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沈阳。“总理，给我三个高炮师，我敢立军令状，保证这条钢铁运输线，美军飞机炸不断！”这句话，出自一位名叫刘居英的后勤指挥员之口。当时，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现场气氛凝重，连一向沉稳的周总理，眉头也锁得紧紧的。前线的战况胶着，后方的补给却几乎断绝，这仗，到底该怎么打下去？
志愿军的后勤线，当时简直是人间炼狱。美国人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他们的飞机就像一群撵不走的苍蝇，成天在朝鲜北部的铁路上空盘旋。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轮番上阵，铁路桥梁被炸毁是家常便饭，甚至连一段稍微平整点的路基都不放过。我方的铁路运输部队，几乎是在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炸弹赛跑。
更要命的是朝鲜那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战士们穿着单薄的棉衣，饿着肚子，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支撑。彭老总从前线赶回来，几乎是拍着桌子在发火，不是冲着谁，而是冲着那份心疼和焦急。物资堆在鸭绿江边运不上去，前线的战士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非战斗减员的情况，看得人心如刀绞。
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这条生命线，到底要怎么保？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刘居英站了出来。
为什么偏偏是他，敢在周总理和彭老总面前夸下如此海口？这得从他与后勤结下的不解之缘说起。刘居英，这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是后勤保障的一把好手。有意思的是，他干后勤，靠的不光是细致，还有一股子超乎常人的胆气。
1946年的东北，我军被敌人压制在蚊河、敦化一带，部队弹尽粮绝，十二万大军危在旦夕。时任后勤负责人的刘居英，好不容易在五常县筹集到一批救命粮。可问题来了，粮食有了，运不走。当时唯一能用的几节火车车厢远在哈尔滨，那是林彪特意留下的“后路”，万一战事不利，部队可以靠它撤退。
动用这几节车厢，按规矩得上报东北局，还得林彪亲自点头。可那时候通讯不便，一来一回，黄花菜都凉了。战士们的肚子可等不了。刘居英心一横，决定来个“先斩后奏”！他果断下令，连夜把车厢从哈尔滨调来，把粮食火速运往山区。
第二天，东北局发现备用火车不翼而飞，上上下下一片哗然，林彪更是大发雷霆，下令彻查。当查到是刘居英自作主张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当林彪弄清原委，得知这批粮食救了十二万人的命时，雷霆之怒瞬间化为了高度赞赏。从那时起，中央就看准了，这个刘居英，不仅懂业务，更有担当，是个能打硬仗、解难题的人才。
所以，在1951年沈阳的那场会议上，当刘居英站出来时，他的话是有分量的。他没有讲空话，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他分析道，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你炸我修”，这种添油战术牺牲太大，效率太低。敌人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地低空轰炸，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有效的防空火力。
他的那句“我们需要人手、需要材料、需要保卫铁路线的高射炮！”振聋发聩。这不仅仅是一个要资源的要求，而是一种战略思想的转变——从被动挨打，转向主动防御。与其让无数优秀的铁道兵战士牺牲在抢修的路上，不如把他们用防空炮火保护起来。
周总理当机立断，同意了刘居英的请求。三个高炮师的兵力，以及大量的物资和人员，被迅速调拨到朝鲜前线的运输线上。彭老总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看着眼前这位眼神坚毅的后勤将领，重重地点了点头。刘居英立下军令状，誓要打造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他没有食言。抵达朝鲜后，刘居英立刻在指挥部架设了三条电话专线，分别连接北京总理办公室、铁道部和东北军区，确保信息实时畅通，决策高效。他将抢修部队和高炮部队紧密结合，美军飞机前脚刚走，我方抢修队后脚就上，高炮部队则在沿线布防，专打那些低空飞行的敌机。
美国飞行员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他们本以为可以像之前一样肆无忌惮，结果一进入低空，就会遭到地面炮火的猛烈还击。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被揍下来，原本的“狩猎之旅”变成了“死亡陷阱”。久而久之，美军飞行员产生了畏惧心理，再也不敢轻易低空飞行了。
面对美军发起的旨在彻底瘫痪我军后勤的“绞杀战”，刘居英更是见招拆招。敌人炸桥，他就组织部队在主桥旁边修建备用便桥，甚至发明了“活桥”——白天把钢轨拆下隐藏，迷惑敌军侦察机，晚上再迅速铺上，保证火车通行。这种惊人的创造力和坚韧的意志，让美军的“绞杀战”最终宣告破产。
就连“绞杀战”的提出者、美军将领范弗里特，最后也只能在回忆录里无奈地承认：“虽然我们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中国人的供应，但他们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这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成为了志愿军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实保障。它流淌的不仅是枪支弹药和粮食被服，更是新中国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刘居英，这位在幕后运筹帷幄的将军，用他的智慧和胆识，为志愿军铸就了生命的大动脉，这份功绩，与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同样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