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堡车站，曾经是老北京城的第一个火车终点站。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期间，车站因其为“洋人之物”而被视为敌对目标，最终被义和团焚毁。之后，英国人重新修建了这座车站。然而，这个不起眼的车站，却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中共地下党一次精心策划、令日军震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事件的结局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马家堡火车站的遗址位于现今南三环外的马家堡村北部，距离南三环不远，铁路呈东西走向。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里依然能看到日军遗留下来的废弃旧铁轨和车站的遗迹，铁轨是窄轨道。那时的马家堡车站极为简陋，仅有3间平房和4名工作人员，规模非常小，主要用于会车。车站的站长名叫许言午，表面上是伪政府成员，实则是潜伏在北京铁路系统中的地下党党员。而车站的扳道员申连科，身材高大，力气惊人，是个入党积极分子。
1944年7月，北京进入了梅雨季节。某一天，申连科悄悄对许言午提到：“老许，车站的信号灯线路太陈旧了，尤其是下雨天，经常出现电力问题，信号灯有时候会变色。你看要不要修修？”听到这个问题，机警的许言午立即想到了来自路局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要加强对从北京开往青岛的304次特别快车的保护，因为车上有重要的日军人物。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许言午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朝申连科微微一笑，说：“不必修了，这个故障正好能派上用场，准备搞个大事情。”两人商量后，决定利用信号灯问题，制造一起针对304次列车的意外事故。
7月11日的早晨，细雨纷飞。许言午和申连科紧盯着即将驶来的304次列车。时针指向7点钟，列车的汽笛声渐渐传来，车厢冒着浓烟，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驶向马家堡车站。列车越来越近，许言午准确地预估了列车到达的时间，便向申连科发出信号。申连科立即切换了信号灯，指示列车通过干线，并且调整了铁轨的方向，将列车引导至预定的安全停靠线上。
远处的列车司机看到信号灯变绿，认为一切正常，毫不减速地继续前进。就在列车冲过安全线的瞬间，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轰鸣，车头瞬间脱轨，直接扎进了铁轨尽头的沙土中，仅剩下车头的烟筒露出地面。随后的车厢却没有停下来，继续互相撞击，车厢的碰撞声和锅炉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震耳欲聋。
事故发生后，申连科迅速撤离，而许言午则先下车站查看情况，确认结果后再撤退。304次特快列车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故，立即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震惊。首节车厢为铁质结构的货运行李车厢，因此没有造成伤亡。而第二节豪华的一等车厢由于结构较脆弱，在后续二等车厢的猛烈撞击下翻出铁轨，车厢被拧成了麻花，车内100多名乘客当场丧命。
得知这一消息后，许言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无法再留在原地，于是赶紧回到办公室，拿上雨衣准备逃离。然而，就在这时，伪警察赶到车站，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正当许言午准备从后门溜走时，铁路局的警务处处长刘建章意外地独自走进了许言午的办公室。两人对视了片刻，刘建章突然一跺脚，冲着许言午说：“你真糊涂！”听到这句话，许言午迅速从后门逃脱。原来，许言午与刘建章早在正定车站时就已是老朋友，彼时两人曾有过一些私下的黑市交易。许言午了解刘建章的内心，他并不愿为日本人效力，所以刘建章故意放他一马。
这次事故的死亡人数极为惨重，其中包括由军方派来的中将军衔的日伪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23名将领、校官及尉级军官，另外还有80余名日伪政府及铁路方面的官员。消息一经传开，震惊了日伪当局和日本大藏省。为了保住马家堡车站的控制权，日军封锁了车站，并严令车窗遮挡，禁止列车乘客张望，同时从丰台车站调动兵力，加强封锁措施，并发布通告悬赏捉拿许言午、申连科等人。然而，许言午此时已成功逃往解放区，并向组织汇报了事件的经过。
半个月后，304次列车再次经过马家堡车站时，又一次发生了信号灯变色而铁轨未并轨的现象，这次日本司机及时发现并紧急刹车，事后检查发现确是信号线路出现了问题。于是，这场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日军分析后，将之前的事故定性为技术故障，并为继续维持车站运营发布通知，要求召回许言午等老工人重新上班。起初，许言午以为这是日军的诡计，但在确认无误后，他毅然回到车站工作，继续在北平铁路系统内从事地下党工作。
马家堡车站的这次脱轨事件，虽非直接的战场厮杀，但其战果却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敌我对抗。此次特殊的战斗，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由党史工作者采访许言午同志并整理成文，公开发布。马家堡事件成为了中共北平铁委地下党员许言午和积极分子申连科成功破坏日军列车的代表案例。他们在充满困难和危险的秘密战线中，坚持斗争，凭借机智和勇气，在刀尖上为民族的独立和胜利付出了无畏的努力。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我希望每一位走进纪念馆的访客都能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