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还下着雨，北京医学院的徐静刚结束解剖实验，在值班室和衣睡着，突然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卫生部的江焕波，就说了句“中央有急事”，拉着她就上了黑色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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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都凌晨三点多了，又是这种阵仗，换谁心里都发毛，徐静坐在车上，心里大概也猜了个七七八八，这种时候被秘密召见，肯定不是小事。
车开到中南海北门进去，她看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站在楼门口，腿一下子就忍不住抖了。
汪东兴跟她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组织决定让她负责遗体保护，先定十五天，供全国人民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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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后来回忆，那一刻感觉魂都被抽走了，但她是医生，专业本能让她很快冷静下来。
她当场提了三个要求：回学院组织专家小组、先去看遗体测数据、列个器械药品清单让中央协调，汪东兴就说了三个字：马上办。
这三个要求提得特别实在，单靠一个人，根本扛不下这种事，而且没有第一手数据，后续方案就是瞎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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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跟着去了毛主席卧室，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她掏出钢皮尺和本子，强迫自己收起眼泪开始测量。
测出身长180.2厘米，比档案短了1.5厘米，后来知道这是肌肉松弛后的正常变化，又用拇指压了压额头，看皮肤回弹要2.3秒，关节还能弯一点，这些数据都密密麻麻写在处方笺上，成了后来方案的基础。
1976年那个雨夜，47岁的徐静扛起了“不能错”的担子
测完数据已经四点多了，徐静赶紧冲回北京医学院，五点半，她就拉上解剖学教授张炳常、生物化学副教授陈克铨，在解剖楼标本室成立了“九○九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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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可能先简单分工就行，后来发现他们直接定了技术路线，短期十五天先保形态，长期还要考虑肤色和弹性。
然后三人分了工，张炳常管血管灌注，陈克铨配缓冲液，徐静统筹全局，还得负责皮肤和关节处理。
早上七点，他们列了个五十七种药品器械的清单，送到国务院值班室，清单里既有常用的福尔马林，还有上海试剂厂刚试制的“甲基丙烯酸甲酯预聚体”，甚至有从苏联进口的“聚乙二醇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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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生前办公室看到清单，批了句话：“全国动员，限时到位。”
你还别说，那时候全国的动员力是真强，北京广播器材厂本来要给越南造的大型石英管冷冻机，马上调过来。
北京化工厂库存的三十公斤甘油，全装车上送过来，军事医学科学院仅存的五支“硫柳汞”注射液，直接用飞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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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四点，所有东西都运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这里临时改成了“遗体保护实验室”。
徐静带着六个助手，先用75%酒精把地面消了三次毒，又架起紫外线灯，确保空气里没杂质。
她全程穿着隔离衣站在最前面，因为她知道，哪怕一粒灰尘，都可能给后续保存留下隐患。
9月10日凌晨两点，最关键的灌注开始了，张炳常在股动脉切了个V形口，插上不锈钢套管，连了高位吊瓶，按每分钟60滴的速度注“一号液”，里面有福尔马林、甘油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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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拿着本子，每五分钟就测一次皮肤张力，等张力值到1.8kg/cm²时，赶紧让放慢滴速，怕组织收缩太厉害。
灌了三小时，总共用了7600毫升液体，遗体表面变得红润，关节还能活动，这才算把短期保存的目标拿下。
本以为这十五天扛过去就能松口气，结果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会，决定把保存期改成“永久”，还要造水晶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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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在实验室里沉默了好久，跟同事说“咱们要和时间赛跑了”，永久保存可比十五天难多了，要解决三个难题：不让蛋白质变性、保持皮肤弹性和肤色、建个恒温恒湿的环境。
徐静想了个“动态保存”的法子，把遗体当成“生命停滞状态”，用微量泵慢慢补缓冲液，还让陈克铨把报废的心电监护仪改成“色差计”，每四小时记一次数据，波动超过一点五就报警。
他们试了二十一种配方，最后定下“二号液”，加了点能抗氧化和螯合金属离子的东西，后来用猪后腿做实验，在湿热环境下放三十天，皮肤弹性还能保持七成多，比当时苏联的方案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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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北京玻璃总厂也在赶工造水晶棺，要求透光率特别高，气泡还得少，棺壁里嵌了蛇形铜管，通7℃的恒温水，用两台压缩机控温，能把温度稳住，误差不超过0.1℃。
徐静把这套系统叫“生命延长线”，还亲自给压缩机贴了“一号机”“二号机”的标签，规定每天巡检四次，记好压力数据，一点都不敢马虎。
从15天到一辈子，徐静用“较真”守住了对历史的承诺
1977年8月20日，毛主席遗体移入水晶棺，9月9日，纪念堂对外开放，开放前一晚，徐静一个人在北大厅守了最后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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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耳朵贴在棺壁上，能听见压缩机轻微的“嗡嗡”声，伸手摸了摸棺盖，温度是6.8℃，指尖凝了一滴水珠，这说明系统运行正常。
她轻轻说了句“主席，咱们做到了”，声音在空大厅里回荡，听着就特别让人动容。
后来徐静退休了，也没闲着，她把办公室搬到纪念堂西侧的平房里，门牌写着“卫生保护室”。
房间里还摆着当年那台改装的色差计，虽然早有了进口设备，她还是坚持每周亲手校准一次，她说“这不是技术，是信义”，这话真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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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徐静已经八十八岁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例行巡检。
她坐在轮椅上，让助手把仪器探头对准毛主席面颊，屏幕上的L值定格在42.3，跟1976年的基准线就差0.1，老人一下子笑了，跟个孩子似的，说“颜色没变，我就放心了”。
现在咱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看见水晶棺里安详的面容，很少有人知道，1976年那个雨夜，有个女医生用三个要求扛起了责任。
更不知道，之后的四十年里，她和同事用微量泵、色差计，把“永远”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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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他们做的不只是医学工作，他们守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对信仰的回答。
历史不只是写在书里的大事件，也藏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坚守里，就像徐静常说的，这是信义，是承诺，更是一代人对历史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