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

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是关于“苏报案”的重要早期史料，在这封书信的手稿中，有此前未见的关于章太炎、吴稚晖之争的记载。早在1903年7月章太炎、邹容被捕之初，二人便共同认定吴稚晖“卖友脱逃”。从狱中质疑到持续数十年的论辩，章吴之争随着时间、情绪的积累不断升级，争论重心也由“卖友”到“献策”再到“告密”而不断转移。由于章士钊的调解，章太炎在《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中删去了与吴稚晖有关的内容。这封书信刊发于1927年初出版的《甲寅》杂志，在章士钊的删削之中，亦体现出他对章吴之争的调和态度。

苏报案；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  

“苏报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苏报》宣扬邹容《革命军》，刊发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一语直斥光绪之名，在当时堪称“大逆不道”。清廷震怒之下，慈禧太后批饬“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由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坐镇，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查办。面对清廷的缉拿，章太炎、邹容等人展现出勇猛无畏的革命气概。中西警探在爱国学社逐一查问，章太炎豪气冲天，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2]其后写信招邹容投案，同担大义。

章太炎像

由于《苏报》馆在租界之内，在司法主权日益沦丧的时代，案件只能在租界中的会审公廨审理，清政府为原告，章、邹等人为被告，双方都聘请了外国律师，成为了中国法律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在会审上，章太炎激烈抗辩，针对“载湉小丑”触犯清帝圣讳的罪名，援引《尔雅》“丑，类也”的训诂强加辩解，“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3]，对清廷官员大加戏弄。正如孙中山所言，“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诉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4]与此同时，在苏报案的风起云涌中，亦有革命党人难以排解的是非恩怨。章太炎坚执吴稚晖“卖友”“献策”，吴稚晖矢口否认、反唇相讥，二人之间的争论、讥嘲与骂詈，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章吴之争”成为了苏报案中的一大公案，引发了后人的不断探讨。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是重要的早期史料。吴、张二人皆为章太炎挚友，太炎曾撰《清故刑部主事吴君墓表》《故总统府秘书张君墓志铭》，可见其交谊之深。章太炎于1903年6月30日被捕，7月2日邹容应招投案，数日后便收到吴君遂手书及墨银二百元，为其聘请律师提供了有力帮助。7月15日，苏报案公开审理，不久之后，章太炎致信吴君遂、张伯纯二人，详细描述当日情形。这封书信始刊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第一卷第43号（1927年2月19日），已在苏报案的二十四年之后，其后收入《章太炎全集》。2022年冬，书信手稿（见封三）与一批章士钊书信同时出现在嘉德拍卖，且与章士钊的两份手稿同帧装裱，或出自孤桐后人。笔者有幸得之，与《甲寅》本相较，颇能见其删减改易之迹，对理解“章吴之争”的缘起本末与章太炎的心态变化，以及作为《苏报》主笔的章士钊的调和之意，皆有重要参考价值。

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手稿

手稿原文如下：

君㒸、伯纯鉴：自闰月六日入狱，七日到案，逾数日得君㒸手书，并墨银二（三）百圆，资助讼费，高义薄云，感激无量。吴稚晖以受俞明震嘱托，卖友脱逃，证据明白，已与威丹驰书日本、香港，宣布其罪。君㒸平日亦以稚晖为大人物，悲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自七日到案后，（此案）各领事与工部局坚持此狱,不令陷入内陆，事闻于伪政府，已遣伪员陈情于各国公使，公使允之，领事与工部局仍执不允。俞明震怒，令伪关道袁树勋以兵五百人，解去号袿，潜伏新衙门后，将劫以入城，捕房戒严。传讯时，每一人以一英捕陪坐，马车复有英捕跨辕而坐，数英捕驰马（车）带剑，（夹）在前后，街巷隘口，亦皆以巡捕伺守，谋不得发。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译，宣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控告于（在）他国法院，而控告于（在）己所管辖之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诉毕，钱、程二子，自辩本无干涉，仲岐代父入狱，亦已为大众所知，当可开释。弟与威丹，罪状自重，然其所以控我者，自革命逐满而外，复牵引“玄晔弘历”“载湉小丑”等语，以为干犯庙讳，指斥乘舆，不知律师如何申辩，想亦不甚困难也。然此五人罪状虽异，单于见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原告律师已声明不出租界。惟龙积之无事可执，乃云系富有票会匪，犯事在汉口，须解至汉口裁判。而原拏牌票积之名下，只开列“著《革命书》”云云。后以著书无据，忽牵扯富有票案，以相诬陷，此语情节支离，想律师必能明辩也（不值一辩）。最可笑者，新衙门委员孙某，不甚识字，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麟白

