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分布着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这个包括21座博物馆（美术馆）、9座研究中心和国家动物园在内的国家级博物馆系统便是 史密森尼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史密森尼学会旗下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由弗利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与亚瑟·M·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组成， 馆藏极为丰富，拥有超过4.6万件文物，源自 中国、日本、朝鲜、 南亚与东南亚、 古代近东地区、 伊斯兰世界等地。
弗利尔美术馆还收藏了一批重要的美国艺术品，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丰富的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作品收藏，著名的《孔雀厅》（Peacock Room）也位列其中。
（延伸阅读从英国到美国的艺术传奇：孔雀厅 ）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今，总数超过1.3万件，是全球范围内馆藏中国艺术精品最顶尖的博物馆之一。馆内藏品涵盖了中国艺术发展各主要时期与各类工艺材质。其中尤为突出的馆藏强项包括珍贵的古代玉器与青铜器、早期佛教造像、皇家及贸易陶瓷、漆器及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等。这些品类的藏品均属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瑰宝。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中国古代玉器收藏之一。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曾于20世纪初四次前往中国，期间及行程间隙通过收购的方式，集齐了一批极为出色的中国古代玉器，而这远早于大多数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对中国古代玉器产生浓厚兴趣之前。此后，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证实，他所收藏的玉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而该文化正是中国文明最早的发展阶段之一。
”苍璧礼天，黄琮礼地’
–《周礼》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玉器作为祭祀礼玉，是连接人神、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媒介。良渚文化的 玉器刻有极为罕见的象形刻画符号，如大多数器物带有阶梯状几何纹边框，框内有一个被认为象征太阳的圆形图案（日月纹），部分器物上则有一只栖息于顶端的鸟。这些符号可能与氏族所有权相关。虽然 这些符号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文字，但已具备了中国象形文字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三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延续了良渚文化通过“人面纹”装饰来凸显器物特殊性的工艺传统，但与早期器物不同的是，左侧玉圭与右侧玉饰件上的纹饰，采用了纤细的凸起线条来勾勒轮廓与内部细节（如眼窝、鼻孔）。这种装饰手法对打磨工艺的精准度要求极高。目前，在从山东到湖北的数百公里范围内，均发现了同类器物。人面纹的背后是四千多年前在中国境内的河流流域文化交流的见证。
1.人面鸟纹礼仪玉圭
从周代以后，玉器从“神的祭品”逐渐转变为“人的随葬品”，至汉代以玉器殓葬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璧，通常以薄软玉片制成，两面均有纹饰，形成带纹理的表面。器物经玻璃般的抛光处理后，变得半透明且具有极强的反光性，这为玉器加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风格。
这一件三牙牙璧（玉璇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此类玉璧！中国早期学者曾推测，这种奇特的形制或许与观星有关。然而，现代考古学家认为，这类带有两道或三道流畅弧线的玉璧，是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素面玉璧的精美衍生形制。查尔斯·兰·弗利尔曾对这类器物颇感兴趣，却始终未能觅得合适的藏品。弗利尔美术馆于2017年购入了这件牙璧，在此之前，它已在一位法国私人藏家手中流传了八十余年。
外径：33.3厘米 内径：11.4厘米 厚度：0.8厘米
