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精选

屏幕的场景：具身感知与影像现场

主讲嘉宾：夏开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持嘉宾：毛秋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讲座时间：2025年10月25日（周六），15:00-16:30

讲座地点：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4F多功能报告厅

主办机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论坛现场

2025年10月25日下午，由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与同济大学馆校合作举办的“对话·美育”系列讲座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4F多功能报告厅迎来一场深刻的思想对话。本次讲座以“屏幕的场景：具身感知与影像现场”为主题，特邀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开丰先生担任主讲，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助理教授毛秋月女士主持。夏开丰教授以他近期参与翻译出版的著作《肉体的思想：具身性和影像文化》（下文简称为《肉体的思想》）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场关于屏幕、技术与人类感知之间复杂关系的哲学探讨。

从《肉体的思想》到“具身性”的哲学起点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开丰先生

夏教授首先回顾了《肉体的思想》一书的翻译与出版缘起。这部由美国学者薇薇安·索布恰克（Vivian Sobchack）撰写的著作，被视为媒介现象学与媒介考古学的重要奠基文本。夏教授坦言，这本书的翻译始于十多年前，延宕至今方得出版，反而恰逢“媒介考古学”成为学术热点，可谓适逢其时。他指出，索布恰克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具身性”（Embodiment）——活体，即活生生的身体，既是具有客观性的主体，又是具有主观性的客体。身体既能作为感知与意识的发源地，又能被他者所观看、被世界所界定。它是连接主客体的“界面”，而非两者的分割线。借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关于“偷窥者”（与“凝视”理论相关）的经典例子，他进一步说明：人往往在自我专注的瞬间遗忘身体的客观一面，唯有在他人目光之下，才意识到自身亦为对象。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维特鲁威人》，1490年

（图片源自网络）

夏教授指出，我们的身体不仅是生理存在，更是一种拥有感知、能动性与象征能力的整体。正如达·芬奇《维特鲁威人》中张开双臂的人体象征着“人是万物的尺度”，身体既测量世界，也在世界中确证自身的存在。

技术如何塑造我们的存在方式？

夏教授进而探讨了“技术—身体—文化”的复杂关联，强调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塑造我们“在世存在”的方式。

希区柯克，电影《后窗》静帧

（图片源自网络）

他首先区分了表达技术（如书写、绘画）与感知技术（如摄影、电影、电视及数字媒介）。后者直接介入并重构我们的感知结构，导致“感知的技术化”。夏教授以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后窗》为例：主角杰弗里斯通过相机窥视邻里，甚至重新“发现”恋人的魅力。这揭示了技术如何中介并重塑人类的情感与主体性——情感需经媒介“客观化”方能被真切感知。同理，当代社交媒体中的情感表达，也早已被平台算法与交互机制所“规训”。

进入更深层的反思，夏教授提出“技术的文化逻辑”命题。他指出，技术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种文化实践，它深嵌于生活世界之中。媒介考古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揭示了技术如何塑造文化与思维方式。他援引先秦哲学中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之喻，指出古人早已通过工匠经验领悟“技”与“道”的互通关系——技术既是操作之术，也是体悟存在的途径。

夏教授进而提及当代技术哲学家许煜的研究，认为技术与人的关系应被理解为动态的共构过程：我们制造技术，技术也在重塑我们。现代语言中大量技术隐喻（如“死机”“重启”“中毒”）便是这种双向塑形的体现——人将生命性赋予机器，而机器的逻辑也反过来渗入人的表达与思维。在此基础上，夏教授援引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论述，指出每一种技术革命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文化逻辑：摄影带来现实主义的视觉结构，电影催生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而电子与数字媒介则形成了后现代的碎片化感知。

影像技术的四种逻辑与“屏幕时代”的来临

讲座后半部分，夏教授系统梳理了影像技术的演进谱系，提出其四种主导逻辑：摄影、电影、元电影与超电影。在此演进中，屏幕从记录媒介嬗变为现实的生成机制，人类由此步入“总体屏幕”的时代。

摄影：本质化的瞬间

夏教授指出，摄影的本质在于将流动的时间凝固为无语境的、本质化的瞬间。这种定格赋予影像一种代表性的力量，却也造成了观看的疏离感。照片将观者拒之门外，我们只能观看，却无法代入身体性的参与。

电影：运动的具身经验

希区柯克，电影《迷魂记》静帧

（图片源自网络）

与摄影的静态不同，电影通过运动影像营造出沉浸式的具身体验。夏教授以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为例，分析电影如何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看”。镜头调度不仅再现世界运动，更呈现了视觉本身的运动，使观众在“偷窥”中反观自身的观看位置。电影的魅力在于它能将异质的时间剪辑为连贯的当下，将过去与未来综合为持续的具身经验。

元电影：意识的工业化

在法国哲学家伯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研究中，电影被视为一种“元电影”（Metacinema）结构——它不仅是影像艺术，更是意识本身的工业化机制。斯蒂格勒认为，元电影与人类意识具有同构性。我们的意识如同内在的胶片流转，这使得我们极易沉浸于电影叙事。电影通过蒙太奇重组时间，进而重塑我们的记忆、欲望与文化认同。夏教授进一步指出，好莱坞电影正是依托这一机制，通过影像叙事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文化消费模式。从圣诞节、情人节到动画形象、商业偶像，我们早已在影像经验中内化了西方的生活逻辑。电影成为意识的剪辑机，也成为文化工业操控欲望的装置。