划线部分为《甲寅》本所无，括号部分为《甲寅》本所改，当出自章士钊之手。其中“吴君遂”作“君㒸”，为《说文解字》中的本字，可见章太炎好用古字的行文习惯。吴君遂赠送“墨银二百圆”，《甲寅》整理误作“三百圆”，各本沿用其误。在章士钊删去的内容中，涉及邹容、吴稚晖、俞明震、龙积之四人，前三人皆与章吴之争密切相关。 

书信开头，章太炎在感谢吴君遂的帮助之后，笔锋一转，谴责吴稚晖出卖朋友。一般认为，“章吴之争”始于章太炎在1907年3月25日的《革命评论》上发表《邹容传》一文。实际上，早在1903年7月被捕之初，章、邹二人便已共同认定吴稚晖“卖友脱逃，证据明白”，在监禁中开展行动，致信吴、张及日本、香港友人“宣布其罪”。对章太炎而言，一开始并不存在所谓的“章吴之争”，这是他与邹容的并肩战斗！章、邹身处监禁之中，消息来源极为有限，何以能够确定此事？核心证据是二人入狱不久，吴稚晖前往探视，言语中漏出极大破绽。章太炎在1908年的《与吴稚晖第一书》中写道：

俞明震与袁树勋一同负责查办苏报案，在章、邹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清廷爪牙。实际上，他对革命党人颇有回护之意，在捉拿之前让儿子俞大纯招来吴稚晖，通告革命党人设法走避。但吴稚晖对章、邹等人全无示警，直到二人被抓之后前来探视，才说自己提前见到了俞明震，不仅“屈膝请安”，还吃了俞家的面条，这势必引起二人的怀疑。邹容更直接质问：“何以有我与章先生？”无论吴稚晖事后如何解释，他得知清廷查拿革命党人的消息，提前却绝口不言，这就是出卖朋友，是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自革命道义而言，章太炎、邹容谴责他“卖友脱逃”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在狱中对吴稚晖的怀疑与厌憎，构成了“章吴之争”的心理基点。

当然，无论是革命大义所在，还是苏报案的形势起伏，都不允许二人与吴稚晖过多纠缠。在革命派、清政府与列强势力的反复博弈之下，1904年5月21日，苏报案最终判决，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在牢狱中，章太炎与邹容饱受折磨，太炎曾以绝食相抗，又与狱卒搏斗而屡遭殴打、酷刑。他在狱中的佛学阅读，也是生死之际的精神挣扎。1905年，邹容不幸庾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次年在《革命评论》发表《邹容传》一文：

章太炎为邹容作传，是要“发扬芳烈，酬死友于地下”，并肩战斗也变成了自己一人的“后死之责”。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相比，《邹容传》的记述更为具体生动，寥寥数笔，革命叛徒的嘴脸跃然纸上，吴稚晖的罪名也由“卖友脱逃”变成了“通情献策”。吴稚晖读到此文，极为不满，致信反驳。“君与恒现皆存世，非如慰丹之既没，岂当由君黑白者。”[7]谓邹容死无对证，只能任由章太炎颠倒黑白。对章、邹的生死之交而言，这种说辞无异于极大侮辱，章太炎遂公开复信，怒骂痛诋，开启了数十年的“章吴之争”。

在复信中，章太炎举出了三重证据，除了上文所言吴稚晖见到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之外，还有章太炎出狱之后，从汪允中处听闻俞明震“自悔”于苏报案事，以及于张鲁望处听闻吴稚晖“献策”之事。汪允中、张鲁望所言未必可信，今人多已辨之[8]。但在章太炎眼中，则是为“证据明白”之罪状，增加了新的辅证。如果说，“屈膝请安及赐面事”来自狱中亲闻，《邹容传》中详述吴稚晖“献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告其徒曰”的沾沾自喜，又得自何处呢？恐怕不无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想象。蔡元培在《读章氏所作<邹容传>》中说：“其后《苏报》案起，章、邹诸君皆入狱，章君又以往日疑吴君之习惯，疑为吴君所陷。既有此疑，则不免时时想象其相陷之状，且不免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大约二年之中，神经口耳间缫返此想象，已不知若干次，故不知不觉而认为实事也。”[9]虽有“解嘲”之口吻，但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他说章太炎“时时与邹君互相拟议，而诟詈之”，更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相合，尤见蔡元培是局中的知情之人。在举证之外，章太炎复以“文体”不同加以解释。“仆作慰丹传，非法庭录供之爰书，有其事则略记其语，宁能适与声气相肖？非独仆然，自来记事者皆然。足下自命为无政府党，与法律相攻，顾于寻常记叙之言，欲以法吏录供为例，岂足下不知文体耶？”[10]史书传记与法庭供状不同，不能句句实录，容有增饰之语。这倒不是章太炎的强词夺理，而是古代史书确有其例。他在十余年后的《国学概论》中，也说《史记》《汉书》中“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11]，可见这是其一贯主张。