这件玉戈长67.4厘米，后端刻27字铭文：“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相）南国（域）。帅汉，遂殷南，令（濮）侯辟，用束贝（万），走百人”。铭文记载的 大意是召公（姬奭，“太保”）奉成王之命沿汉水南巡诸侯国。太保玉戈不仅形制巨大，铭文内容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件大型玉刀是全球最大的中国古代玉器之一。尽管形制仿照带柄石刀，但是如此巨大的体量和重量肯定不是用作实用工具的。刃器上间距规整的圆孔很可能也是仿照普通石刀的样式刻制的装饰。 这件玉刀原本体量更大，左右两端呈对称的角状，装饰也完全相同。右侧断裂后，工匠对其粗糙的断口重新进行了修饰，并增添了一个人面轮廓纹饰，但为何此人面纹饰是倒置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上：玉刀龙山文化 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00年
下：石刀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
查尔斯·朗·弗利尔购入这件大型玉刀时，它装在一个定制的硬木盒中。一块瘤木刻板上的铭文显示，这件器物曾为历任大清总督、巡抚的端方（1861-1911）所有。弗利尔曾于1909年和1910年两度在中国参观端方的藏品，并盛赞这位总督的古物收藏堪称全中国最精良的。弗利尔第二次到访后不久，端方被麾下哗变的士兵斩首。他死后，家人将其海量藏品陆续变卖。凭借与端方及其家族的交情，弗利尔得以收购多件重要文物，包括上面的召公玉戈。
博物馆的青铜器收藏精品众多，单就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就足以开办一个非常专业的展览。为庆祝博物馆成立100周年，2023 年 2 月 25 日至2024 年 4 月 28 日于赛克勒美术馆展出的 《安阳：中国的古代王城》展览汇聚了200多件馆藏文物，也是 美国首个专门展示安阳的重要展览。展览的前言文物来源说明提到博物馆曾积极推动现代考古方法引入中国，1925年至1930年间聘请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任职，并于1929年为中央研究院早期的安阳发掘工作提供资金支持。不过，该馆并未从这些发掘项目中获取任何文物，所有出土的文化遗产均留存于中国。但是在这类官方认可的考古发掘开展之前的数千年间，安阳地区的文物要么是被偶然发现，要么是遭到刻意盗掘。其中的古代珍宝多成为传家之物，代代相传。本次“安阳：中国古代王都”展览中的诸多文物，可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图录及其他出版物中的记载，追溯到上述文物流传背景。当年美术馆或其捐赠者收购这些文物时，人们对它们的出土时间、出土方式、来源及流传历程均知之甚少。
此处所见的青铜与玉制兵器，部分还镶嵌着精美的绿松石，它们并非为普通士兵所备，相反，这些兵器印证了在安阳时期，仪式性仪仗的重要地位。这类华丽夺目的兵器，适合商王武丁这般尚武的君主，或其麾下的高级将领，在主持用敌方俘虏进行的人祭仪式时手持彰显威仪。
饕餮纹龙纹青铜尊
饕餮纹龙纹青铜斝
这件精美的方彝器盖及器内底部铸有长篇铭文，显示器物由“作册令”所做，“作册”是商周时期史官官职，“令”为人名。
饕餮纹、蛇纹与鸟纹青铜方彝
龙纹、鸟纹与牛首纹青铜卣
这件青铜卣饰有饕餮纹与龙纹，同时陈列的玉器（玉管）据称发现时是藏于该器物内部的。
饕餮纹龙纹青铜卣及内置玉器
这件“盉”与“盘”放在同一个展柜中，展现出殷商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两件青铜器都有龙纹，对于青铜盘的平面器身，工匠将龙纹盘绕成环形，并用侧面小云龙纹填补空隙。对于青铜盉，工匠则在器盖上塑造出立体龙首，再将带有菱形纹的龙身蜿蜒盘绕于器身外部，还利用流口两侧的空间为龙纹增添了带爪的前肢。
这件人面盉通高18.2厘米，整体为圆形，器腹外鼓，有流，敛口。盖作人面形，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角，人面仰天朝上。器身近颈处有两只兽面状贯耳，与人面双耳相对，器身背后为龙身，上与人面顶部相连，下与器腹回纹结合，故又称“人面龙身盉”。其腹部和器盖的两角之间饰有龙纹，圈足上铸饰云雷纹。人面盉形制独特，风格谲奇怪异，为海内外所仅见。
在展厅里，造型独特、设计精美、可可爱爱的肖形青铜酒器尤其吸人眼球。
饕餮纹、龙纹、蛇纹象形青铜盉
饕餮纹、龙纹、鸟纹、蛇纹及兽纹象形青铜觥
龙纹、水禽纹、虎首纹及鸮首纹青铜觥
饕餮纹、龙纹、鸟纹及鸮纹青铜卣
（龙纹交缠鸟形青铜酒器，鸟的头部后方有金错铭文“子作弄鸟”）
这一组鎏金、镀银、嵌琉璃的豪华青铜配件，堪称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如此高水准的制作应该属于帝王等级的墓葬，据称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失盗的洛阳金村东周大墓。
弩机配件一组（两件）
中国的工匠们精通铜锡合金冶炼之术，以此铸造青铜镜。因为合金中锡含量较高，青铜镜呈现出银亮的外观。中国的铜镜通常镜面打磨光亮，镜背则饰有精美纹样。其中三面罕见的铜镜产自初唐至中唐时期，镜身覆有一层薄金或薄银，且金、银层上亦带有纹饰。另有一方铜镜以漆地镶嵌金、银纹饰，更显灵动鲜活。最上方的葵口云龙纹铜镜上的龙的形象身姿灵动、气宇轩昂，尽显大唐气象。
这件背屏式造像碑以交脚弥勒（未来佛）为中心，其两侧侍立着成对的弟子、菩萨，弟子旁边头顶螺髻的“独觉佛”（梵语：pratyekabuddha，音译“辟支佛”）比较少见。这一题材所展现的，是佛教于一段衰微期后将重获复兴的信仰。据部分记载推算，这段衰微期始于6世纪，恰与这件造像的创作年代相近。
