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晓木林 晓木曰兮历史系 2024年12月29日 00:00 福建
满蒙疆藏回——满清是怎么处置准噶尔蒙古人的问题？
在中亚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活跃着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准噶尔蒙古人。他们的历史波澜壮阔，与周边势力尤其是满清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角逐，其兴衰历程深刻地影响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而满清乾隆皇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准噶尔蒙古人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立起了庞大的准噶尔汗国，疆域辽阔，控弦之士众多，在中亚地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自噶尔丹策零之后，汗国陷入了无休止的内乱泥沼。噶尔丹策零逝世后，汗位传承问题瞬间引爆了各方矛盾。其长子喇嘛达尔扎，虽在年龄上占据优势，但因其母为婢女，这一出身在传统的汗位继承规则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相比之下，年仅 13 岁的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凭借嫡子的身份登上了汗位，史称“阿占汗”。
初登大宝的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因年幼而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于是国政大权便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其同母姐姐鄂兰巴雅尔的手中。在蒙古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中，女性在特定时期主政并非是离经叛道之举。相反，一个家族或部落的兴衰往往与女性的贤能与否紧密相连。鄂兰巴雅尔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与卓越的智慧，尽心尽力地处理着汗国的各项事务，在她的努力下，汗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稳定的局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逐渐长大成人，权力的诱惑与青春期的叛逆心理相互交织，使他对姐姐的摄政地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抵触情绪。在 1749 年，他悍然以自立为女皇，这一荒谬的罪名将鄂兰巴雅尔逮捕，并将其囚禁于南疆的阿克苏城。不仅如此，他还大肆诛杀那些在姐姐执政期间与之关系密切的大臣贵族，试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 这一疯狂的举动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在汗国境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鄂兰巴雅尔的丈夫萨因伯勒克，为了拯救自己的妻子，毅然挺身而出，联合了掌管汗国兵马印记的宰桑鄂勒哲依等一批对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心怀不满的势力，精心策划并发动了一场针对伊犁的突袭行动。
尽管此时的准噶尔汗国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集权发展，但由于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的倒行逆施早已使其民心尽失，这场看似冒险的突袭行动进展得异常顺利。萨因伯勒克成功地攻入伊犁，毫不费力地擒获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并残忍地刺瞎了他的双眼，将其囚禁在阿克苏，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他囚禁姐姐到自己身败名裂，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汗国也因此陷入了更深的动荡之中。 在这场混乱之后，喇嘛达尔扎在众人的拥立之下登上了汗位，并获得了七世达赖赐予的“额尔德尼喇嘛巴图尔珲台吉”的封号。然而，他庶子的身份始终如同一片阴霾，笼罩在他的统治之上，使得众多贵族对他的统治并不信服。
在 1751 年，以大策零顿多布之孙达瓦齐、小策凌顿多布之子达什达瓦以及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等人为首的一批实力派贵族，密谋拥立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但这一阴谋很快就被喇嘛达尔扎察觉，他迅速采取行动，监禁并处死了策妄达什，同时发兵攻打其他参与密谋的贵族。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达什达瓦不幸被杀，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被迫逃往哈萨克，投靠了中玉兹的统治者阿布赉苏丹。
喇嘛达尔扎并未就此罢休，他执意要斩草除根，于是派遣三万大军进军哈萨克，向阿布赉苏丹施压，要求其交出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阿布赉苏丹起初打算妥协，但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在得到消息后，果断连夜出逃，成功潜回准噶尔。
回到准噶尔后，阿睦尔撒纳展现出了他非凡的野心和手段。他通过暗杀自己的哥哥和岳父，夺取了他们的部众，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他还暗中与喇嘛达尔扎身边的重臣进行联络，积极策划并准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颠覆行动，试图彻底推翻喇嘛达尔扎的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在 1753 年，经过精心准备的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率领 1500 名精锐骑兵，对伊犁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他们事先买通了内应，喇嘛达尔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成功擒杀。随后，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登上了准噶尔汗国的汗位。然而，达瓦齐并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和远见，上台后他继续采取血腥的杀戮手段，对喇嘛达尔扎的重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
其中，杜尔伯特部的达什诺延德高望重，他的被杀引发了杜尔伯特部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蒙克等杜尔伯特部的重要首领，率领 3177 户、共计 1 万余人，毅然投奔了清帝国，这一事件给准噶尔汗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其元气大伤。 紧接着，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阿睦尔撒纳自恃在推翻喇嘛达尔扎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野心勃勃地提出要与达瓦齐平分汗国。
达瓦齐自然不会轻易答应这一过分的要求，于是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在战争中，阿睦尔撒纳感到自身兵力不足，便向哈萨克的阿布赉苏丹请求援助。近百年来，哈萨克一直饱受准噶尔的欺凌，此次看到有机会复仇，阿布赉苏丹毫不犹豫地派遣大军协助阿睦尔撒纳。
