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部帝王教科书
中国历史上号称帝王教科书的很多，但大都失于一技几技的偏颇，也大多不敢自认，是后人恭维的名义。《吕氏春秋》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开宗名义公开声称帝王教科书的著作。它在《序意》即序言中写道:“唯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子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对这段话不管怎样具体解读，但其中吕不韦要效法当年黄帝教导颛顼如何作帝王而主编《吕氏春秋》一书的意图都非常明显。再看其他的著作,《论语》《孟子》《荀子》《墨子》《春秋》等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敢作如此表白，其原因很简单，吕不韦是让秦王政和其父能承袭王位的操作者,“奉先王功大”，在其父未成为王时就被其祖父请为其父的师傅，其父一成为王，就马上“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成为秦国的第一权臣，重臣;“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以上引文见《史记》)，全权摄政，成了无冕之王。其他诸子百家都没有这样的身份，当然也不敢放此等大言。
实际上，该著作从内容上看，也的确是一部帝王学的全面教科书。
二、兼收并蓄的集大成者
《吕氏春秋-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后来这一说法成了一个成语“集腋成裘”。吕不韦以此来说明要“用众”,《吕氏春秋》也就这样集百家之“腋”，而成就了一家之“裘”，被《汉书》称之“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当时的诸子百家，后来被《汉书》归类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家。这、些家我们在《吕氏春秋》中都可以看到被继承的影子，更可以看到被杂糅综合发展而另出精彩的光芒。
(一)《吕氏春秋》与儒家
《吕氏春秋》尊崇孔子，但没有把孔子奉为唯一的圣人，它极赞成仁，却没有把其放到中心的位置，而是放在道之下。它主张“仁乎其类”，即对自己的同类仁爱，与孔子思想不同。《吕氏春秋》也推崇礼，但不像孔子那样搞繁文缛节，说礼繁琐就不庄重了。《吕氏春秋》很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显然受了孔子影响，但也贯穿道家自然之义，把音乐同其自然观结合，这是孔子和儒家没有的。《吕氏春秋》极赞成孔子重视教育的思想，却不排斥他学。《吕氏春秋》和孔子一样把孝作为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之本，但却将孝又同法家的耕战结合起来。
《吕氏春秋》在政治思想方面，显然受到孟子的深重影响。它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力量的观点，君臣之间主张对应关系等都与孟子思想息息相通。它重视士人的独立性，强调节操，主张杀身成仁，明显继承于孟子。它敢于对君主采取尖锐的措辞，直抒己见，也具孟子风貌。当然，他们的身份不同，孟子在野，而吕不韦在政，孟子的见解多为建议，张扬迂阔，而《吕氏春秋》的见解则多为从实际出发的结论。他们都主张统一天下，孟子主张去兵，认为“人性善”，只要实行仁政，就可达到目的;甚至认为只要有了仁政，未经训练的民众也能打败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就能战胜野蛮。《吕氏春秋》批评了这个看法，认为无法去兵，主张以义兵统一天下。孟子只赞许王道,《吕氏春秋》对王道之外的“帝者同气”“霸者同力”，都予以不同程度地肯定。孟子还主张恢复古时的井田制，《吕氏春秋》认为时代变了,古代的好办法也行不通，主张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这些差异，既反映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差别，更反映了《吕氏春秋》的技高一筹。
《吕氏春秋》与荀子的思想近似，他们都在为统一的封建帝国设计蓝图，都反对严酷政治;在自然观方面，都反对神秘主义和唯心论;在认识论方面，都主张保持虚、静，去掉主观方面的蔽障，如实认识事物，等等。荀子把礼放在第一位，其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必须用等级制度的礼来约束和改造，使之变成人为的善。荀子虽然也讲民众的力量，但总从消极方面着眼，从性恶方面着眼。《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告诫君主，应重视礼，否则百姓的“恶”性发作将不可收拾。《吕氏春秋》既不将人的本性说成“善”，也不说成“恶”;既认为人的欲望是合理的，又认为过分超常的欲望是有害的，应该节制。在这些方面，它的观点是公允的。
