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即将解放的上海，黄浦江面上飘着濛濛细雨，外滩的汽笛声裹着湿冷的风，在暮色中撕出一道凄厉的口子。
停靠在十六铺码头的客轮正忙着收舷梯，甲板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逃难者，唯有甲板东侧的角落透着一股异样的沉静。
62岁的杜月笙裹着一件深色棉袍，肺气肿引发的咳嗽令他佝偻着脊背，指节因用力攥着拐杖而泛白。他的目光越过喧闹的人潮，像被磁石吸住般，牢牢锁在舷梯口那个身着素色旗袍的女子身上。
42岁的孟小冬手里拎着一只棱角分明的紫檀木首饰盒，盒盖边角被岁月磨得发亮，里面整齐码放着她毕生珍藏，最底层还压着一份泛黄的拜师帖。
那是1928年拜余叔岩为师时，用朱砂笔签下的名帖。她的发髻梳得一丝不苟，鬓边插着一支发簪，步履从容如登台走步，只是眼底藏着的复杂情绪，像戏文里未唱尽的余韵，有不舍，有忐忑，更有一份尘埃落定的笃定。
这位被誉为“冬皇”的传奇坤生，与上海滩最叱咤风云的青帮大亨，隔着二十余年的光阴回望，从相互敬慕，到杜公馆堂会的惊鸿一瞥，再到老四姚玉英的多番牵扯，终于在这乱世漂泊的航船上，成为了彼此最后的依靠。
汽笛再次长鸣，轮船缓缓驶离码头，孟小冬抬手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望向杜月笙的方向，轻轻点了点头。
那一刻，黄浦江的浪声、人群的喧嚣都成了背景，只剩下两个灵魂在乱世中的相互凝望……
他们的故事，早就在京剧的锣鼓声与上海滩的枪炮声中，写满了风华与苍凉。
孟小冬出生于1908年的上海梨园世家，祖父叫孟福保，山东济南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又名孟七。早年与哥哥孟六在戏班唱武生和武净，曾经参加太平天国，在英王陈玉成麾下同春戏班任武教习，给打了胜仗的太平军唱戏助兴。太平天国失败后前往北京，在久和班唱戏，结识了杨月楼和任春廷等一众名角，也闯下了自己的名声，人称“活张飞”。
父亲叫孟鸿群，是孟福保的第五个儿子，擅长京剧武净兼文武老生。
孟福保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孙女将来不会继承他的武净行当，反倒要在“男扮女旦”盛行的梨园里，闯出一条女子唱老生的奇路。
孟小冬出生的时候，杜月笙已经拜了青帮“老头子”陈世昌为师，正在十六铺码头混日子，还没有进入黄门。
孟小冬由于父亲孟鸿群是老生，从小就听父亲吊嗓子。三岁时，戏班排演《乌盆记》，后台候场的孟小冬竟跟着台上的唱腔，咿咿呀呀地哼出“老丈不必胆怕惊”，那字正腔圆的调门，让刚下场的孟鸿群惊得手里的水袖都掉了。
五岁那年，她更是踩着小板凳，模仿父亲的身段唱《空城计》，抬手捋髯的模样有模有样，连眼神里的沉稳都不像个孩童。
此后，她跟随父母去无锡、济南等地唱戏，偶尔在台上扮个小娃娃，锻炼台风。
1912年的腊八节，孟小冬正式拜姨父仇月祥为师。拜师礼上，仇月祥问她：“老生行苦，台上要学男人的身段，台下要练扎实的功底，你一个女娃，吃得消吗？”
年仅五岁的孟小冬攥着小拳头，脆生生地答：“吃得消！我要唱最响的老生！”
这话在当时听着像孩童戏言，因为民国初年的梨园，女角多演花旦、青衣，老生行当全是男角的天下，女子唱老生简直是异想天开。
可孟小冬偏要逆着来，每天天不亮就跟着师傅吊嗓，寒冬腊月里，冻得通红的小手攥着马鞭练圆场，练到汗水浸透里衣；夏天顶着烈日练身段，后背的痱子磨破了，贴块膏药继续练。
清末民初的天津，是北方戏曲的重镇，估衣街的茶园戏楼一家挨着一家，谭鑫培、杨小楼这些名角一来，票友能把门槛踏破。
孟小冬的天赋在严格训练下愈发耀眼，她的嗓音像浸过蜜的冰糖，清亮中带着醇厚，唱谭派时婉转缠绵，学余派时又添了几分苍劲。身段更是一绝，既有男性的挺拔刚劲，又藏着女性的细腻灵动，登台时换上老生戏服，活脱脱一个少年郎。
1919年，孟小冬在师傅仇月祥、父亲孟鸿群带领下，首次赴无锡正式演出，首演剧目为《捉放曹》，挂牌时用艺名孟筱冬。
11岁的孟小冬穿着陈宫的戏服，被师傅仇月祥亲手描上脸谱。当她迈着方步走上台，一句“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刚出口，原本喧闹的茶园瞬间安静下来。
散场后，有老票友拉着孟鸿群的手说：“你家这娃，是块老生的好料！”
这个时候，她的第二任丈夫杜月笙已经进入黄门，得到黄太太林桂生的赏识，与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大肆贩卖鸦片，日进斗金。
此后一年，孟小冬在各大戏楼轮流演出，《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四郎探母》里的杨延辉，每一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活灵活现。
有一次演《捉放曹》，她唱到“恨董卓专权乱朝纲”时，嗓音突然拔高，穿透力极强，连茶园外摆摊的小贩都停下手里的活，站在门口听得出神。渐渐的，“小冬皇”的名号越来越响。