在哈萨克军队的支持下，阿睦尔撒纳向达瓦齐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达瓦齐在强大的攻势下难以抵挡，无奈之下放弃了首都伊犁，退往博尔塔拉。哈萨克军队在占领伊犁后，大肆烧杀抢掠，将策妄阿拉布坦时代精心经营的佛教圣地扎尔固寺和海努克寺付之一炬，曾经辉煌一时的中亚佛教中心瞬间化为一片废墟，这也标志着准噶尔汗国在文化和宗教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其衰落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清朝方面，乾隆皇帝即位后，一直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局势发展。在准噶尔内战期间，尽管清军边境不时受到准噶尔军队的侵扰，但乾隆皇帝鉴于局势尚未完全明朗，起初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他公开宣称“堂堂天朝，固不肯乘衅发兵攻取”，然而，在这看似温和的表象之下，实则暗藏玄机。乾隆皇帝深知准噶尔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为日后可能的出兵行动预留了充分的余地。
他明确表示，如果准噶尔“倘恣意妄行”，清军必将“以逸待劳，尽为剿绝”，这一强硬的表态为后来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奠定了舆论和政策基础。 随着准噶尔内部的分裂和混乱不断加剧，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发生让乾隆皇帝敏锐地察觉到，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先是三策凌，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蒙克率领部众投奔清朝，这不仅增强了清朝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也为乾隆皇帝提供了更多关于准噶尔内部情况的情报。随后，阿睦尔撒纳的归降更是让乾隆皇帝看到了一举平定准噶尔的希望。
阿睦尔撒纳在归降后，积极向乾隆皇帝建言献策，并表示愿意作为清军的前驱，协助清军攻打准噶尔。乾隆皇帝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果断决定于次年兵分两路进军伊犁，旨在彻底了结延续数十年的准噶尔问题，实现祖辈未竟的统一大业，彰显大清的国威，巩固清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
1755 年 2 月，乾隆皇帝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北路军以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科尔沁亲王色布滕巴勒朱尔、郡王青滚扎布、内大臣马木特参赞军务，从乌里亚苏台出兵；南路军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从巴里坤进发。
两路大军各拥有 25000 名精锐士兵和 70000 匹战马，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浩浩荡荡地向博尔塔拉挺进。 此时的达瓦齐，完全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对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毫无察觉。当清军前锋顺利踏入准噶尔国境时，准噶尔国内的众多贵族见大势已去，纷纷选择不战而降，这使得准噶尔举国震动。达瓦齐在慌乱之中匆忙向各地征集兵马，但由于他长期的荒淫无道和残暴统治，早已失去了民心，各鄂托克、昂吉纷纷拒绝响应他的征召。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领少数残兵败将退往格登山，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进行最后的抵抗。 清军在占领伊犁后，迅速向格登山推进。
5 月的一个夜晚，阿睦尔撒纳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冒险精神，仅率领十几名精锐骑兵，对达瓦齐的军营发动了突然袭击。毫无斗志和防备的准噶尔军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士兵们纷纷惊慌失措地溃败逃窜，达瓦齐的主力部队在这场突袭中瞬间土崩瓦解。此后，达瓦齐带着仅剩的 2000 余名残兵败将逃往南疆喀什噶尔。
南疆各城伯克在清军强大的军事威慑和政治宣传下，早已心怀二意。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准噶尔汗国的覆灭已不可避免，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前途，纷纷倒戈，等待着擒拿达瓦齐，以此作为向新主子清朝邀功的见面礼。达瓦齐对这一危险的局势全然不知，他天真地进入乌什城后，便被早已暗通清军的伯克霍集斯设计擒获，连同他的儿子罗布扎等 70 余人一起被送往清营。至此，曾经称雄中亚 120 余年的准噶尔汗国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宣告灭亡。
其灭亡的过程之迅速，几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激烈战斗，这充分反映了准噶尔汗国在内部纷争和外部压力下的脆弱性。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进攻准噶尔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心怀不轨，打着借兵平乱的幌子，暗中积极积蓄力量，妄图利用清军实现自己称霸准噶尔的野心。
在行军途中，他刻意回避穿戴清朝官服，拒绝使用清朝印信，并且对准噶尔民众隐瞒了自己已经投降清朝的事实。他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假象，仿佛自己是带领清军前来帮助准噶尔平定内乱的领袖，而跟随其后的清军则只是来帮忙的志愿军。这一欺骗性的手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对达瓦齐统治不满的贵族和百姓纷纷被他迷惑，转而投效于他。
清军的其他将领由于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误以为是当地民众对清朝的向往和拥护，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真实原因，从而使得阿睦尔撒纳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 达瓦齐覆灭后，乾隆皇帝对阿睦尔撒纳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他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于是对他予以重赏，不仅赐予他亲王双俸，还撤回了大部分清军，仅留下定边将军班第、副将军萨喇勒、参赞大臣鄂容安率领 500 名士兵镇守伊犁。阿睦尔撒纳见时机成熟，立即撕下了伪装的面具，以“珲台吉菊形篆印”向准噶尔各部发号施令，迅速集结兵马，公然反叛清朝，包围了清朝在伊犁的驻军。
准噶尔的一些大贵族如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等，也被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和势力所蛊惑，纷纷响应他的叛乱。伊犁的清军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下，瞬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面对阿睦尔撒纳的叛军，班第、鄂容安宁死不屈，最终自杀身亡，萨喇勒则不幸被俘。
清军在准噶尔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全部付诸东流，乾隆皇帝原本引以为傲的军事部署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成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乾隆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后，龙颜大怒，立即调集大军再次进剿阿睦尔撒纳。与吴三桂相比，阿睦尔撒纳的军事能力明显不足。吴三桂在起兵初期，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强大的实力，势如破竹，迅速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阿睦尔撒纳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困境，节节败退。