无论如何，《邹容传》中的增饰想象有“想当然语”的破绽，给吴稚晖留下了质疑口实。二人数番通信，攻讦不已，最终只得不了了之。到了1915年修订《章氏丛书》时，章太炎大幅删减了《邹容传》的相关记述：“会虏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检察革命党事，将逮爱国学社教习吴朓，朓故惎容、炳麟，又幸脱祸，直诣明震，自归，且以《革命军》进。明震缓朓，朓逸。遂名捕容、炳麟。”[12]在这里，吴稚晖“献策”如故，但所献仅为《革命军》而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俞明震等人的对话也被删去。太炎的“史笔”更加慎重缜密，但对“史事”的认定并未改易[13]。1923年，吴稚晖在《章氏丛书》中看到此文，大为光火，遂于次年1月11日在《民国日报》上致信章士钊，针对其《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一文旧怨重提，对章太炎大加抨击，放言要“处置他一下”。数月之后，章太炎与章士钊、李根源、张继、于右任等友人募款修建邹容墓碑，增损《邹容传》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彻底删去了与吴稚晖有关的内容，仅有“会清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来检察革命党，君及炳麟皆就逮，系上海租界狱”[14]一语。

《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大公报(天津)》1925年 10月 19日（局部）

章太炎的删削倒不是担心吴稚晖的恐吓，更多与章士钊的居中调停密不可分，后者的立场与态度也反映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的文字删改之中。作为《苏报》主笔，章士钊与章吴二人“皆有厚谊”，故“曾以调人自居”。早在1913年，便曾邀请二人聚餐联欢，试图调解，但席间不过客套而已，并未谈及要害。到了1924年，吴稚晖重提旧事，章士钊在1月20日的《新闻报》发表《农治述意续》一文，在文末郑重调解：

《农治述意续》，见《新闻报》1924年1月12日（局部）。

章士钊为太炎义弟，情谊深厚，其时二人皆在上海，此信很可能征求过太炎本人意见。文中为吴稚晖开解“告密”之事，指出《驳康有为书》及《革命军》广为流传，本无秘密，何告之有？此语深得吴氏之心，是其后来反复置辩的要点所在。章士钊把“卖友”“献策”的问题转移到“告密”之上，对当事人乃至后人对这一公案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蒋维乔在发表于1936年1月的《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亦说“章炳麟矢口断定，稚晖自诣明震处告密”[16]。吴稚晖撰写长文《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其滔滔不绝必欲辩解者，更尤在“告密”二字。在章士钊看来，“告密”是对吴稚晖的误解，与太炎“身在狱中”的愤懑之情不无关系；至于《章氏丛书》不改旧说，则是“弟子辑录”之过。前者转移重心，后者显为托辞，可见其调解矛盾时的用意之深。章太炎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事实上也接受了他的劝解。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的调解态度不仅关乎吴稚晖，更关系到苏报案的查办人——俞明震。在章太炎眼中，俞明震是革命党人的大敌首恶，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中，吴稚晖卖友是“受俞明震嘱托”，袁树勋在公开审理前带兵劫持，也是俞明震的怒中指使。事实上，这不过是章太炎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的一种误解。[17]在清末人物的政治光谱中，往往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进步与落后之分。俞明震素以思想“开明”著称，对革命志士颇具同情，与章士钊更有师生之谊。其子俞大纯为章士钊好友，实为革命党人，曾参与研制炸药，谋划刺杀铁良等事。于公于私，俞明震对苏报案中的革命党人都有回护之意。因此，他对上“瞒天过海”，在缉拿名单中故意漏掉章士钊、吴稚晖、蔡元培、张继等人之名；对下“通风报信”，让俞大纯招来吴稚晖，让其通告革命党人设法走避。正因如此，俞明震不久便被清廷怀疑。端方致电魏光焘指出俞大纯“剪辫入革命军”，俞明震亦“不可不防”。苏报案尚未结案，清廷便将其调回南京。对于俞明震对革命党人的苦心回护，章士钊十分清楚。他在撰于1955年的《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回忆：“又闻本案初起，查办员未定，先生恐伤士类，曾争取此案入手。到沪之日，即命大纯招吴敬恒参谒。蔡吴之逃，皆先生故意纵之。凡此种种，皆足说明俞先生之不肯名捕及余。”[18]是符合当时情境的。因此，他调解章吴之争，势必要说明俞明震对革命党人的回护，这对章太炎的激愤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吴稚晖知情不语，固有“卖友”之过。俞明震本无严查之意，又何来“献策”“告密”之说？如果说吴稚晖通过“献策”来换取自身安全，章士钊、蔡元培、张继等人皆被俞明震回护，难道都是“献策”的结果吗？至于“告密”，《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又何须吴稚晖相告呢？

