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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1720年代为起点，当时清廷对领土与权威认知的转变，引发了对土著族群的新一轮强势政策。朝廷不仅对云南，也对贵州、康区（东藏）、台湾等边疆地区的土著实施了空前规模的暴力镇压。在’新月地带’，清军进驻了历代王朝从未涉足的区域。数十年后，缅甸与暹罗相继向该地区扩张政治、文化与经济控制权，引发持续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许多土著政权在冲突中得以存续，但必须学会周旋于清、缅、暹三方势力之间。与此同时，随着移民跟随（有时甚至先于）清军进入边疆，他们开垦土地、建立城镇、创设地方市场，并通过连接云南与东南亚的商路贩运新商品。简言之，他们引发的区域城市化与商业化浪潮深刻重塑了土著社群的生活方式。

对’新月地带’而言，这场变革终结于1850年代的云南回变（1856-1873）。这场残酷内战造成全省人口锐减，其影响蔓延至边疆并持续发酵：部分商贸重镇再未恢复战前人口规模，跨境马帮贸易一度严重萎缩。更关键的是，这场叛乱的诱因与冲突模式，预示了将彻底改变云南乃至整个清帝国的族群意识觉醒趋势。最终，在叛乱高潮期，法国与英国探险家渗入’新月地带’，标志着该地区已成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觊觎对象。随着英国吞并缅甸、法国殖民印度支那，这片边疆的历史虽仍受帝国晚期遗产影响，但已转向全新轨道。

资料来源：清 傅恒等编绘 《皇清职贡图》

本研究试图重构由多元行动者——包括清朝官员、汉人移民、傣族贵族，以及缅甸与暹罗的博弈策略——共同塑造的边疆经验。在汲取既有学术成果的同时，本书对若干成说提出挑战：首先，通过聚焦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本书不仅记录北京朝廷的决策，更揭示这些决策如何被落实。这种路径天然质疑那些不考察政策执行者的制度史与决策研究。例如，许多早期研究泛用’土司制度’概念，将其作为清廷通过册封边疆精英实施间接统治的万能解释。实际上，虽然存在被称为’土官’的群体及相关法律条文，但清代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土司制度’这一术语。遵循木田实生关于明朝土司政策具有灵活性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并非围绕某种抽象的’制度’运转，而是取决于各方行动者在各自社会规范下，通过评估强制与反抗的成本后做出的策略选择。

其次，本研究并不假定一个铁板一块的清帝国与汉文化会如巨浪般席卷边疆，吞噬每个社群、侵蚀地方传统，并如洪水退去后的沉积层般，留下所谓’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基础模板。事实上，清廷官员往往从未设想过此类结果——他们并非民族国家构建者，也无意在统一的中国国民中塑造自觉的想象政治共同体。这些概念本就不属于清代政治意识形态，而许多云南高层官员（如同皇室成员）甚至并非汉人。尽管清朝对现代中国历史轨迹影响深远，但其所作所为绝非某种必然导向’多民族国家’（如当代中国自称）的不可逆转统一进程——此类线性史观仅存在于民族主义史家的构想中。

与其将现代主权与民族主义观念投射至过去，不如将政治权威置于当时语境中理解。直至1950年代，中国政府才真正肃清所有地方势力、划定边界线，并将’新月地带’大部（非全部）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主权领土。清代与傣族贵族的关系，绝不可与现代领土主权混为一谈。埃德蒙·利奇曾如此描述中缅边疆：’该地区的土著政治体系并非以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相互区隔……相关政治实体彼此渗透’。通猜·威尼差恭进一步发现：暹罗与缅甸的领土主张存在重叠，这些政权既不能也未曾对其宣称的疆域实施排他性管辖（现代主权的基本特征），而地方统治者虽向缅王或暹罗王（或二者）进贡，仍保有相当自治权。’新月地带’的许多傣族首领同样如此，清廷亦深陷这种政治模糊性之中。

云南-东南亚边疆作为敏感区域，随着清廷投入更多资源强化权威，留下了浩繁的文献记录。但试图循此’明路’的研究者极易误入歧途——或因档案本身，或因基于这些档案的研究。这种误导性文献传统可追溯至明代：尽管朝廷并未直接统治包括云南边疆在内的大片西南地区，由享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土著首领实际管辖，但众多官方史料却将这些区域及其统治者描述为帝国行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类’文本统合’现象虽含部分事实，却多属误导或不实陈述。