1756 年春，清军再次抵达伊犁，阿睦尔撒纳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进攻，被迫退出伊犁；10 月，他又在清军的追击下退往尼雅斯山；秋末，他在哈萨克地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后，返回准噶尔，试图策应喀尔喀青衮扎布领导的“撤驿之变”。但由于“撤驿之变”迅速失败，他的计划也随之落空，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逃往哈萨克。
1757 年，清军加大了围剿力度，对阿睦尔撒纳的叛军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攻击。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哈萨克阿布赉苏丹见风使舵，背盟投清，这使得阿睦尔撒纳的处境更加艰难。同时，准噶尔军内部也因阿睦尔撒纳的败局已定而分崩离析，士兵们纷纷自相残杀，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7 月，阿睦尔撒纳的军队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溃败。他仅率领 20 余人逃亡哈萨克，后因阿布赉苏丹决定将其出卖，他又与 8 名随从仓皇逃亡到俄罗斯。同年 9 月 21 日，阿睦尔撒纳因感染天花，在俄罗斯托尔斯克悲惨地病死，结束了他充满野心与背叛的一生。
乾隆皇帝在历经准噶尔部的多次反复叛乱后，深刻地认识到准噶尔人“叛服无常”的特性，认为他们对清朝的边疆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出于对国家安全和边疆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乾隆皇帝决定采取极端手段，下令对准噶尔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他认为只有彻底消除准噶尔人的反抗力量，才能确保清朝边疆的安宁。 在这一命令的驱使下，清军在天山草原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大屠杀。一时间，整个准噶尔地区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到处都是“呼壮丁出，以次斩戮……妇孺悉驱入内陆赏军”的凄惨景象。
由于准噶尔人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游牧民族，且主要生活在空旷的草原地区，因此并没有出现像“扬州十日”那样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惨烈场景。但这场屠杀的效果却极为显著，据相关史料记载，准噶尔人在这场灾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还有记载称“犯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
无论具体数据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厄鲁特种类尽矣”。 直至数十年后，在一代文豪龚自珍的笔下，仍然可以看到这场大屠杀的惨烈后果：“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即厄鲁特故种也”。
这充分表明，乾隆皇帝的这一极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除边疆隐患的目的，也给准噶尔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历史伤痛。
1759 年，经过多年的征战和努力，准噶尔地区终于被清帝国彻底平定。乾隆皇帝怀着志得意满的心情，亲书《准噶尔全部纪略》，将平定准噶尔的功绩郑重地列入他的“十全武功”之中，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和卓越统治。
准噶尔人与他们曾经辉煌的汗国一起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准噶尔这个名字也逐渐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盆地的名称。从此，游牧民族在世界政治和军事舞台上的主角地位逐渐被取代，成为了历史的配角。
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在时间的长河中被逐渐遗忘，只有那落满历史尘埃的故纸堆中，还残留着他们曾经奋斗、抗争和悲壮覆灭的痕迹。这段历史不仅是准噶尔民族的兴衰史，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民族关系的复杂性、边疆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中央政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回顾准噶尔蒙古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兴衰与周边政治环境、内部权力斗争以及与满清的互动紧密相连。准噶尔汗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曾经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广阔的疆域，但由于内部的纷争不断、汗位继承的不稳定以及外部满清的强大压力，最终走向了覆灭。
满清乾隆皇帝在对待准噶尔问题上，从最初的谨慎观察到果断出兵，再到最后的严厉处置，其决策过程既受到了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现实需求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清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观念。 乾隆皇帝的这一系列决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复杂的考量。从政治层面来看，准噶尔部长期以来作为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其存在对清朝的中央集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尽管历经多次战争与和谈，但准噶尔的反复无常使得清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始终无法得到稳固。乾隆皇帝希望通过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实现对边疆地区的完全掌控，强化清朝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政治权威。
在军事战略方面，准噶尔地处中亚要冲，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仅影响着清朝西北边疆的安全，还对周边其他民族和部落的动向产生着重要影响。清朝前期，为了应对准噶尔的威胁，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军事防御和战争准备上耗费巨大。乾隆皇帝认为，只有彻底消除准噶尔的军事抵抗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的军事局面，将西北边疆地区纳入到清朝稳定的军事防御体系之中，确保帝国的军事安全。
从文化和民族观念的角度分析，清朝作为一个以满族为统治核心的多民族国家，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既有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又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边疆民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秩序之下。准噶尔部在文化和宗教上与清朝内陆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也使得清朝感到有必要通过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手段来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整合。在乾隆皇帝看来，对准噶尔部的严厉处置是维护清朝文化和民族统治秩序的必要举措。