1920年，孟小冬正式搭班黄金荣开设的共舞台，将艺名孟筱冬改为孟小冬，接替露兰春在连台本戏中担任主演。彼时的杜月笙，是黄金荣手下的大忙人，羽翼渐丰，偶尔来共舞台看戏。
1922年8月20日，孟小冬与师傅仇月祥前往汉口演出，期间结识女老生姚玉兰，两人义结金兰，也正是此举，为将来与杜月笙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1925年，18岁的孟小冬已是北方戏曲界的顶梁柱，可她却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唱腔少了点韵味。当时的京剧老生泰斗余叔岩创立的余派，以“字正腔圆、韵味醇厚”闻名，孟小冬早就想拜余叔岩为师，可她打听后才知道，余叔岩收徒极为严格，不仅要看天赋，还要看品行，更重要的是，他从未收过女弟子。
为了拜师，孟小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暂停所有演出，搬到北平专心学余派唱腔。
她在余叔岩家附近租了间小院，每天清晨就去墙外吊嗓，风雨无阻。有一次下大雪，她在墙外吊嗓时冻得浑身发抖，唱到《搜孤救孤》的高腔时，嗓子突然沙哑。正巧余叔岩的管家路过，见这姑娘如此执着，便把此事告诉了余叔岩。
余叔岩起初并不在意，可架不住管家天天说，终于有天清晨，他悄悄走到院墙后，正好听到孟小冬唱《洪羊洞》。那唱腔里的苍凉与细腻，竟有几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尾音的处理，更是深得余派精髓。余叔岩心中一动，推门而出：“你这腔，练了多久？”
孟小冬见是余叔岩，激动得差点跪下：“师傅，我练了三年，求您收我为徒！”
就这样，孟小冬在余叔岩的悉心教导下，她的艺术造诣突飞猛进，将余派的唱腔技巧与自身嗓音特点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孟派”老生风格。
由于她与梅兰芳搭台演戏，两人渐生情愫，于1927年结婚，就如现在的明星隐婚一样，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对外公布。原因在于梅兰芳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
这一年，杜月笙娶了舞女陈帼英为二太太，但由于陈帼英擅妒，与大太太关系不睦，搞得杜月笙不愿回家，没多久就认识了孙佩豪，娶回家做了三太太。
没想到三个太太在家里打成一窝蜂，杜月笙迷恋上的看戏和唱戏，因此认识了姚玉兰与姚玉英姐妹，通过手段将姐妹俩占有。姚玉英不久患病而死，姚玉兰成为杜月笙的四太太。
戏子出生的姚玉兰个性比较温婉，极力缓和与其他姐妹的关系，可是始终遭到孙佩豪与陈帼英的排挤。
1929年的深秋，上海华格臬路的杜公馆张灯结彩，一派喜庆。
这天是杜月笙的新公馆落成之日，他特意邀请了南北戏曲界的顶尖名角，要办一场轰动上海滩的堂会。名单里，既有梅兰芳这样的旦角泰斗，也有刚在北平成名的“冬皇”孟小冬。
这次邀请，正是姚玉兰极力促成的。
堂会当天，杜公馆内宾客云集，军政要员、商界大亨、青帮头目济济一堂。
杜月笙陪着朋友谈笑风生，可眼神却时不时瞟向戏台方向。他早就听说过孟小冬的大名，也听过她的唱片，却从未亲眼见过她登台，心里满是期待。
当戏台上的灯光亮起，孟小冬身着杨延辉的戏服登场时，整个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
她头戴驸马套，身着团龙蟒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哪里像个女子？
随着二胡声响，一句“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缓缓唱出，那嗓音里的苍劲与悲凉，瞬间将众人带入戏中。
杜月笙这一刻已经呆了，他见过无数名角，却从未有人能像孟小冬这样，将老生的风骨与情感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演出结束后，杜月笙特意在公馆内举办了庆功宴，点名要见孟小冬。
当孟小冬卸了妆，身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走进宴会厅时，杜月笙亲自起身相迎，语气里满是敬佩：“孟老板的老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两人在角落的桌子旁坐下，原本以为会是尴尬的寒暄，没想到竟聊得格外投机。
杜月笙虽是江湖人士，却对京剧颇有研究，从谭鑫培的唱腔谈到余叔岩的身段，说得头头是道。
孟小冬惊讶不已：“杜先生对京剧的了解，竟比许多票友还要深。”
杜月笙笑着摆手：“只是喜欢罢了，比起孟老板的真功夫，不值一提。”
从那以后，杜月笙成了孟小冬在上海演出的“常客”。无论是黄金大戏院还是天蟾舞台，只要有孟小冬的演出，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永远是空着的，那是杜月笙的专座。
