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芬伯格
摘要：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影响逐渐式微，连同其他种种不幸，导致他的科学技术批判思想也销声匿迹了。在某种程度上，受自己的现象学背景影响，马尔库塞的批判思想是以经验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一本体论的根源可以追溯至马尔库塞早期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则以一种主义马克思的方式展开现象学批判。我们正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马尔库塞的这种批判也重新显示出现实关联性。因此，当今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不仅具备学理价值，并且再次蕴含政治意义。
关键词： 环境保护论；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现象学；科学技术
作者：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荣休教授。
译者： 黄晓伟，天津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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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一、马尔库塞的悖论性角色
二、阐释马克思的《手稿》
三、对技术的三重批判
四、一种新科学？
五、技术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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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的悖论性角色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誉与其所声援的新左派一道起起伏伏。在当前对批判理论的讨论中，他常常受到忽视。他的影响逐渐式微，连同其他种种不幸，导致其科学技术批判思想也销声匿迹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源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事实上，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唯一一位致力于彻底批判工具理性以超越其原初含义的成员。由于气候变化，我们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马尔库塞的这种批判重新显示出现实关联性。因此，当今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不仅具备学理价值，并且再次蕴含政治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阐述与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思想相关的自然概念，并将指出他的著作对于当前斗争是一笔宝贵资源。
不过在讨论马尔库塞的后期思想之前，我应该首先讲述他在“二战”后的发展。马尔库塞的早期作品主要面向与他类似的学者，但20世纪50年代的形势促使他的创作开始带有更为明显的政治关联性。1955年，他出版了《爱欲与文明》一书，这是一部为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提供乌托邦式论证的著作。此后，他在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表露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悲观主义态度。仿佛在这十年间，他从乌托邦走向了敌托邦。
这些书最初是以哲学论文的形式出现的，但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使它们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之作，《单向度的人》的销量甚至达到数十万部。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尔库塞已然声名远播。作为新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是当时政治论战的关键人物，并在美国和欧洲的众多集会上发表演讲。
在这一角色中，马尔库塞直面了当时的主义马克思的危机。彼时的苏联已背叛了社会主义的解放承诺。而管制政策和新兴技术使资本主义变得能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似乎已经解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之谜”。
马尔库塞接受了这些多数主义马克思者当时仍不予置信的事实。《单向度的人》所设想的敌托邦前景打消了一切决定论式的旧式主义马克思观点。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丰裕社会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的潜能，但是人的意识被轻而易举地掌控，以至于几乎无人渴望革命性变革。马尔库塞强调了技术的新角色，即技术不再仅仅作为生产方式，而且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资源。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悲观主义的前景一度激起了抵抗与斗争。及至1968年，马尔库塞在1964年提出的敌托邦思想显然已经过时。然而，敌托邦的威胁仍然激励着新左派，他的著作也愈发受欢迎。这是新的抵抗形式涌现的时刻；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论都证明了原有制度的局限性。现如今，气候保护运动延续了技术领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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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马克思的《手稿》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所作的，“自然”被再次提上研究日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为发展资本主义理论所作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十月革命”之后，这些未完成的零散手稿被收藏在苏联的档案馆中。这些手稿在1932年一经出版，就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因为相比于马克思的后期作品，《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更加关注规范性问题。同在1932年，马尔库塞为《手稿》撰写了最早的一批阐释性论文之一。马尔库塞的思想得益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对《手稿》的阐释也深受此影响。