当清军于1660年代征服云南时，他们既继承了间接统治政策，也沿用了’文本统合’的话语体系。尽管现代史家大多对史料持批判态度，仍可能受帝国话语影响。例如在描述土著政权与帝国关系时，某些研究将针对土司的军事行动称为’抚慰”平定’或’教化’叛逆首领/’匪患’，甚至称其’威胁中国统一’。换言之，史家有时不自觉地沿用帝国修辞，将边疆土著与政权描绘成如同其现代后裔般服从明清主权。即便《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基础工具书亦存在此类误导：其明代卷导言声称1582年标注的所有云南土司’均处于明帝国控制下’，而此论断极易证伪；地图绘制更将土司辖区与标准府州采用同色同界，暗示二者行政性质无异。1820年云南图甚至直接将边境土司纳入’国界’之内——尽管直到1890年代前，云南与东南亚国家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划界。

倘若部分历史学者与地理学家高估了明清边疆统治的实控范围，另一些学者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谢世忠近期关于’新月地带’傣族政权之一——西双版纳（傣语’Sipsongpanna’）的杰出研究中，将该地区描述为始于12世纪末、持续至20世纪的’独立’或’半独立”王国’。他强调版纳王室的实际权力，批评学界低估其集权程度，并将明清在此地的影响力称为’想象性权威’，坚称中国从未入侵版纳，且该地’在军事行动、外交、经济与内政上享有绝对自主权，中缅两国从未签署任何保护其主权的条约’。尽管谢氏堪称对中国学界民族主义偏见最具洞见的批判者之一，但其研究聚焦1850年后的近现代身份建构与政治自治问题，导致对前现代历史的误判——’独立地位”保护条约”绝对权利’等概念根本不属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与话语体系。谢氏想象中的前现代版纳是一个稳定统一、具有民族自觉的独立政体，而档案文献记载的却是清缅暹乃至其他傣族政体的入侵，以及削弱统治者权威的傣族贵族内斗。事实上，1850年前数百年间与多方敌人的军事冲突，早已迫使版纳统治精英对其制度进行重大调整。我们常将前现代世界想象为静止不变，而’新月地带’研究因偏重近现代史料，不幸强化了这种误解。本书目标之一，正是还原该地区及其族群动态演进的前现代历史。

本书以政治叙事开篇，共分四章：首先介绍’新月地带’的地理环境、族群构成与1723年前的历史；继而聚焦1720-1730年代清廷在西南的激进扩张，但通过帝国地方代理人与土著决策者的行动揭示——云南南部的扩张成果远比既往认知更为暧昧。清廷遭遇的困境促使1730-1760年代转向与土著首领合作的新政策。笔者不仅梳理这些政策，更重构促成它们的清傣思想语境：既探讨清廷政策与’夷夏’观念的关系（所有官员皆视傣人为’夷’），也呈现傣族对’汉人’（Haw）的认知。政治叙事以1760-1850年代妥协政策的兴衰作结，依托清宫档案、傣文编年史与东南亚历史二手资料，还原地方军事冲突及其对傣族政权长期存续的侵蚀性影响。

第二部分将视角从政治转向社会领域。三章内容依次探讨：人口变迁与城市化、市场化与远程贸易推动的经济发展、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文化嬗变。在这些章节中，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是汉人移民与土著居民。为还原他们的故事，笔者综合运用清宫档案、傣族手稿、地方志、滇黔督抚奏折及清欧行纪。这三章对两种盛行却简化的中国叙事提出挑战：其一是’汉化论’——认为汉文化能同化所有接触者；其二是民族主义学者仍笃信的’和平统一论’——将中国政治文化扩张美化为自然导向现代’多民族’国家的进步进程。通过解构这两种胜利主义叙事，本书同时承认清帝国官员、汉人移民、傣族贵族与平民的人性与主体性。这种研究方法，或许能为理解清帝国边疆提供新路径——它将帝国实践具象化为具体个人的抉择，让偶然性重新回归中国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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