《吕氏春秋》的民本思想，比荀子更卓越。它不是消极地看到民众载舟、覆舟的力量，而是强调积极地因民之力去做事业，去建立功业。它理论中的君民关系，不仅是船和水的关系，而是“君之所以主，出乎众也”，君主是大众立的。它虽然也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谈如何治理民众,但却更强调利民而不自利,“仁义而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而不强调用分别尊卑上下的礼去治理民众。
(二)《吕氏春秋》与法家
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所讲的法治，不同于现代法治，他们只不过把君主的规定予以公布强制推行而已。法家重视赏罚，奖励耕战，不重视德化。法家分为法、术、势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吕氏春秋》主张无为，上德，这与法家相抵，但它不排除赏罚，将这种法家的主要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它重视农业，强调用义兵统一天下，也吸收了法家的耕战思想，但明显地进行了改造。《吕氏春秋》十分重视贤人，内涵与法家不完全相同，其主张循名责实，又吸收了法家的主张。《吕氏春秋》有《慎势》篇,讲君主治理国家，必须依靠势,“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如何保持君主的势?它主张“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这就把慎到的重势和儒家的重名分杂糅在了一起。《吕氏春秋》还有《任数》一篇讲术，引用了不少申不害的话。不过，它主张的“术”，是顺应自然，君主无为，这与法家的“术”派主要讲耍弄权术，有很大的不同。 
法家韩非综合法、术、势，而又以《老子》作理论基础，中心是巩固专制君主的权力并防止别人篡夺，分析问题全从争夺权势的利害关系出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讲:“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道出了韩非学说的特点。但韩非继承《老子》理论的仅是一面。《吕氏春秋》同《韩非子》大体上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都采用《老子》思想作理论根据，却引出相反的主张，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无为贵柔的另一面。
(三)《吕氏春秋》与道家
《吕氏春秋》中，“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对《老子》的道作了改造，即用“精气”来解释，使“道”具有了可捕捉的内容。“无为”，“无为无不为”，是“老子”的核心观点,《吕氏春秋》对此极为推崇，极有见地地将它用于君道，也只把它用于君道，将这一理论内涵作了特别定位，这就将《老子》的这一见解明晰化了，政治纲领化了。《吕氏春秋》认为，无为，只是对君主的要求，是为了不妨碍臣下的有为，使君臣更好地配合；“无不为”则指君主无为之后产生的效果。与此相应，对“虚”“静”“无识”等的解读,《吕氏春秋》都用来囿指君主，与《老子》本身的解读有很大区别。《吕氏春秋》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主、张教育，不赞成《老子》的愚人政策。
《老子》认为，这样才会安居乐业，和平幸福。这是对“春秋无义战”让百姓社会不得安宁的一种厌弃，可却又走向了反动。《老子》认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说，道、德、仁、义、礼等，在社会规范中是逐次递减的层次，越往后越不好，最后出现的就是儒家推崇的“礼”最糟，忠诚信《老子》的理想社会，是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不用兵器，不坐车船，甚至不用文字，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彼此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守都淡薄了，大乱由之产生。这些看法确有哲理，人类社会越发展，离纯朴越远，社会规范越来越多，防不胜防的丑乱现象也越来越多。《老子》深刻地观察和描述了这种现象。但是,《老子》想用退回到上古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前进中产生的问题，既不可能，又不应该。正如江河源头的涓涓细流，极为安静清纯，极少泛滥，不设堤防，极为本分。渐渐流去汇成大江大河，奔腾四泄，让人防不胜防。但却能量非凡，可让百舸争流，万船齐发，龙鱼竞跃。我们不能只看到驯服它的艰难，还应看到它巨大能量的壮美，更不能让它倒流回源头。万千的复古主义者不管思想出发点再神圣，都像要将江河倒流回源头，大智实愚。