在《手稿》中，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者过分强调主观意识，并认为人是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手稿》强调人类是“自然的”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不过马克思认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他似乎想传递出这样的观念：人的激情和热情在某种意义上必然属于他们所涉及的自然存在物。这句话中仍残存着一些唯心主义观念中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因素。马克思在写作中也提及这一点：“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在马克思的“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概念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得以深化，由此人类凭借劳动在自然中构建起自己的需要和能力。但是，异化打破了这种关联，这就使得革命在本体论层面具有了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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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似乎认为，当代德国哲学发展出的理念能够解释《手稿》中的本体论指涉。在20世纪初的思潮中，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后者。现象学家们拒斥自然主义，并主张经验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性质的主观叠加。胡塞尔通过表述第一人称的生活经验与经验对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引入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海德格尔则发展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在世存在”（Existenz in der Welt-sein）概念。他的术语“此在”（Dasein）指的是具有自我能动性的人类主体，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有意义的事情之中。尽管不再基于唯心主义的意识概念，但这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这里，马尔库塞发现马克思试图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包括卢卡奇、科尔施和布洛赫在内的几位有影响力的主义马克思哲学家都致力于从哲学上确证革命的经验，以反对当时被认为是主义马克思“正统观念”的唯科学主义和决定论。马尔库塞在现象学视野的生活世界中得出了同等意义的观点。在生活经验中，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抗所产生的影响是事关生存的，而这恰恰是“正统”主义马克思所缺失的。马尔库塞自身革命经验的试金石是1918年至1919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他曾以应征入伍士兵的身份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后来促使他对新左派产生同情。
马尔库塞在综合主义马克思和现象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经验本体论（experiential ontology）。这既不是正统的现象学或海德格尔主义，也不是所谓的“正统”主义马克思。马尔库塞跨越了欧陆哲学两种相互竞争的传统之间的界限。他起初公开引用现象学资源，但在加入法兰克福学派后，他淡化了自己的现象学背景。不过，这对于理解他的后期思想却至关重要。
马尔库塞在一篇早期著作中认为，客观事实本身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自身与“历史上的人类存在”（historical human existence）相互“交织”的形式。这一概念与社会现实中的生活经验相关。由于事实明显影响着生活经验，因此不能只就事实谈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理解它。经验揭示了从客观立场观察可能会错失的关联。马尔库塞为此举了工作场所的示例。那些“生活”于此的人们的经验揭示了对于纯粹观察者（更确切地说是管理者）而言所遮蔽起来的方面。
哲学的任务是超越事实层面，达到其人本意义和社会意义。马尔库塞写道：“正如科学方法能将事物的直观经验引导至它们的数理逻辑结构之中，哲学思想则将存在的直观经验引导至其历史结构——自由原则——之中。”需要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并没有主张这两种知识模式孰优孰劣。他写道，“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声称自己是认知的垄断者”，但只有对存在的研究才具有政治关联性。
基于这些概念，马尔库塞将《手稿》阐释为一种经验本体论。这种准现象学的方法得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结论，笔者此处将涉及其中三者。
在马尔库塞看来，《手稿》中的“自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自然”，马克思的范畴并非因果关系的范畴，而人类被视为自然物这一事实本身也不具有哲学意义。这种对《手稿》的常识性解读并未切中要害。
马尔库塞将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与他所谓广义理解的“自然”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规定的，黑格尔也是如此。基于对自然的“广义理解”，马尔库塞将自然限定在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范围内。在一篇早期论文中，他将这种区分归结于卢卡奇，“卢卡奇确实清楚地认识到自然存在的二重性——作为物理学对象的完全非历史性，以及作为人类’此在’生活空间的历史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鲜活联系才是有意义的。这既包括身体（它通过感觉、需要与自然相关联），也包括意识（它与经验可感的自然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然”本质上属于人类主体的存在。
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类存在物”（species-being）概念阐释为把握普遍性的途径，换言之，把握对象意义的途径。这里呼应了海德格尔“向存在敞开”（openness to being）的概念。这种敞开是人类的特殊性，揭示出超越事物当下状态的潜能。这些潜能呈现在劳动中，人类能力正是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得以对象化。自然界通过对象化才能够适合于人类。但是请注意：对象化不仅仅是人类所做的事情，同时也是人类介入自然界的一种基本模式。“人的现实性在于在真实对象中’显现’出其所有的’类能力’，这’设定’了一个真实的……对象世界。”