然而，乾隆皇帝的这一做法也引发了后世的诸多争议。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准噶尔部的大屠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悲剧，给准噶尔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大量无辜生命的消逝令人痛心疾首。
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清朝在平定准噶尔之后，加强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理和开发。在政治上，设立了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如伊犁将军府等，加强了对当地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在经济上，鼓励内陆民众向边疆地区迁移，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在文化上，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增强了边疆地区民众对清朝的国家认同。
准噶尔蒙古人的兴衰以及乾隆皇帝的应对措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民族关系、边疆治理和国家统一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准噶尔汗国覆灭后的岁月里，清朝在其故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社会重建工作。一方面，清朝政府大力加强了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在边疆地区修筑了大量的军事要塞和防御工事，驻扎了精锐的军队，以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这些军事设施的建设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外部势力的侵扰，也为清朝在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
另一方面，清朝积极推行经济开发政策，鼓励内陆的汉族、回族等民族前往准噶尔故地进行农业垦殖和商业贸易活动。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如减免赋税、提供种子和农具等，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前往边疆地区。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商业经营理念，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方面，开垦了大片的农田，种植了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使得边疆地区的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产量大幅提高。在商业方面，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如乌鲁木齐、伊犁等，成为了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交流。
在文化教育方面，清朝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当地设立了学校和书院，推广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培养了一批当地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尊重和保护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允许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继续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这种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准噶尔蒙古人的历史命运也反映了游牧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趋势。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逐渐兴起，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准噶尔蒙古人在与清朝的长期对抗中，虽然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历史的潮流。他们的兴衰历程也提醒我们，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各民族都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发展，才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回顾准噶尔蒙古人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只有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能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处理民族问题和边疆问题时，要秉持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采取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在准噶尔故地的统治逐渐稳固，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农业生产方面，通过引进新的灌溉技术和农业品种，进一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例如，从内陆引进的水利灌溉设施，使得农田的灌溉更加高效，减少了因干旱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如高产的水稻品种等，也在当地得到了试种和推广，丰富了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
在手工业领域，清朝政府鼓励发展传统的手工业技艺，如纺织、制革、金属加工等。内陆的一些手工业工匠也来到边疆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在纺织业方面，生产出了更加精美的纺织品，不仅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还部分出口到周边地区。在制革业方面，制作出了高质量的皮革制品，用于军事和民用等多个领域。在金属加工业方面，打造出了更加锋利和耐用的武器和农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军事装备水平。
在文化方面，除了继续推广儒家文化和传统中华文化教育外，还出现了文化融合的新趋势。当地的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一批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的作品，如诗歌、绘画、音乐等。在建筑风格上，也出现了将中原建筑风格与当地民族建筑风格相结合的新建筑形式，展现了文化融合的魅力。
在社会治理方面，清朝政府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考核。选拔了一批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员到边疆地区任职，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建立了基层社会组织，如乡村的里甲制度和城镇的坊厢制度等，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