孩子长大了，难免产生争斗，真的高明是如何化解争斗，将成人过剩的精力引导到兴利除弊上来，而决不能企图让成人返回婴儿，将其缩身缩智再装进襁褓中去。若真有统治者这样做，并将其变成社会规范强制推行，必将扼杀成长、泯灭人性、残害生灵。道德之法“其极惨磯少恩”的原因就在这里。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与韩非合并作传，其道理也在于此。《吕氏春秋》就反对这样的倒退。它在《恃君》篇中描绘上古社会即《老子》中鼓吹要返回的理想社会还有另外野蛮的一面，“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人们并非都过着《老子》所描绘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这样的分析是历史的真实。
《吕氏春秋》的思想，是创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因此，它很重视贤人，重视民心向背，重视教育，重视音乐，重视农业，重视义民，德化为主,辅以法治，而且主张运用一切社会规范，以建立统一、繁荣、强大而人们又能安居乐业的盛世。所以，除了尊崇道之外，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利以及赏罚，等等，都被吸纳，将先秦诸子共有的和独有的社会理念，融为一体，虽然有的不乏牵强，但却充分表现了其集大成的杂家风格。
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庄周，代表他思想的是《庄子》一书。《庄子》和《老子》一样，以道为本，讲无为，讲虚、静，甚至更彻底地否定俗世的一切，但却追逐精神上的超脱和自由。《庄子》一书，文笔优美，汪洋恣肆，常用轻松谐趣的寓言表达严正深刻的思想，用犀利讽嘲的笔锋揭露社会弊病，有时表现为消极玩世。以积极治理天下为己任的《吕氏春秋》，多次引用《庄子》中的故事,但从中导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吕氏春秋》的《求人》篇，记述尧让天下与许由，许由不同意的故事，也见于《庄子》,可在《庄子》中，是赞扬的许由不受天下，保持精神的逍遥，而在《吕氏春秋》中，则用这个故事说明君主应当像尧那样积极求贤。而有些方面,《庄子》的思想却被《吕氏春秋》直接吸收。如《庄子 无道篇》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厖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就和《吕氏春秋》反复强调多方论证的主旨完全一致。
(四)《吕氏春秋》与墨家
《吕氏春秋》有不少地方接受墨子学说的影响，它强调“爱利”，就是接受的墨家思想。儒家讲爱有等差，只讲义不讲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这些方面,《吕氏春秋》赞成墨子思想。重视贤人，儒、墨两家相同,《吕氏春秋》于此儒、墨并举，不排斥哪一家，但从它尚贤又不强调等级和亲疏看，还是与墨家更相近。
(五)《吕氏春秋》与阴阳家
《吕氏春秋》用阴阳五行说作为桥梁，上接精气说，下接社会。《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春季属木，夏季属火，秋季属金，冬季属水，而把土放在夏季之末，即一年的中心。因为按五行的方位，土在中央，也就应是一年的中心。在每个月中，也是按五行推演和诞生出若干事物和规定。它运用五行说的循环论，阐述王朝的更替由五种气决定，源接精气说，说明历史何以变迁，王朝何以盛衰，贤人为什么有的遇合有的不遇合。这样，就保证了道法自然之义，让其贯串“天地万物古今”，而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体系。五行更替形成的五德终始，是《吕氏春秋》主张变革的理论基础，主张因时的不同而变法。但其所谓的变法，只是君主制范围内的调整，而不是改变或推翻君主制。五德终始这种循环的历史观，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患上了科学的先天不足症，最终还要归宿到“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艺文志》概括阴阳家的特点是:“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吕氏春秋》虽从出发点上不相信上帝鬼神，崇尚自然之天，强调按时令季节行事，但却没有从敬顺昊天中跳出，最后仍然被其所拘。