引述“对象性”（objectivity）意味着承认对象化的感知作用，这显露出自然界的真实存在。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说，原始的自然界在其对象化之前，是不完整的，也不是完全“现实的”（actual）。劳动使自然物获得了它们的真实形式，“成为真实的对象”，由此揭示出那些只有通过人类活动才能显现的方面。正如马尔库塞后来所言：“这个’真理’不仅通过数学而且还在一种实存的意义上赋予自然。人的解放包括承认事物中，自然中的这个真理。”所有这些都使马尔库塞对异化和革命产生全新的理解，不过这些概念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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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的三重批判
马尔库塞对《手稿》的解读为其后期著作奠定了基础，包括他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包含着三重既各有侧重又彼此关联的技术批判。
第一重批判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构建起一种不同于宗教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用的新型合法化过程。现在正是真实的物质世界本身，通过限定所有的需要和希望而使这套体系合法化了。在现代社会，技术塑造了一种尤为关注消费的生活方式。个体在私有财产中寻求满足，并且在他们无法理解也无需理解的技术官僚社会中接受自己的处境。在那些将意识形态话语用于愚昧公众的场所，现在则使用具体的技术成就来使公众顺应其所遭受的不公，这一过程多少是难以察觉的。
这些不公及其后果如今被视为技术问题，应交由专家处理，远比公众合适。技术不仅是社会中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既定框架内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取代了那些可能导致重大社会变革的规范性政治关切。哈贝马斯简明扼要地解释了马尔库塞的论点：“生产力在其科技发展的水平上，在生产关系面前似乎有了一种新的状态和地位。这也就是说，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它本身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马尔库塞把这理解成为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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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批判涉及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概念及其在工业社会中的应用。资本主义是一个合理化的社会，这是由于它是通过计算和控制技术来组织生产、分配和管理活动的。这些合理性方法体现在管理实践和管理科学中，解释了如何组织有效的集体行动。
马尔库塞认为，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是未经审视的。正如韦伯所理解的那样，合理化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前提，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要求，而不是合理性方法本身。韦伯的合理化命题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事物的实际运作方式，但是它掩盖了资本主义之于支配地位的偏见。“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了个人和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掌管和控制……所要求的技术必要性……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高度物质的、历史的事实成了……资本主义和合理的经济活动本身的形式的结构元素”。社会主义被构想为集体行动的民主组织，但从一开始就因概念的诡计（sleight of hand）而被当作不合理因素而排除在外。
合理化的偏见同样影响到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技术设计。实施控制和支配的技术优先于工人民主参与的技术。自上而下的控制需要那些能调整工作节奏、监视工人以及管控劳动力的设计。流水线就是这种嵌入偏见的技术设计例证。在20世纪60年代，军事技术的滥用尤为突出。在关于越南战争的著述中，马尔库塞阐释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军事技术的作用。
第三重批判则在更复杂的本体论框架中发展了这类社会争议。《单向度的人》遵循胡塞尔的思路，宣称科学源于生活世界，并从中提取概念，进而将其提炼成科学知识的工具。科学构建出的对象表明，世界即运动着的物质，并由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所调整。当日常意识将这个对象视为现实时，经验便被局限在那些同质的参数中。马尔库塞使用“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一词来描述这种思维，这完全是由与现实本质有关的科学观念侵入日常经验所导致的。他通过现象学与主义马克思的独特综合予以阐释。
在现代，物理学已经成为确立现实本质的典范科学。物理学研究的是物体的“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ies），即可以被测量和量化的方面。这剔除了物体的“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以便在研究中获得可以作为事实和数据的内容。马尔库塞并非质疑科学的认知性价值，但他也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即这些事实和数据属于对现实的一种技术性构想，能够适用于特定的工具化控制模式。“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Gestell），即构建世界的框架。在德语中，“Gestell”可以用“架构”（skeleton）来解释：一个技术化社会隐含着一套科学架构。
资本主义剥夺了世界自身的发展源头，以用于人类强加给它的任何目的。马尔库塞引用萨特的“筹划”（project）概念来阐释，事实上仍是由海德格尔提出来的。在萨特看来，筹划并不是一项特定的计划，而是一个能够制定和实施计划的场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是一场文明的筹划，并且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生活世界，其中的自然被还原为有待开发和支配的原材料。科学概念产生于这个世界，也反映着这个世界，就如同技术设计一般。马尔库塞写道：“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它筹划出一种历史总体——一个’世界’。”这句话中的“世界”应该理解为类似现象学概念的马尔库塞式表达。如今，生活经验与资本主义技术所创造的“世界”已经彼此“交织”。
