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他讲，我记，留下一些历史细节。
她拿命救了我
1942年，冀中要收麦子还没收的时候，敌人要扫荡了（注：即五一大扫荡）。那会儿仗打得多了，部队带着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比较困难，决定把我们分头坚壁到几个村的老乡家，我们管这样的人家叫堡垒户（注：抗战时期掩护抗日人员、伤病员或机关、物资的农户称为堡垒户）。
我被安排在献县方周村一户老乡家，这家老头叫张扬，是老党员，大娘叫段秀卿，这个名字我一辈子不会忘！他们有一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在外面参加了县大队。
教育股长赵一久嘱咐我：你就在这儿等着，不管出什么事，不能暴露自己。坚壁期间不能随便和人搭咕，怕万一说漏嘴被出卖。
他把我的头发用剪子剪吧剪吧，就把我为演戏留的分头给铰了，弄得跟狗啃的似的。
这家老头说我叫罗光明不好，那会儿农村哪有叫这个名字的呀。大家就想改个什么名字好，我说就叫张保胜吧，随老头的姓，名字保胜，就是保证胜利归队！他们说：好！这个名字好！农村里有叫这个宝那个宝的，说你一定要保证胜利归队！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
部队走了，把我撂下了。
这家大娘可疼我了，“我儿呦——我儿呦”地叫，就跟她自个儿生养的似的，给我穿打着对襟儿的土布小白褂，裤子是青色土布，纳底子布鞋，跟村里孩子差不多的打扮。
一天早上，天没大亮呢，敌人来了。
那会儿日本人常常在傍黑或凌晨突然围住一个村，然后掏窝搜人。村里人慌得都奔村外的麦田里躲。日本人就把麦田围起来，然后骑着马往前趟，后边有“白脖儿”（注：指伪军）端着枪从麦田里往外赶人。
大娘吓得浑身发抖，我心想，坏了，跑不了了。
方周村不大，有一条南北向比较宽的街道，宽到能走大马车。结果，人们被赶回村里这条街上。
大娘叮嘱我：“我儿呦！别怕，就叫奶奶、叫爷爷，听见没？”
日本人把村里人小孩归一拨，妇女老人归一拨，一边还抓了好几个年轻的，是不是民兵不知道。我看见敌人把人绑在梯子上吊着头灌水。
一个姑娘吓得拿锅灰往脸上乱抹，看见我，一把拉过去抱着，浑身哆嗦。还好，鬼子没怎么样她，可能嫌她脏了吧唧的。
那个高丽棒子最坏了，中国话日本话都会，比汉奸还坏。老舍《四世同堂》里就说高丽棒子是“高级奴才”。
日本人由高丽棒子带着，审这个审那个，回来审到我们小孩这儿。
二十来个小孩一个挨一个蹲在地上，我个儿小，排在后面。高丽棒子先问前头的小孩：“你是儿童团不是？”
“俺不是！”
乒乓揍一顿；问下一个，还不是，又挨揍；日本人也“三宾的给！”（注：扇耳光）
我一看，不好，就捅捅旁边的小孩：再问，就说是，说是就不挨打了。你想想，这是抗日根据地，小孩能不是儿童团吗？
等那个高丽棒子问到我旁边儿的小孩，他就回答：嗯呐。
嘿，这小子还老实，“啪”打一巴掌就过去了。
轮到我这儿，坏了，我那会儿还满口天津话，他一听，口音不对。刚坚壁时，这家老头就让我学说本地话，可现学来不及呀，我说我会天津话，他说那好，方周村尽有在天津做买卖的。
高丽棒子把我揪出来，问：“你哪的？”我就装作吓得大哭，还用天津话大声嚷嚷。
大娘疯了一样扑过来，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哎呦，我儿呦！是我儿呦！”
我也“奶奶、奶奶”的叫，她紧紧抱着我。
高丽棒子转脸问旁边的人；“他是哪的？”
“就是俺们村的”，村里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村的人，可都在那喊。我还听见大娘家对门的平安嫂也在喊：“他是从天津来的！”
高丽棒子二乎了。有人站出来证明：我们这有下天津卫做买卖的，他是回来看爷爷奶奶的。高丽棒子再瞅瞅我，觉得也不像个军人，就把我搡回去了。
大娘挨了他两脚，给踢倒地上，满嘴是泥，嘴角还流了血。
后头几个比我还小的，他就扒拉扒拉，没再问。
后来知道在邻村坚壁的一个小战友牺牲了，因为他个子高，口音不对。
我在大娘家坚壁了一个多月。
现在想想，那会儿我们的军队还是很受老百姓拥护的，平时给烧个热水、腾出热炕头……关键时刻真拿命来保护我们八路军，特别是老乡看我们这么小就抗日，可心疼了。
（附记：抗日名将吕正操讲过这样一段话：“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
大娘（铅笔）
这枚奖章是父亲经历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颁发的
封门
