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8 13:02
“1961年4月的一天傍晚，毛宇居刚踏进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迎上来：’老师，我那会儿在井边凑的四句狗尾巴诗，您还记得吗？’”短短一句寒暄，把双方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私塾时光，也打开了探究少年毛泽东天赋的大门。
韶山冲的春夏交替并不安静，虫鸣、溪水、草木气味交织，给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诱惑。毛泽东的启蒙阶段恰好处在这种自然环境里。两岁到八岁，他长期住在唐家坨外婆家，白天跟着表哥文运昌旁听私塾，晚上依偎在外婆怀里听传说。别的小孩或许只在意田埂上的泥巴，可小毛泽东已经能把《三字经》整段背下来，还会追着问大人一句“昔孟母，择邻处”的“昔”到底是哪一天。大人答不上来，他自己去翻线装旧书，非要搞懂为止。邻里因此送了个调侃的外号——“爱较真的小石头”。
八岁那年，父亲毛顺生把儿子接回家，准备正式送进南岸学堂。临去的前一晚，毛顺生把三串铜钱往桌上一倒，让儿子清点。毛泽东掂量片刻，用算盘拨了几下，说是“两千八百九十七文”。父亲又问“一两银子折多少文”，他张嘴就来。毛顺生虽面色严肃，心里却乐开了花——算盘珠还没磨亮，这孩子已经打得比他快。
入学第一天，照例要举行“开笔礼”。木案上写着“天地君亲师”，毛泽东抬头盯着那“君”字皱眉：“先生，’君’为什么排在父母之前？”这话吓得邹春培差点打翻茶盏。课堂里几十张脸刷地望向这个新同学，没人敢接口。老师敷衍两句想糊弄过去，可小毛泽东显然不接受含糊回答。邹春培后来回忆，如果说最早意识到这孩子不好对付，就在那一刻。
南岸学堂的课程按部就班：《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再配合习字、算术。对其他学生而言，这些内容足够“吃力”；对毛泽东，则是一遍过。课上他兴致缺缺，课间却精神奕奕，常把同窗拉到祠堂外的池塘边，或是山坡上去转悠。“读书也得换口气”，他像小大人似的劝同学。一旦被老师抓个正着，他就翻书作“佐证”。最著名的例子，是把《论语·子路·曾皙》那段“浴乎沂，风乎舞雩”当成外出游泳的理论依据。邹春培被噎得脸通红，气归气，却拿不出反驳的章节，只能暗暗犯愁——学生用孔子的话堵老师的嘴，这在乡学可是头一遭。
也就在这段时间，“省先生”的绰号传开了。意思是说，毛泽东学习“省事”，别人要抄十遍的文章，他两遍就记牢；别人要背半个月，他三两天溜溜顺口。同学们笑着叫，他也笑着应，全然不觉尴尬。可老师头疼得很：一个班若有个“太省事”的学生，课堂节奏瞬间被打乱。于是不到一年，毛泽东先后换了好几间私塾，每到一处，总能在对对子或背古文时把先生难住。
1906年秋，父亲把他送去井湾里私塾，授课的是宗族里的远房叔祖毛宇居。与前几位老师不同，这位“老学究”先给毛泽东立了规矩：私塾期间，凡是擅自离座、与同学打闹，一律板尺伺候。结果不到三天，小毛泽东就把同学带上后山摘野果，还边走边背《大学》。毛宇居气得直抖胡须，将孩子们赶回院里，摆出一副要开罚的姿态。毛泽东眨眨眼，递上一兜鲜果：“先生，您先尝尝，看我背得对不对，再决定打不打。”一句俏皮段子化解剑拔弩张的气氛，惹得同学们偷笑，老师也一时间下不去手。
为了挽回权威，毛宇居当场出题：“赞井，限四句。”他把话说得很重：“对不出来，自领板尺。”毛泽东围着院子那口青砖井转了两圈，抬头望向四周高墙，忽然心里有了画面。片刻后，他朗声念道：
天井方方四壁高， 寒泉透底映星涛。 学子若鱼囿其内， 不跃龙门怎见鳌。
末句一出，毛宇居手里的教鞭停在空中。诗意显浅，影射却犀利：学子被困在井口之下，终究难成大材。老师再想动怒也说不出口，只得摇头苦笑。多年后，他逢人便夸“润之”这次应对不慌不忙，心思通透，十岁出头已具批判精神。
跳回1951年9月，北京的金风送爽。全国教育工会邀请毛宇居北上参观，毛泽东在怀仁堂接待。老先生刚踏进门，便听到一句半玩笑半认真地问候：“老师，当年若真挨了您那五板尺，我还会不会写诗？”岁月更迭，君臣礼俗早成历史，可师生情谊未减。毛宇居感慨：“我教书几十年，见过聪明的娃数不胜数，润之是最敢想也最敢问的一个。”