当经验为一种准科学的本体论（quasi-scientific ontology）所塑造时，会发生什么呢？马尔库塞认为，自然和人类的潜能都被遮蔽了。在他早期关于黑格尔的著作《理性和革命》中，潜能不同于事实存在本身，而被视为经验的“第二向度”。在这种意义上，“潜能”是一个与各种日常现象相关的常见概念。我们看待自然和其他人类时，不应该仅仅依据其当前的状态和我们可衡量的标准，还应该依据其发展的状态；在规范性意义上，这种认识是明智的。例如，儿童日渐成长，我们持续学习，农田作物丰硕，以及劳动将自然物改造为人工物，等等。
诸如此类的潜能属于一种自发目的论式的形而上学，为科学所拒斥。自然的潜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主体，这种观念可以成为人类行动的指引。但是，当科学在对现实的理解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当科学成为社会隐含的本体论假设时，潜能在科学与经验中都逐渐被剔除了。如今，潜能被认为仅仅具有主观性，是我们心理、背景和文化的产物，因而缺乏规范性的力量。由于失去了稳健的潜能意识，生活世界已变得贫瘠不堪。
马尔库塞对本体论的批判并没有将特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归因于现代科学技术，而是认为，正是科学技术关于单纯偏好和客观潜能之间的区分而显现出的“中立性”，将科学技术与既有势力关联起来。鉴于潜能不再能指引人类的行动，唯一有效的就是那些统治势力的价值，也就是说，代表他们行事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从科学和经验中剔除的潜能不再影响那些势力的行动。他们所部署的技术不同于既往的所有形式，因为技术将这个世界视为可替代的资源，而不是在人类技能帮助下可实现的潜能载体。现如今，我们目睹了环境破坏的诸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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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科学？
如果科学与资本主义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社会主义似乎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一种继替性的科学。这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的结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
马尔库塞在其别具一格的现象学基础上，继续探究了马克思的这一惊人论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科学世界观中寻求现代性的先验基础。而马尔库塞承接了他们对科学本体论的批判，并基于生产方式的划时代特征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视角。例如，马尔库塞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工具化控制的特权具有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生活世界。这反过来又暗示了通过政治变革实现本体论的转变是可能的。作为对资本主义划时代的替代性选择，社会主义将拥有一种独创的本体论。由此，先验论证将趋于实际，从而与马克思对新科学的呼吁相契合。
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科学将反映出变迁后的生活世界。它将使那些包括潜能在内的第二性质保持稳定。支配不再是工具化行动的唯一形式。教化和艺术性创造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优势的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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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不同于受制于需要的动物，“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尔库塞复述了这句话，并认为可以通过艺术对自然自由地进行重新想象，从而揭示出肯定生命的潜能。这些潜能不仅是主观性的，而且反映了增长和自然繁荣。我们对美、同情等规范的体验，以及我们对自然为破坏性行动所侵占的感受，都属于一种迥异的、非科学的客观性形式。
如果艺术和科学能够融合，那么科学将不再局限于第一性质的单向度世界，而是可以吸纳感官层面的第二性质。马尔库塞写道：“’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不仅仅意味着通过感性确定性来进行经验证实，它还意味着科学家在不抛弃讲求逻辑和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前提下通过（获得了解放的）感性在保护和改善生命上的需要来引导研究。如果这些需要的满足能够变成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不再仅仅是科学的副产品（但似乎却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和无力），那么它或许也有可能为自然与人文科学带来不同的概念基础。”
这种理念理解起来并不容易。马尔库塞清楚，没有现代科学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因此他拒绝回到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定性科学（qualitative science）。新科学将继续采用基于精确测量和经验事实的定量方法，同时也将潜能纳入其结构之中。
但是，对于物理或化学这样的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而言，在吸纳这些抽象出来的第二性质方面仍显得无能为力。不同于以归纳与类比为基础的早期科学，现代科学是基于方程式的。而方程式没有为具体经验留下空间。设想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比如“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即行驶的距离是行驶速度和时间的函数。这样的一个科学公式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事物。它只能说明与方程式相关的变量，如a点和b点之间的测量距离。这段距离不可能包括沿途遇到的房屋和树木的美学性质。这一公式排斥这些具体的性质，并严格地坚持其抽象性。具体的数据不可能被全部纳入一个方程式中，但方程式就是整个科学的内涵。
尽管马尔库塞期望一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会随之产生一种不同的本体论，但只要现代性仍以自然科学为本体论基础，就很难想象这种改变如何实现。为什么马尔库塞会提出这样的假设？我想到两个原因：自笛卡尔和康德以降，科学延续了纯粹理性的模式。而社会的合理化揭示出这种模式的阴暗面只是时间问题。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将科学视同为现代理性的观点，仍然影响着《单向度的人》写作时期的马尔库塞。