1948年，我回献县方周村看我大娘。我给她留下缴获的日本人的丝绵裤、大蚊帐，还有围巾、棉被、衣服什么的。我说你别舍不得用，以后我只要打不死，缴获敌人的什么东西我都给你留着。
大娘一声一声地叫着“哎呦我儿呦……”
第二次回去是闹土改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叫韩洪彬的战士，他背着一支冲锋枪，我带着一把手枪，我们是骑马去的。
我到家一看，哎？我大娘家怎么给封门了？她住的那小间门也上着锁。怎么回事？我上街一问，说是村干部把你大娘家给抄了，说她有洋钱，还搞剥削。
我知道大娘家以前做过门箱柜买卖，家里有四亩地，大娘是小脚，干不了重活，让她叔伯侄子帮忙，就说她剥削人，还说她家里藏着浮财。土改把地富家里头的粮食、洋钱、工具什么的都算浮财。
村干部非要让她交出洋钱。她说没有洋钱。他们就给大娘圈起来不让出屋。
可能是我回来的消息传出去了，村上很快来人把锁打开。
大娘坐在炕上，看见我一下愣了。
屋里的箱子、柜子都贴着封条。
我说大娘你认不出我啦？
“哎呦，我儿呦——”抱住我就哭。
我问她怎么回事，土改怎么改到咱们头上来了？我在定县搞过土改，懂得点政策，我说整谁也不能整我大娘呀！
我要揭柜子上的封条，大娘说你可别惹事，还说我给她的东西都给抄走了。
我说，大娘你别哭，我不会惹祸，但是东西该还的都得还回来，一样不能少！
我带着韩洪彬上了村公所。村干部都吓跑了。
过了会儿，突然进来五六个民兵，拿着破枪。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是民兵组的。我说你们拿枪干什么？他们互相瞅瞅没说出话来。那个韩洪彬挺愣的，把冲锋枪一端：“都给我撂下！”他们乖乖地都把枪撂下了。
我让他们把村干部叫来，就提我的名字保胜，他们拿上枪就跑了。
待会儿，来了三个村干部，其中一个说：“哎呀，不知道是你来了，保胜，我们都知道。”他们告诉我，土改以后，好多部队的人因为家被抄了回来跟他们干仗，有的就动武。胡可写的《槐树庄》里就有这种事。我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也不是地主，不会反攻倒算，我就想问问把我大娘家封门的事。大娘掩护过八路军，她一家都是革命的，儿子牺牲了，老头后来被日本人杀了，结果怎么会这样？
他们说是区里让这么干的，并告诉我区公所在六里外的孔庄。
到了孔庄，区公所院里没人，只见一烧水的老头。老头悄悄告诉我，一听部队来人了，还挎着大枪，都躲起来了。
我说我不是来打仗的，再说当兵的能没枪吗？
老头说最近老出事。
土改时，矛盾交错，军民关系不如抗战时期。我记得有一次正开干部会，外面突然“嘣”的一声枪响，一个团长在秫秸围起来的厕所里自杀了。原来，这个团长带着警卫员回家探亲，赶上家里人正挨斗，村上贫农团说他是给地主富农撑腰助威，到部队把他告了……那会儿闹土改没少死人。
再说那烧水老头，他叫我等着，就去叫人了。
不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干部。
我挺客气，问哪位是区委书记，一个说我是。
我说方周村段秀卿大娘曾经拿命掩护过一个小八路，她对革命有贡献，怎么现在土改改到她头上了？她老头子为了做掩护干过几年门箱柜生意，有没有俩钱我不知道，就是有也没什么错呀，最后还被日本人杀了；她唯一的儿子也在抗战时牺牲了。另外，她家那个四亩盐碱地收不了多少粮食，她是个小脚，种不了地，亲戚帮她代耕就成了剥削了？还给封门抄了家。我搞过土改，土改政策有一条，对贫下中农要保护，富农分一点东西出来也要保护。
那个区委书记跟我讲：地委书记说，土改就是头顶红点儿来。什么意思？就是顶着血来，就是要大刀阔斧干、玩儿着命干、豁出脑袋干，杀人也不算什么……
我说土改不是和敌人打仗，土改也要区别对待呀！
那个区委书记还真去了方周村。他们把房门都给打开了，封条也揭了，地也还给我大娘了。她高兴地——“哎呦，我儿呦！”
民国年间献县城门（铅笔）
民国年间献县一景（铅笔）
窝头成了粥
1958年春夏之间，我又回献县看我大娘，心想，这回别再出什么事。
那会儿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
一进屋，大娘一见我：“哎呦，保胜呀！我儿呦！你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是小事，我来看看你。”
“哎呀，你来该给你卧个鸡蛋，可大娘这儿什么都没有啦。”
怎么我大娘日子过成这样？
原来都吃公共食堂了。
中午，我去食堂给大娘打饭。大娘给了我一个罐，我说捡俩窝头就行了，拿罐干什么？
到了食堂，其实就是临时搭的一个简陋大棚子，里边好多人。有人跟厨师说，这是原来的老八路，得给人家多弄份客饭。
揭开蒸锅，嘿，看着是窝头，可厨师一手抻着笼屉布，一手拿铲子一铲，往罐里一搁，哎呀，连糠带什么的，哪有多少棒子面呀，全散成粥了，一个囫囵个也没有。