聪明往往表现在阅读速度和记忆力上，对少年毛泽东而言，还在于他会主动把书本里的知识同现实对照。十一二岁时，他已读完《水浒》《说岳》《三国演义》，对梁山好汉起义与朝廷“招安”反复琢磨；读《盛世危言》则是表哥文运昌的启发。那本日本留学生郑观应写的政论集，把海关、铁路、资本、洋务一股脑抛到他面前。他翻几页就皱眉：为何“盛世”反要谈“危”？问题一旦出现，日后就再也按捺不住。
同一时期，父亲的算盘另有打算——家里田地、米店都缺人照看，读几年书够了，就回家做生意。母亲病重，父亲忙得团团转，毛泽东却在沉思：若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自己与古人书卷里那些“济世”二字便再无交集。文运昌索性挑明，“县里新办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招考，你去试试看。”行与不行，全在一念之间。最终，毛泽东留下一首七绝塞进父亲账本：“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披着星光离家。
东山学堂让他第一次系统接触算术、地理，也第一次见到英语字母。课堂上教员写出“CHINA”，他在笔记旁写下“支那”“中华”“神州”几个汉字，用来比对外国人视角与国人自称。这种翻译式思考，对一个乡间少年绝非易事，却成了他日后快速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
进一步的跳板，是1911年底进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革命风潮在省会长沙暗流涌动，报馆、学堂、茶楼里到处是新词汇：立宪、民权、共和。毛泽东不满足于课本上的旧典，常去租界书摊找译本，《天演论》《民约论》《新青年》相继收入囊中。此时，他与萧子升、罗章龙等人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想法正在萌芽。
湖南第一师范时期的毛泽东，更像个“问题制造者”。没事就往图书馆钻，连西式肥皂配方这样的广告也收藏。杨昌济注意到他：课堂提问时，他不是回答“我想当老师”“想找份稳定工作”，而是说“我想试试什么事情能把中国带向强大”。杨昌济私下对好友说，此子胸中自有丘壑，将来行事，恐怕没有既定框框能拦得住。
毕业后，不少同学奔赴欧美、东瀛。毛泽东衡量再三，留在国内，先把脚下这片土地摸透。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工资不高，可他能自由触碰最新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史》。李大钊、陈独秀常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讨论问题，他在整理卡片的时候边听边想：他们说的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成为解题钥匙？答案，随着接触深入，逐渐清晰。
聪明是一种禀赋，更是一种选择。当年那个被私塾先生称为“省先生”的孩子，若甘于读几卷经书、做几笔生意，也能衣食无忧；可他偏不。井壁之外的世界究竟怎样，他要爬出去看；看到之后，他又要再问一句：还能不能再改造？毛宇居晚年对学生们讲：“润之的才气，我只见过一次；润之的决心，却是一辈子。”
在师长、亲友、同窗的记忆里，少年毛泽东的聪慧并不抽象，不是背诗多快、算数多准，而是敢追问，不怕惹麻烦，更愿意把书本知识投向现实撞击。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点不假。人们总说天才，“天”只给一半，“才”得靠自己去开。毛泽东把这条路走成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轨迹——从韶山深山口，到北平古老校门，再到闪电风暴般的革命现场。恩师当年的那一次“赞井考”，在旁人看来是小游戏，在他的人生里却像一颗火种：井里有水，却困不住鱼；世界再大，也要敢于跳出井口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