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流而不息以成风，积而相效以成俗”（民国《吴县志》“舆地考·风俗”）。过年习俗，流传久远，内涵丰富，然而并非一成不变，它随时代、社会而波动。
△《吴县志·风俗》
△《光福志·风俗》
所谓“过年”，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祭祀祖先、吃顿年夜饭而已，而是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年前准备年货、除夕祭祀守岁、年后拜年会亲三个阶段。年前准备特别重要，最主要的是购买年货，俗称“备年货”。从前乡村交通不便，物流不畅，物资匮乏，而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什么都要排长队，因此一般人家都会为备年货忙碌并发愁。
在所有年货中，有一样物资很重要——笋干。光福农村有所谓“一管不管，先买笋干”之说，笋干买好了似乎定心了一半。南货店里的笋干通常有福建货、浙江货之分，光福人一般都认同福建货。挑选笋干也很有讲究，质量以“大金片”最佳；不宜太老，太老了不容易咀嚼，吃起来渣多；也不宜太嫩，太嫩了泡不出，不出菜，没嚼头。笋干买回家后，在腊月二十之前开始浸泡，不要用井水，最好是用淘米水（俗称米泔水），泡出来的笋干白净又吃口好。切笋干是一项费时费力费神的活，要照顾到老人与小孩，不宜切得太粗。烧笋干，光福人不称“煮”，也不称“烧”，而称为“煠”（zha）。煠笋干用炆火，用时需要好几个小时。
其次是购买豆制品。计划经济年代，豆制品凭票供应，1982年春节时苏州市民也只供应每人粉丝2两、豆腐干28块，而农民是没有豆制品供应，由是只得用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黄豆拿到豆制品加工厂（俗称豆腐店）去“物物交换”，支付一定的加工费；黄豆可以换豆腐干、百叶、油豆腐、素鸡等。光福的豆制品厂（店）在古镇小巨角街上，过年时特别忙，因此至少需要提前半个月，先将黄豆送去，然后到腊月二十日以后凭票据去取货。当时硕大的光福只有一家豆制品厂（店），换不到或者年前拿不到货也是常有的事。为了确保年前能有豆制品，有时只得另外寻找其他的加工厂（店）。记得当时东渚玉屏大队有家豆制品加工厂，质量还不错，“物物交换”的条件与镇上的差不多。笔者小时候曾经与村上伙伴一起去过多次，虽然要走四五里路，至少往返二趟，但能够换到比较满意的豆制品已经是很开心满足了，而且基本上不用排长队。
第三是买鱼。生活在太湖边的光福人，对过年的鱼很讲究，首选的是太湖白鱼。白鱼肉质鲜洁，不肥不腻，而且不像青鱼、草鱼那样肚皮里有一包鱼子、鱼油，浪费很多。白鱼买回家后，用盐腌制起来，盐不宜放得太多，腌的时间也不宜太长，称为“暴腌”。上世纪90年代前，青鱼、草鱼是市场上的紧俏货，一般是买不到的，城镇居民才有少量供应（1982年春节时苏州市民也只供应每人1斤）。过年前能够拎一条青鱼或草鱼回家，很能体现身价，旁人会侧目相看。生产队里养的青鱼、草鱼除了完成上交指标数量外，大多拿去送人，为发展社队企业而去“搞关系”。白鱼之外，其次的选择是鳊鱼。光福人过年是不吃鲢鱼的，鲢鱼俗称“鲢大头”，有白鲢、花鲢之分，白鲢是绝对不上春节餐桌的。
△ 杀年猪（网络图）
年货中最重要的物资自然是猪肉。猪肉对农村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从前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多么希望能够吃上几块红烧猪肉，煞煞馋，补充补充营养。但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猪肉凭票供应，平时每人每月只有几两，吃肉成了一种奢望。肉店里的卖肉师傅与医生、工商管理员、驾驶员曾是社会上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当时曾经流传“白衣战士大盖帽，四个轮子挥大刀”之语，其中“挥大刀”就是指卖肉者。年货中绝对不能少了猪肉，解决过年的猪肉当时有二种途径，一种是自家饲养，然而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最盛行的年代里，是不允许农民自家饲养生猪的；后来政策稍有放松，允许农民自家饲养，但必须出售给商业食品公司，根据生猪的大小返回一定比例数量的鲜肉。真正自家独自杀一头生猪过年的还是少数，杀猪人家往往会卖掉一点，既做人情又可少钱。另一种途径是生产队集体饲养。生产队饲养生猪既为了解决农田肥料，又是为了完成上交给商业食品公司的任务。笔者所在的生产队最多时饲养过好几十头生猪，等到年前集中斩杀一批，每户人家可以分到10来斤鲜肉，还可以分到一点猪头、肚肠、心肝等“下脚”。光福人喜欢吃太湖土猪，俗称“黑毛猪”；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是不吃“白毛猪”的，认为白毛猪的肉不鲜洁……有了上述这些年货，再杀两只鸡，再买点白菜之类的配菜，基本上可以过年无忧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中华大地。人们告别了计划经济，全面进入商品社会，乡村居民再也不用为备年货而忙碌发愁了。如今是史上少有太平盛世，市场物资充裕，物流通畅，花色众多，品种丰富，想买啥就能买到啥，想吃啥就有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现在是天天过年。”于是乎，过年的“年味”反而到没有以前那样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