我让大娘跟我到北京去，我养活她。大娘不肯，说她老了，死也要死在这，听了怪难过。
我吃不下，也没忍心吃。
临走，我去找村干部，他们年轻，叫我“保胜叔”。我对他们说：“我大娘不容易，希望你们尽量照顾她，我忘不了你们的好处……”
人民公社化时期兴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宣传画
人民公社化时期大食堂一景
方周村大食堂旧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摄
那天，村民张双耀老人指着村里一片空场，说当年大食堂就在那。“拿宰猪的大锅，把山药秧用铡刀铡成一截截的，煮熟，再剁烂，挤干铺在板子上，撒上点棒子面，再攥成团，最后上锅蒸。你问好吃吗，能好吃吗？
讨寿材
那次回去还有一件事，就是发现我大娘有心事，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说，她怕我惹事。
村上人告诉我，你大娘大跃进什么都没了，就剩口棺材，也叫寿材，是买来木材找人做的。没想，区里来人说卖她木材的那个人贪污，那棺材成了赃物给没收了。
我说这不对，不能因为卖木材的人犯事就没收她的东西。我问棺材给弄到哪去了，说在陌南村，还说村上好几个老人的棺材也给没收了。
陌南村离方周村不远，一个村干部陪我去了。
正巧县里干部正在那儿开现场会。我就跟他们讲了大娘掩护我的故事，说过去那么艰难都熬过来了，现在这把子年纪了，就剩这么一口棺材还给没收了。我来就是为她讨回那口棺材，好让她最后能入土为安。
他们让我先喝点水，说您别着急，我们了解一下。
过了会儿，县委书记来了，说老大娘对革命有贡献，不应该那样做，莽撞了，应该还给人家，还一个劲儿道歉，然后就让我去认是哪口棺材。
我一进院子，好家伙，满院子摞着几十口棺材。我说我也记不住是哪口，就让村干部回村里叫一个懂行的来。很快，村里来的人看上一口棺材，悄悄告诉我就说是这口，一看光棺材盖就老厚。我跟县委书记说就是这口。他说，那就拉走吧。村里还来了一辆小驴车，跟了几个小伙子，他们帮助搬到车上，拉回了方周村。
没想到，驴车还没进村，老远就看见村口站了黑压压一片人。等我们到了村口，“霹雳乓啷”放起了鞭炮，还有老乡在棺材上贴了一个红双喜字，说是“迎寿材”。
大娘一见我，抱着就哭。
我挺难过，说我应该养你的呀！哎呀，她说我这一辈子有这个就踏实了。
方周村段秀卿大娘家旧址 2010年4月5日 雪村 摄
那天，我来到方周村。迎面遇到一位大娘，一提“保胜”，大娘说：“俺叫他叔。”这位大娘叫张丛，74岁。跟她打听段秀卿大娘，她告诉我，她管段秀卿叫奶奶。段的老伴儿死得早，有个儿子叫柏穗儿，也死了，她是双烈属。
找到大娘家原来住的地方，房子是新翻建的，可惜门锁着。大娘家门前这条街，就是父亲讲的当年日本人把村民围起来的那条大街。
大娘来北京
1949年后，献县大娘来过北京，挎着一篮子鸡蛋，还有枣、花生、芝麻什么的。我们住东四七条。她住了几天。
东四七条旧家速写（铅笔）2025年6月
我给大娘捏了羊肉丸饺子，还在馅儿里滴了点儿香油。
我坚壁在方周村时14岁，她那会儿就像个小老太太，小脚儿，盘着卷儿，其实也就40多岁。
大娘走的那天，我去送她。
临走时，她对我说：我儿呦，别惦记我，我这把子年纪了，凑合着活就行了。以后你别再惹麻烦了，我就惦记你！说着说着就哭了。
后来，我给大娘寄过钱。
八几年，我搞战史，一次跟衡水军分区要了车去方周村。
我大娘已经没了。
我到村边看了看大娘的坟。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方周村。
（附记：妈妈记得是1952年冬天生我姐姐时献县大娘来的，她给我姐姐做了一件棉布斗篷。大娘人挺瘦小，穿一身黑棉袄，脚脖子缠一个绑腿，满脸的枯皱纹。“大娘特别善良，你爸可疼她了。”）
后记
父亲是中国一段革命历程的亲历者。
有历史学者说，中国革命史不缺宏大叙事，需要的是真实和细节。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个人组成历史，历史成就个人。
一个人的回忆留存越多，越利于还原历史真相，矫正历史谬误。
而那些经历过历史现场的幸存者，无论对自己，还是为后人，都不应该带走他们的记忆。
死亡不是终点，忘记才是。
庆幸在父亲生前，开始倾听、记录父亲的故事、细节甚至他的一声声叹息……
可惜，还是晚了……
（封面照片为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父亲(左四)归队并随部队转移到太行山里，这是他在易县小兰村与魏巍、钱丹辉、鲁易等战友们合影。刘峰 摄。）
（写于202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