姚玉兰与孟小冬是姐妹，也经常请孟小冬来家中做客。
姚玉兰此举也是有私心的，只因她与杜月笙另外几个太太不睦，所以想找靠山和“联盟”，而孟小冬无疑是她最佳的人选。
一旦杜月笙娶孟小冬为老五，姐妹俩在杜门就有了说话的硬气。
兴许就是这种“不正常”的交往，使孟小冬与梅兰芳的关系走到了尽头，1931年，两人正式分手。
从懵懂的感情到受伤，正经历着人生的低谷。她与梅兰芳的一段感情刚刚结束，不仅受了情伤，还被一些小报恶意诋毁，说她“攀附权贵”。那段时间，她整日闭门不出，连戏都不想唱了。好在姐妹姚玉兰给力，给她送去了呵护。
站在姚玉兰的立场，恨不得孟小冬立刻嫁给杜月笙，但孟小冬却不那么想。
她不愿成为杜月笙养在笼中的金丝雀，又或许，她还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良人。
此后几年，孟小冬都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演出，直到1937年五月返回上海。姚玉兰见孟小冬面容憔悴，心疼得不行，将其强行留在身边。
就这样，孟小冬与杜月笙的私下接触渐渐多了起来。
到了11月，日军占领上海，杜月笙携带家眷去了香港，临行力邀孟小冬前往，孟小冬没有答应，而是前往了北京。
第二年，在杜月笙的运作下，生活窘迫的孟小冬前往香港，与姚玉兰一起居住了几个月，不久返回北京，并正式拜余叔岩为师。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孟小冬得知，回上海与杜月笙见面。
彼时杜月笙身边其实只有姚玉兰一个太太，大太太沈月英成了整天卧床的痨病鬼，二太太陈帼英与子女住在一起，三太太孙佩豪直接带着子女去了英国。
杜月笙见到孟小冬之后，并没有过多解释他的情况，同是江湖儿女，心知肚明。
孟小冬心里明白，在这个乱世之中，像杜月笙这样的枭雄，身边从不缺女人，但他对自己的情感，却是真挚而深沉的。
她在江湖上漂泊了半辈子，也需要找一个依靠。
1949年4月，眼看解放军渡过长江逼近上海，杜月笙决定再次携家眷前往香港，他向孟小冬提出一起去的请求后，孟小冬没有拒绝。抵达香港后，杜月笙一家住进了坚尼地18号的别墅，孟小冬与他正式同居。
此时的杜月笙，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长期的江湖争斗与过度操劳，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与心脏病，时常卧床不起。孟小冬放下了自己的京剧事业，全身心地照顾杜月笙的饮食起居，成为了他最坚实的依靠。
在香港的日子里，孟小冬每天清晨都会亲自为杜月笙熬制润肺的汤药，晚上则会守在他的床边，为他擦拭身体、按摩穴位。
每当杜月笙哮喘发作时，她都会沉着冷静地为他吸氧、喂药，整夜不合眼地守护在他身边。杜月笙的子女们看到孟小冬对父亲如此悉心照料，都对她极为敬重，尤其是杜维善、杜维嵩等子女，更是亲切地称呼她为“孟妈妈”。
此时的孟小冬，最大的心愿便是能获得一个正式的名分。
虽然她与杜月笙早已情投意合，且已同居多年，但在传统观念中，她始终只是杜月笙的“红颜知己”，而非正式的妻子。而她与杜月笙的情缘，也是好姐妹姚玉兰一手促成的。
1950年，杜月笙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决定满足孟小冬的心愿。在他的安排下，一场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在香港的杜公馆举行。
婚礼当天，杜月笙身着长袍马褂，孟小冬身着红色旗袍，在亲友的见证下，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这场迟来的婚礼，虽然简单，却圆了孟小冬多年的心愿，也为两人的情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婚后，孟小冬对杜月笙的照顾更加悉心。为了让杜月笙能够心情愉悦，她会在他身体状况稍好时，为他唱上一段他最喜欢的《空城计》。
每当听到孟小冬的唱腔，杜月笙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仿佛所有的病痛都烟消云散。在杜月笙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孟小冬的陪伴，成为了他最大的慰藉。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享年63岁。杜月笙去世后，孟小冬因某些问题，与好姐妹姚玉兰失和，搬出坚尼地18号，迁居铜锣湾使馆大厦公寓，深居简出。
直到1967年，孟小冬与迁居台湾的姚玉兰通长途电话，在电话中，两姐妹痛哭流涕冰释前嫌，后动身前往台湾与姚玉兰在一起。
1977年5月25日，孟小冬在台北病逝。临终前，她将杜月笙送她的翡翠玉佩紧紧握在手中，身边还放着当年与杜月笙结婚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