(六)《吕氏春秋》与名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出，百家争鸣，穷究根底，自然就引起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形成“名辨思潮”，开始有关名、实问题的讨论，即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如何区分。在这方面特别下功夫而成一家之言的,后人称之为“名家”。著名的名家，有惠施和公孙龙等。名家的讨论涉及的是逻辑问题，可以看作中国古典逻辑学的滥觞，可惜世人不解，如白马非马、离坚白、鸡三足、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目不见、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等等，虽有概念的置换诡辩，却充满辩证逻辑思维。《吕氏春秋》是部实用之作，显然对这些不太感兴趣，虽然也引用了名家的一些观点，记录了一些资料，却没有认真分析。
(七)《吕氏春秋》与兵家
当时，墨子提出“非攻”“救守”，宋钘、尹文提出“偃兵”,《老子》反对战争，儒家不言兵。而秦国从商鞅变法后就是一个嗜血的国家，特别是到秦昭王时任用白起等一些“人屠”，更是“恃兵”。《吕氏春秋》于几者之间，提出了“义兵”说。它论述道:“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为什么?因为当时天下最大的问题是处在“无天子”的“浊世”，不统一，诸侯混战，造成“黔首之苦不可加”，而统一就必须兴兵，“摄敌”，“生民”。兴什么兵，就兴“攻无道而伐不义”的“义兵”，“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义兵至，则临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服若化”。
《吕氏春秋》的“义兵”说明显继承了孟子的“仁义之师”和荀子的“仁义之兵”，但它不轻视其他因素，这是吕不韦作为政治家比孟子单纯的思想家高明之处。孟子认为，施行仁义“不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吕氏春秋.简选》不点名批评了这一说法，认为“此不通乎兵家之论”，具体到战事中间,“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吕氏春秋》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执政“仲父”的“义兵”体系。
(八)《吕氏春秋》与农家
农家据《汉书 . 艺文志》记载，也是战国时期的诸子一家，其著作有《神农》《野老》等，都已失传。其中的观点只能从《吕氏春秋》中找到痕迹。《吕氏春秋》一开始辟出《十二纪》,一个主要意图就是指导春耕、播种、收获等农业生产活动。它更在最后辟出《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全面阐述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在《上农》篇中，它将务农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务耕织者，以为本教”,要求农人“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要求种上等田的农人一人供九人食,种下等田的一人供五人食。在农事大忙时，不兴土木，国家不进行战争，平民一般不得摆酒聚会，农民没有官府同意，不得私自雇人代耕。不是通婚族，成年男女不得到外乡嫁娶，以便农民安居一地。土地未耕好,不得下种,年轻力壮者，不得从事种庄稼以外的果蔬和饲养畜禽活动，力量不足的不得扩大耕作面积。农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与农耕无关的行业。不到适当季节，不得伐木，水泽地区不得割草烧荒，不得捕鸟捕鱼。
在《任地》篇中，它制定的耕作原则是：硬实的土地要将它整得松软些，柔稀的土地要让它硬实些；休耕过的土地要适时种，种乏的土地要休耕；贫瘠的土地要施肥，过肥的土地要让它贫瘠些;过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燥些，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高处的田不能将作物种田垄上，低洼的地不能种在垄沟内。播种之前要耕耙五遍，播种之后要锄五次。耕种的深度必须要见到湿土。翻地的耜柄长六尺，用来计量田垄的宽窄，耜刃宽八寸，用来挖出标准的田垄。同样，锄柄的尺寸用来计算行距，刃宽六寸，用于间苗的间距。施过肥就要浇水，使庄稼苗生长旺盛而有间隙通风。早了就要锄，以防板结而保墒。
在《辨土》篇中，它指出要因地制宜，耕作要分别土地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措施。要先耕种墒情差些的，再耕种墒情好些的，缓种含水过量的。高处的地耕种时要耙平，有积水的要将积水排净。要合理密植，及时清除杂草。农耕必须适于农时，不按农时耕种，即使尽力经营也不会有好收获。有的修治田畦，又高又陡，这样水分就容易散失，畦面还易倾塌。庄稼种到这样的田畦上，遇风就会倒伏，培土过高就会连根拔出，天气冷一点就易凋零，天气热一点就易枯萎。所以，田畦应该又宽又平，垄沟应该又小又深，这样，庄稼下得水分，上得阳光，才能苗全苗壮。庄稼应在细软的土中萌发，而在坚实的土中生长。播种不可过密或过稀，覆土盖种不要使土不足，也不要过厚，盖种的土要细碎且撒得均匀。田畦横要恰当，纵要端直，和风通畅。间苗的时候，要安养先生的壮苗，去掉后生的弱苗。