明瞭了章士钊的态度，《甲寅》发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时的删削之意，亦不难理解。首先，章士钊在1924年调和章吴，在1927年编辑《甲寅》时删去与吴稚晖、俞明震的相关内容，自在情理之中。但删去这些“攻战的文章”，也未免如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言，不免有些吃亏上当，“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19]。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手稿（局部），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其次，章士钊删减了与龙积之有关的内容，盖其素来认为苏报案的主角只有章、邹二人，其他四人“绝不相类”，甚至有“滥窃时名”之嫌。他在作于1903年的《苏报案纪事》中说：“且此次关涉《苏报》之人物，且有与章、邹绝不相类者，名为’六君子’，若以章、邹同类并称之，辱章、邹多矣。”[20]在《甲寅》文后按语中亦说：“是案本六人，号六君子，实则除章、邹外，惟龙积之略有时望。余三人，一陈仲岐，为苏报馆主陈梦坡之子。一陈吉孚，为馆中账房。一则钱保仁也。审此，革命党滥窃时名以终者，夫岂少哉！”[21]

《又致吴君遂》，见《甲寅》第一卷第43号，第21-22页，19270219

前后观点始终未变。最后，章太炎信稿中说“然此五人罪状虽异，单于见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原告律师已声明不出租界”，此语出自李陵《答苏武书》，以“单于”谓清廷，谓其引渡之谋落空。但李陵最终投降匈奴，岂可以此自况？太炎落笔如风，偶有引喻失义之处，章士钊代为刊去，更可见其认真审慎。

以《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为起点，前后推敲，“章吴之争”的始末大抵清晰。从章、邹的狱中质疑到章、吴持续数十年的论争诋詈，这一矛盾随着时间、情绪的积累而不断升级，争论重心也由“卖友”到“献策”再到“告密”而不断转移。最终通过章士钊的调解，章太炎删去旧说，唯余吴稚晖扰扰不休。平心而论，在清廷的查拿之下，吴稚晖知情不告，说他“卖友脱逃”毫无问题；但俞明震回护革命，“献策”“告密”之说不免冤枉。考虑到章、邹二人在狱中的艰难困苦，以及章太炎担当“后死之责”的沉重心态，他的误解与增饰亦无可厚非。学界对于这一公案的评判，在歌颂革命的语境中以“赞章卑吴”为主，接受了章太炎的全部指控；近四十年来则屡见为吴稚晖翻案之文，又不免矫枉过正。首先，学者翻案的基本角度是吴稚晖未曾“告密”，当时亦无告密之必要，这其实延续了章士钊的旧说。但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手稿中，我们看到，章太炎、邹容对吴稚晖的质疑与谴责，首先是“卖友脱逃”——知情不告，是为“卖友”，身在狱外，是为“脱逃”，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开脱的。吴稚晖在苏报案中的污点，不能因其未曾告密而轻易抹除。其次，学者推究史实，认为对吴稚晖的评价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这是对的。但倘就此走向反面，对革命者缺乏“同情之了解”，仅将其误解归因为“个性”与“情绪”，这更值得深入反思。章太炎在“章吴之争”中的愤怒之情，是生死诀别与酷刑折磨中的产物，这是激情与大义的交织，并不是“偏执多疑”那么简单。一些学者在描写苏报案中的章太炎时，过于强调个性气质的因素，连用“孤傲、倔强、固执、多疑、褊狭、刚愎自用”等词，这与民国报纸中将其诋为“章疯子”的论调，又有什么太大区别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传统训诂学与现代阐释学会通研究”（24&ZD231）、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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