此外，社会背景也提供了一种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理想化程度已然不同寻常。一切似乎都依赖于科学，从而证实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及担忧。直到70年代末，环境保护运动才产生了广泛的公众影响。彼时的马尔库塞已经临近生命的尽头。他认为，为自然而斗争同样属于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无须等待社会主义的成就。这种基于环境保护论的新路径对于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是有意义的，但他并没有回溯并修改其早期理论以作回应。
假设马尔库塞当初这样做了，他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技术政治学理论。尽管他关于继替性自然科学（successor natural science）的观念还存在问题，但由此引入了几种能应用于环境保护论及其他技术斗争形式的有效概念。的确，马尔库塞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应用，但我认为他应该会表示赞同。我将在下文中评论这一替代性方案。
《单向度的人》提出了一个“转译”（translation）的概念，这源于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科学的对象和技术的设计可以视作将生活世界中有待阐述的概念和需求进行了“转译”。通过这种形式，第二性质能以一种与其形式结构（formal structure）相容的方式出现在科学中。马尔库塞写道：“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价值准则转译为技术任务成为可能，亦即使价值的物化成为可能。由此可见，成问题的是用技术术语把价值准则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要素。作为技术目的的新目的将在筹划和机器的建构中、而不只是在其应用中发生作用。进而，新的目的甚至在科学假设的建构中，在纯科学理论中也可以坚持有一席之地。”“转译”是“对象化”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种专门称呼，并为科学技术变革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30年后，科学技术论领域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描述了技术设计作为“授权”（delegation）而产生的规范转译。他以道路上的减速带为例，将“慢速行驶”的规范性原则转译或授权为物质世界的能动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论学者才对这一路径耳熟能详，但马尔库塞早在1964年就已使用“转译”概念，并运用于政治语境。借助这样一些术语，技术可以将价值和潜能包括在内。
尽管“转译”概念如何应用于“科学假设”尚不清楚，但马尔库塞的对象建构概念解释了他的意图。在传统意义上，科学的对象被视为自然物，马尔库塞却认为这些对象具有历史偶然性。它们不像恐龙化石一样就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必须充满想象力地加以建构。因此，他将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是科学概念来源的观点赋予历史意义。当生活世界改变时，科学的对象也会发生变化。马尔库塞在总结《单向度的人》时，尝试去界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继替性自然科学的新对象，但我认为这一尝试并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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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政治学
在关于技术的新著作中，笔者探讨了继替性科学、转译和对象构建等概念。这些概念构成技术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早已应用于旨在组织社会生活的技术学科中。相比于自然科学，社会需求更能渗透于技术学科，但后者的研究对象也更加模糊。马尔库塞只研究了其中的管理科学，它是顺应资本主义的假设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他的研究表明，我们所谓的“管理”是一个从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对象；在一个以合作为基础（而非自上而下控制）的社会中，这一对象会被以各种方式构想。
马尔库塞对管理的批判可以扩展到构成我们世界的所有技术学科，诸如治理我们的管理科学、决定我们饮食的食品科学、建造道路和汽车的工程学、照料我们身体健康的医学、构造我们生活空间的室内建筑学、设计互联网的计算机科学等等。这些学科在各种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运用科学方法。正如“管理”，这些学科的对象是根据社会行动者的需求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
这种普遍的技术化涉及马尔库塞未从理论上说明的一项中介。正如他所言，科学方法本身并不关心潜能，但这些方法只能通过转译学科对象建构中的潜能来进入社会世界。那些对象建构过程会因设计中的政治因素而异，并相应产生广泛的社会后果。借助这一中介，我们可以基于马尔库塞的经验本体论，探索这些学科及其依托的技术背后的政治活动。
这些政治活动是在反抗资本主义传统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已经拥有了将资本主义价值观付诸实施的学科和技术，然而在普通人遭遇技术失败的生活世界经验方面，这些价值观仍存在争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核议题、医学、环境和互联网的政治斗争逐渐兴起。例如，女性主义运动抵制传统的分娩手术，并呼吁妇产科学的变革。怀孕不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人生体验。同性恋群体围绕艾滋病的运动抵制实验医学的既有方法。受试者（experimental subjects）不再只是科学的对象，而是成为了合作者。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设法解决公众对核能、空气污染、水污染以及有毒废弃物的关切，当然其中也包括最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在不同情形下，一种自然现象或技术现象都因其与人类生活更广泛的联系而被重新定义，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变革。当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其理论时，这类争议还是很罕见的。然而，如今存在诸多对科学技术的批评，有些是合理的，而有些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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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一些社会运动，它们修正和变革了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技术学科。持续斗争给这些学科、这些学科的对象及其支持的技术设计带来了新的潜能。这种变革不是通过全面改变物质自然界的本体论来实现的，而是伴随周围社会世界的变化而局部改变各学科的本体论。