《审时》篇进一步论述了谷子、黍子、稻子、麻、豆子、小麦种得适时就可高产优质，种得不适时就会减产质差的具体表现，种得适时的作物，它的气味香，味道美，咬劲大，吃上一百天就能耳聪目明，心神清爽，四肢强健，邪气不入，身体就不会得意想不到的疾病。
读着《吕氏春秋》关于重农的这些论述，感觉作者哪像一人叱咤风云的帝王“仲父”，简直就像一个老农在怡然自得、循循善诱地教后生种地。这让我们看到了吕子的又一面，真正接地气、重民生的实实在在的一面。
《吕氏春秋》重视农业生产，从开篇到结尾，都强调农业生产，可谓有始有终。这在当时的诸子中是凤毛麟角的仅见。儒家大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孔夫子据传思想包容性够好了，他在周游列国期间数次被不同派别的人挖苦痛斥都能“耳顺”，可却听到弟子樊迟向他请教农事时竟勃然失态开骂，可见其不通经济，也不把农作经济当回事。墨子勤劳朴素，却心底清傲,对农事也不屑一谈。其他诸子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者。只有吕不韦，只有《吕氏春秋》，将农业生产泱而大之，神而圣之，将农业生产知识不厌其细地收入，堂而皇之公之于世，和其他内容一并操弄一字千金。纵览其他诸子的学问，都是吃饱肚子之后的“有闲”学问，是“士”的学问。只有《吕氏春秋》，不但兼容了那些有闲的“士”的学问，还有如何吃饱肚子的“农”的学问。这些农事篇章,《十二纪》中的是给君主看的，后四篇很明显是写给农人看的，让人感到了《吕氏春秋》的以农为本国策的实在。也看到了吕不韦这个人在经济管理上的脚踏实地。这种政治经济学问，将吕不韦的另一面-实干家的形象和他等清谈家区分开来，成就了他卓然独立的一个全才领袖，一个真正的懂经济、会管理、善治国的巨擘形象。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吕氏春秋》在评介其他诸子时，总是以平和的笔融，没有势不两立的箭拔弩张，也没有不同类而相斥的冷嘲热讽。《不仁》篇写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这种对不同见解的包容公正、尊重对手、海纳百川的情怀在那时的思想家中仅有无二。
《吕氏春秋》极了不起的又一贡献就是给出了一个国家统一后的崭新的政体设计-一虚君实臣，一个很像两千年后君主立宪政体的设计。
“爱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很明显，这句话是直接对当时的秦王政讲的。大圜代表天，意思是缔造万物，包容天下;大矩代表地，意思是养育万物，有方有法。“君执面，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圜”，臣子应该效法“地道方”，君臣应按照这样的分工，各处其位，国家才可昌盛。圜，罩住一切，又不是一切，无矩无方，没楞角，不是具体的器物，不能作工具和用具。矩、方有楞角，是器物，作工具和用具。
(二)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吕氏春秋》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据此,《吕氏春秋》引出“圣主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也”,’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要“贵公”“去私”,“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是让“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既然如此，天下就必须共同治理。
这些话讲得太漂亮了！如果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放在那里，真让人不敢相信，这种公天下的理论竟然出自2240年前的中国古人之口!
(三) 生命健康比权位重要
《吕氏春秋》用《本生》《重己》《贵生》《先己》四篇论述贵生、重己的道理，单从这四篇的标题就可看出作者是如何重视生命健康，“圣人深虑天下，莫若贵一生”。他甚至认为，“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大道真谛，是维护生命健康;在此前提下，再去考虑国家的事，如同用土壤中自然长出的种麻织网织物一样，去治理天下。天子如果不能贵生，放纵情欲，贪恋权势，喜好特殊褊狭，就不能完善自身，不能公正听取意见，就会受物欲引诱，被奸邪所惑，更不会爱惜他者生命，就无法治理好天下。“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就是说，只有不把天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这又是何等杰出的见解!即使拿到今天，拿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卓越而前卫的!