河北曲阳盛产汉白玉，当地拥有大型采石场与造像工坊。1953年，曲阳修德寺塔塔基及宋代寺址出土了两千余件汉白玉雕塑，足见此地造像产业的规模之盛。思惟菩萨、镂空式背屏是曲阳佛造像碑常见的表现题材和形式。
这一件曲阳石刻造像碑则是“make it double’（双份加倍），整体造像碑呈中轴对称，背屏前方的思惟菩萨、胁侍菩萨（右侧缺失），底座上的护法狮、力士均呈镜像对称排列。龙树镂空背屏上伎乐飞天演奏乐器、翩翩起舞，双龙衔彩带托举着上方的香炉。背屏中央的小佛龛内是过去佛多宝佛与现世佛释伽牟尼佛“二佛并坐”，与下方的双思惟菩萨（未来佛弥勒）相呼应。
北齐 天统元年（565年）；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重镌
这件来自河南的长方形浮雕石板是组成石棺床的九块石板中的一块。其中三块现藏于此博物馆，五块藏于其他博物馆，另有一块已遗失。上方石板伸出的短榫头，与底座上的凹槽相互契合。榫卯结构不仅常见于中国古代的木构建筑，也适用于青铜、石质材质的构造。
石棺床底座上装饰着佛教题材与世俗题材的图案。在连珠纹围成的圆圈内，伎乐的外貌特征和演奏的乐器都具有浓郁的西域特色。这件石棺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善于经商又能歌善舞的中亚地区的粟特人。
下面这件也是来自河南，是盛放佛陀或高僧的遗骨、骨灰和圣物的舍利函。说起棺椁，这件青铜容器便与真实的棺椁十分相似，同样包含内棺与外椁。外椁的表面装饰着代表方位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位扛棺力士赤祼上身，肌肉结实、孔武有力，是典型的唐朝护法力士形象。
china=China 瓷器的英文china就是小写的中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瓷器展厅琳琅满目，虽然也不乏朝鲜半岛的青瓷精品，但整体来说，几乎就是中国瓷器的专场。
这件硕大的青花瓷盘虽产自中国，但如此之大的尺寸似乎是销往伊斯兰地区的外销瓷，适合中东地区合餐制习俗使用。不过，盘中典型的中国山水图景纹样与宫廷画苑的水墨画极其相似，又像是宫廷御用品，不排除它从未离开过中国宫廷的可能性。还有说法认为，在与波斯频繁互派使节的时期，这件瓷盘可能是一件外交礼品。
明朝永乐、宣徳时期国泰民安，为御窑的生产、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永宣青花被誉为明代青花瓷中的精品。其中一项创新是减少瓷土中的杂质，烧制出如白雪般莹润光洁的瓷器。为凸显这种洁白质感，工匠们开创了一种构图疏朗的全新风格。“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是中国传统器物纹饰的核心创作理念。这件梅瓶上莲花与谷穗的组合纹饰，通过谐音双关传递出“连年平安、岁岁丰饶”的美好寓意。
明清时期，皇家社稷坛作为祭祀天地、祖宗等的国家祭坛，改用瓷器礼器取代传统的青铜礼器。红色象征着太阳赋予生命的热力与力量，因此单色红釉瓷器成为日坛祭祀之选。这件瓷盘浓艳深沉的红色被称为“祭红”（也称霁红），点明其专为祭坛祭祀所用。
景德镇祭红瓷盘
在2024年1月参观博物馆时，正好赶上一间专门的展厅展示、介绍这套精美的“款彩”屏风的原始背景、内容、制作工艺和修复过程。
屏风的十二扇屏板以合页相连，画面自右向左铺展，明显借鉴了仇英（约1494-约1552年）创作的《汉宫春晓图》。画作以汉代宫廷为背景，却融合了历代宫廷生活元素，展现了春日清晨宫廷内的日常生活场景。屏风中共塑造了164个人物形象，包括后妃、宫娥、皇子、侍从等，她们或梳妆、或弈棋、或抚琴、或赏花，细节丰富生动，宛如古代宫廷生活全景图。
我将细节图片发给国博的Karin徐老师，徐老师用AI视频妙手续丹青，让屏风上嬉戏玩耍的后宫佳丽活灵活现地动起来啦！点击下方“国宝会说话”视频号链接，围观古代仕女的娱乐休闲活动吧……
说到中国书画，华盛顿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拥有1200件精品，包括《洛神赋图》存世九卷之一也在这里。不过中国书画藏品不像其他藏品可以常设展出，想要得见真迹只能随缘看运气，可遇不可求。
倒是在展厅有幸见到相隔近两百多年的两位画坛巨匠的跨时空联袂合作。
《小鸟、竹与石》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是前朝遗老，他的作品常以夸张怪诞的形象、洗练的笔墨、奇特的构图，传达出冷逸孤绝的意境。八大山人笔下的自然界生灵如禽鸟、鱼类多作“白眼向天”之态，他独具特色的签名时而像“哭之”，时而像“笑之”，寄托着他的遗民情怀和故国之思。
著名画家兼收藏家张大千于20世纪50年代购得此作，他发现这幅画原本应当更大，于是补画了山石和前景，还在左右两侧加上题跋、落款，钤上他的“大风堂”、“别时容易”印章。
“独自莫凭栏，千里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南唐后主李煜在《浪淘沙令》里的千古名句，道出了流落异乡的悲苦无奈，道尽了对故国的思念与眷恋。而这一方小小的“别时容易”印章，也恰似一声叹息，道出对这些流失海外文物命运的慨叹：别时容易…见时难……
（以上图片均摄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厅，202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