超电影与“总体屏幕”

在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的《总体屏幕》一书中，影像的第四阶段被定义为“超电影”（hypercinema）。夏教授借此进一步提出，“超电影”标志着影像已超越叙事媒介，成为现实的存在方式。

他指出，超电影具有三种典型形式：

🔴 过度－影像：影像的指数级泛滥与充斥；

🔴 多路－影像：跨媒介、多线索的碎片化叙事；

🔴 距离－影像：在沉浸的幻觉后产生的空洞与疏离感。

在此基础上，夏教授提出了比“后现代”更具当代性的概念——“超现代”或者说“超级现代”（Hypermodernity），作为对詹明信三种技术革命与文化逻辑的延续。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屏幕”为核心的文化逻辑中。机场、高铁站、商场与家庭客厅无不被屏幕覆盖，空间的差异被抹平，生活被统一为视觉的表面。人类成为“屏幕人”，世界成为“总体屏幕”。

这种“屏幕逻辑”并非偶然，而是现代性自身的延伸与极化。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早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就已预见到文化工业的力量：影像能够替代现实，机器能够取代理解。斯蒂格勒继承并推进了这一思想，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一切经验都需经由影像的过滤——文化产业成为21世纪的首要经济与政治力量。

夏教授总结道，影像技术的发展，从摄影到超电影，展现了技术如何不断改变人类的感知与存在。屏幕既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界面，也是世界观看我们的镜面。当世界被影像化，我们的现实经验也随之被重新编排。正是在“总体屏幕”的光线中，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当一切皆为影像，我们的身体与意识，还如何抵达真实的在场？

电子技术与“去身体化”的迷思

夏教授将讨论延伸至电子技术与身体关系的哲学层面。他指出，电视、网络、虚拟现实等电子媒介塑造了一种“去身体化”的幻觉，意识仿佛可以脱离肉身，实现“数字永生”。然而，夏教授提醒我们，这种想象其实是一种技术意识形态的神话。正如马克·汉森（Mark B. N. Hansen）在《新媒体，新哲学》（New Philosophy for New Media）中所言，所有媒介最终都以生命为中介——即使在最抽象的数字空间中，身体依然在场。知识、记忆、情感的生成都依赖于具身经验，离开身体，认知与存在本身便失去了根基。

夏教授进一步指出，信息技术时代的身体被重新编码、重组为可编辑的“影像自我”。无论是纽约时代广场的互动屏幕，还是虚拟社交平台“第二人生”，人们都在屏幕中重塑身份与经验——以化身生活、以图像感知。夏教授引入莫罗·卡内波（Mauro Carbone）在《屏幕-哲学：从电影到数字革命》中提出的“元屏幕”概念，指出屏幕已不仅是观看的对象，更是一个能够回应，甚至“凝视”我们的准主体。我们的存在，最终被整合进屏幕的逻辑之中。

《屏幕-哲学：从电影到数字革命》，莫罗·卡内波著，卫俊译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能否“撕碎屏幕”？

在讲座结尾，夏教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追问：当世界化为屏幕，我们能否逃离？

他再次回到《后窗》的经典场景：当偷窥者的目光与凶手对视的刹那，屏幕被“撕破”，真实的恐惧瞬间涌入。屏幕在保护我们免于现实残酷的同时，也遮蔽了真相。我们依恋屏幕，是因为它让我们安全地体验欲望与灾难，后者甚至被审美化、媒介化为一种愉悦。

然而，夏教授指出，这种双重保护也使我们丧失了直面真实的能力。屏幕既是护甲，也是牢笼。我们或许无法完全“撕破屏幕”，但艺术与哲学的价值，正在于不断揭示其边界，让我们在总体屏幕的时代，依然保持对身体在场与世界真实的清醒感知。

讨论与回响：屏幕时代的困惑与回应

讲座进入讨论环节后，来自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郝梦琦女士首先提出的问题，涉及电影中的“本质时间”、媒介思想的历史谱系、数字化孤独与具身关系，以及“逃离屏幕”的哲学含义。夏开丰教授进行了总体性的回应，指出摄影的“定格”使时间具备了一种代表性的本质，而技术既带来记忆的工业化，也让经验得以不断更新；他强调，知识无法脱离身体存在，任何“意识上传”或“数字永生”的神话，都是对具身经验的误读。

现场观众：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饶蕾女士

随后，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饶蕾女士提出关于“我们是否真的具身在场”的问题，质疑现实是否本身也是一种“屏幕”。夏教授认为，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正被重新定义，我们的知识与认知始终嵌入具体的身体与语境之中。

最后，面对线上观众关于“屏幕是否主导人类注意力”的提问，夏教授援引本雅明的“游荡者”概念，认为“分心与闲逛”或许正是一种新的抵抗方式。

本次讲座夏教授以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清晰的表达，引导观众重新思考我们与屏幕共存的生存状态。不仅是对《肉体的思想》一书的深度导读，更是一次对当代视觉文化与技术哲学的系统梳理。在“屏幕即世界”的今天，“具身性”提醒我们：身体依然是我们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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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创建于2003年，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注于当代艺术的公立美术馆。它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办馆理念，具有展览、研究、教育、收藏、交流五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