(四) 怎样虚君实臣
1.君主不要亲自做具体事情
“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君主没有具体处理某项事务的职责，而是将这些职责分给主管的臣下。“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以来也。”就是说，君主以不做得当的事为得当,以不做得体的事为得体。因为做事本身不是君主的事,是臣下的事。所以善为君主的人碰到具体事处理，不要卖弄自己的先见，更不要亲自去处理。一遇事就先发表见解，难免有时不完备，去处理具体的事，也难免不周全。这就会引起臣下的不信任,也会给奸邪之徒以可乘之机。“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君主要处在一个不让臣下知道自己什么主张，无任何色彩的地位。“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皆能”;“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千官皆能，从众能为，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不为者，所以为也。”
2.君主的职责是用贤
“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径也。”“佚于官事”，就是不去做臣下的事;“劳于论人”，就是努力识别人才，善于用人。“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功名之主，其本在得贤”;“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吕氏春秋》认为，真正的治国大贤是极稀少的,“千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就是说，方圆千里内能有一个这样的大贤，就等于肩靠肩了;几代人中有一个圣人，就是脚跟脚了。正因为如此，贤人特别珍贵。
怎样识别贤才呢?《吕氏春秋》提出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之法。所谓“八观”，就是从以下八个方面观察人：通达时，看他尊敬什么人;显贵时，看他推荐什么人;富有时，看他赡养接济什么人；对别人的意见，看他采纳什么;闲居时，看他爱好什么;学习新东西，看他的见解是什么;穷困时，看他不接受什么;贫贱时，看他不做什么。所谓“六验”，是指从六个方面检验:使他高兴，以检验其操守;使他欢乐，以检验其邪辟与否;使他生气，以检验其节制的能力;使他恐惧，以检验其是否坚持原则;使他悲哀，以检验其仁爱之心;使他困苦，以检验其意志。“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隐”指朋友、故旧、邻居和亲近的人。通过对他这些不同境遇、不同情绪、日常人际环境的观察，全方位了解其真伪好坏，从而找出贤者予以重任，发现不肖者予以贬斥。
3.静因之术
“因者，君术也。”善用凭借，借力发力，集力发力，是君主的统治之法。静因之术，就是君主自身始终处在超然事务的沉静状态，却时时留心观察各种动态，了解各种意见，“静以待时，时至而应”，找准时机，弄准方法，因势利导，借助能借的力量，将大事一举做成。
君主应该让臣下先说先做再表态。“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人，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以执其要矣。”这就是说，君主应先充分听取发言者的意见，再综合各种意见，根据各种情况采纳其真实合理的，责弃其虚妄的，这样才能正确决策让人服气。
《吕氏春秋》认为，人们在认识上常常“多有所扰”，都会有一些局限性和错误，君主也不例外。如果君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总是自以为是地发布施令，臣下必然都不敢发表意见，更不敢报告相左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君主就会成为“重塞之主”，就难以保住地位了。所以，“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因而不为”，指依靠臣下做事而不自己动手去做;“责而不诏”，指督促臣下处理事情而不发具体指示;不代臣子说话，不抢夺该臣子做的事情做，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法宝。“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根本的是“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真正的明君，不体现于什么都会干，而是体现于将百官选拔好，知道他们谁能干成什么，将他们驾驭好，让他们将各自的职责办好，这就是静因术之本。
《吕氏春秋》这种政体设计，在当时既区别于周朝的分封制，又区别于五霸制，更不同于当时秦国自秦惠王以来的君主制。虚君实臣，在中国历史上有为的君王时代好像只有一个商鞅变法时期，其他时期也有，却大都是君权旁落或昏君被惑的几近乱世。而商鞅变法是秦国兴旺的根基，这恐怕是《吕氏春秋》能提出这一政体设计的一个由来。从《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找到秦朝兴盛的经验，而秦朝灭亡的教训，又大多因背离了《吕氏春秋》的设计。把这种政体设计和近代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通之处。
越研读《吕氏春秋》，我越感到它的伟大，它是诸子百家中最全面而少片面的集大成之作。难怪司马迁称其作者为“贤圣”，为“倜傥非常”;更难怪高诱盛赞它“大出诸子之右”。
真的,《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它有许多空谷之音的绝响，它是中华大一统文明中一个划时代的高峰。
张满飚，男，1949年生于河南省濮阳县。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主要职务有郑州大学中文系教师，濮阳市档案局局长，濮阳日报社社长，濮阳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濮阳市政协提案委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