技术的政治学双向地跨越了生活世界和技术学科之间的鸿沟。例如，公众之所以关切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既源于个体的观察，也来自面向公众普及的医学见解。这种关切最终会影响到政治人物和监管机构，进而促使汽车工程师因顾及空气质量而重新设计汽车。这种改变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实质意义：直到最近，人们仍将汽车视为一种交通工具和地位标志，不过已为其添加了新的向度；对于消费者和工程师而言，汽车已成为一种新的对象，一种关乎环境的对象。为了将汽车转变为这种新对象，工程师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学科，在教科书中增加关于催化转换装置、燃料喷射装置以及新近的电能推进装置等章节。
这种模式反复出现。生活世界和科学之间的双向交流过程赋予了经验以意义，并改变了科学的对象和技术的设计。例如，我们根据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测定结果，能够了解气候变化的状况。我们对气候的认知受到科学的影响，但科学也受到来自生活世界的影响，即减轻这些效应的压力。在这两种情形下，“气候”这个对象已经被改变了。对我们而言，气候具有科学已知的特性，同时它也会作为未来的环境持续影响我们，其蕴含产生或破坏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潜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对科学而言，气候不再只是一个受观察和被预测的对象，而是一个通过技术控制可操纵的对象。
围绕科学技术的斗争已经逐渐地重新配置了公共领域。来自生活世界的关切以及基于这些关切的公众抗议已经改变了技术学科的对象。这些继替性的技术学科并不像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新自然科学那样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异足以提高我们所处的技术化社会的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是，这些政治斗争的兴起承诺将持续开拓未来，就我们现在所知，这取决于科学技术。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尔库塞并不敌视自然科学本身，而是关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科学的本体论预设之于生活世界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官僚的权威在诸多争论中受到挑战，这种影响已经逐步减弱了。
这是一个马尔库塞未曾预料的巨大变革，尽管这与他所强调的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是一致的。正如反疫苗运动（anti-vax movement）所呈现的那样，这种新形势仍然存在危险。但在过去的75年里，公众参与促进了许多领域（例如医学和环境保护领域）重大且有益的变革。这些变革不像反疫苗运动那样备受关注，因为斗争的胜利结果往往被视为常规的科学成就。现在，没有人质疑清洁空气的重要性，但就在不久前，汽车制造商们还在忙于花费数百万美元去游说各国政府，以阻止“昂贵且不必要”的污染控制政策。
构成马尔库塞思想基础的观念是，经历着历史变迁的生活世界与科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这一观念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在他阐发自己的理论时，技术的合法化力量似乎是无可争辩且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对公众而言，参与影响其生活的科学技术是一件十分不寻常的事情。马尔库塞认为，科学已经扮演了本体论的角色，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单向度的敌托邦中业已消失的潜能意识恢复过来，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敌托邦，至少不复存在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隐含在我们现实意识之下的本体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随时可能断裂或恢复。相比于马尔库塞可能认定的程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世界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一种潜能意识，从而激励着人们为维系和保护人类和自然而斗争。
我们不知道这将引导我们走向何方。关于科学技术的斗争会以社会主义为终点吗？正如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时间最终会证明自然潜能的实现能否与资本主义相容。他写道，“使生态学达到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就意味着开始超越在资本主义结构内的发展”。就环境运动和环境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们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即使是最激进的运动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马尔库塞写道，“客观的矛盾心理是激进反对派每一次运动的特征——这种矛盾心理同时也反映出建制派整体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的局限性”。
在当代语境中，马尔库塞的思想为主义马克思、科学技术论拓展了新的视野。“自然”概念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资本论》中也有许多涉及技术及其危害和潜能的内容，然而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内容似乎受到了忽视，尤其是为当代批判理论所忽视。在当代，技术明显卷入了为自然和社会变革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技术如今已遍布整个社会，而不再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主要局限于工厂中。因此，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技术变革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劳动的。而马尔库塞的理论则解释了诸多因科学技术而引发的斗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帝国主义批判与国际数字治理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3&ZD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