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季节性”为切入点，探讨宋代工笔花鸟画中对自然周期变化的视觉呈现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文章指出，“季节性”在宋代绘画中不仅指涉春夏秋冬的时序更替，更是一种广义的周期性审美范式，涵盖物候变迁、节令习俗与生命节律。在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深刻影响下，画家以严谨的写实态度观察自然，将“观四时之变”纳入“穷理”的实践范畴，使花鸟画成为记录季节特征的视觉档案。通过对宫廷院画（如赵昌、崔白、宋徽宗作品）与文人绘画的比较分析，本文揭示宋代工笔花鸟画如何通过题材选择、构图设计、色彩运用与意境营造，系统表达季节特质。研究发现，季节性不仅是技术性的写生对象，更是融合儒家伦理、道家自然观与诗画传统的文化建构，体现了宋代艺术“天人合一”的深层精神追求。
关键词： 宋代工笔花鸟画；季节性；格物致知；四时观念；写实主义；文化机制
一、引言：季节性作为艺术分析的视角
“季节性”（seasonality）通常被理解为自然现象或社会活动在特定时间段内周期性出现的特征。在艺术史研究中，季节性不仅指涉气候与物候的直观变化，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认知结构——它反映人类对时间循环、生命节律与宇宙秩序的理解。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季节性表达源远流长，尤以宋代工笔花鸟画为集大成者。
宋代（960–1279）是中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巅峰时期，其成就不仅体现在技艺的精熟，更在于对自然世界的系统性观察与哲学性表达。在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推动下，画家将“观物”提升为“穷理”的途径，强调对自然万物的细致体察。这一思想与宋代发达的节令文化、农业经验及文人审美相结合，催生了高度自觉的季节性表达体系。无论是宫廷画院的御题创作，还是文人画家的私人遣兴，季节性均成为组织画面、传达意境的核心维度。
本文旨在突破将“季节”仅视为自然现象的狭义理解，提出“季节性”作为广义的周期性文化机制，涵盖物候、节令、情感与伦理的多重维度。通过分析宋代代表性工笔花鸟画作品，本文论证季节性不仅是题材选择的依据，更是宋代绘画“写实”风格的哲学基础与审美理想的视觉载体。
二、理论基础：从“格物致知”到“观四时之变”
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学派，倡导“格物致知”作为通达天理的路径。朱熹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强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深入探究，以体认普遍的宇宙法则。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宋代艺术创作，使绘画不再仅仅是技艺展示或情感抒发，而成为一种“认知自然”的实践。
在花鸟画领域，“格物”体现为对动植物形态、生态习性、生长周期的精确描绘。《梦溪笔谈》载：“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此处“写生”非仅指描绘活物，更包含对物象在不同季节状态的系统观察。画家需知“春桃绽蕊，夏荷擎盖，秋菊傲霜，冬梅破雪”，方能“得其生意”。
“格物”与“四时”观念的结合，使季节性成为绘画的内在逻辑。《礼记·月令》早有按月记载物候、农事与政令的传统，宋代画家继承此一“时序”思维，将一年划分为可辨识的视觉单元。如《宣和画谱》著录画作常标注“春景”“秋意图”，表明季节已成分类标准。画家通过描绘特定季节的典型物种（如春之桃李、夏之荷鹭、秋之芦雁、冬之寒雀），构建起一套系统的“视觉时序”。
因此，宋代工笔花鸟画中的季节性，实为“格物致知”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画家通过观察“四时之变”，以图像方式“穷”自然之“理”，进而体认“天道”之恒常。
三、宫廷画院：制度化的季节表达
北宋宫廷画院是推动工笔花鸟画发展的核心机构。在宋徽宗的主导下，画院不仅强化了写实技艺，更将季节性表达制度化。画院考试常以诗句命题，其中多涉季节意象，如“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水无人渡”等，要求画家通过视觉语言表现时间与意境。
以崔白《双喜图》为例，此画被公认为表现秋季的典范。画面中，枯草低伏，树叶泛黄，一对山鹊惊飞于风中，野兔竖耳警觉，背景竹枝摇曳，风势呼之欲出。画家通过植物的枯黄、动物的动态、空间的空旷，共同营造出萧瑟秋意。此画虽无题款，但其季节特征极为明确，体现了画家对“秋气肃杀”的深刻体察。
另一典型为赵昌《写生蛱蝶图》，描绘秋日野趣。画中野菊盛开，霜叶斑驳，三只蝴蝶或飞或栖，色彩明丽却不失秋日清寂。郭若虚称赵昌“每晨朝露下时，绕栏谛玩”，说明其创作基于对特定时节（秋晨）的长期观察。此类作品表明，宫廷画家已将季节性内化为创作的基本框架。
此外，宋徽宗本人亦热衷季节主题创作。其《雪江归棹图》以水墨表现冬日雪景，寒江孤舟，远山覆雪，意境幽寂。虽为山水，然其对“冬气凝寒”的把握，与花鸟画中的季节表达一脉相承。徽宗还常在画上题诗点明时令，如“腊月写生”“春日即景”，进一步强化季节的文本标识。
四、民间与文人：季节性的多元呈现
除宫廷画院外，民间绘画与文人艺术亦积极参与季节性表达，但路径有所不同。
民间绘画受节令习俗影响显著。宋代岁时节庆丰富，如元日、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均有特定物象与仪式。民间画家常绘《岁朝图》《端午图》《九阳图》等，以象征性物象表现节令吉祥。如《岁朝图》绘水仙、梅花、松枝、灵芝，寓意新春祥瑞；《端午图》绘菖蒲、艾草、钟馗，驱邪避疫。此类作品虽具装饰性，然其物象选择严格遵循季节规律，体现民间对“时宜”的尊重。
文人画家则更重“意境”与“心性”。他们虽亦观四时，但常借季节抒怀。如苏轼《枯木怪石图》虽非典型花鸟，然其枯木虬曲，象征“冬藏”与“困顿”，实为人生境遇的隐喻。文人花鸟画中，季节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情感投射的载体。春之生机喻希望，秋之萧瑟喻悲慨，冬之寂寥喻超脱，形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画家同样重视“格物”。如文同画竹，强调“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其《墨竹图》依季节分绘新篁、劲节、老枝，体现对竹之生命周期的系统把握。可见，无论宫廷、民间或文人，对季节性的关注已成为宋代绘画的普遍共识。
五、视觉语言：季节性的艺术转化机制
宋代画家通过多种视觉手段实现季节性表达：
题材选择：春绘桃李、燕雀；夏绘荷莲、鹭鸶；秋绘菊花、寒蝉；冬绘梅花、山雀。物种成为季节的“视觉符号”。
色彩运用：春色明丽，多用粉红、嫩绿；夏景浓郁，重青绿；秋意苍黄，施赭石、橙黄；冬气清冷，尚水墨、淡彩。
构图与空间：春景繁密，层次丰富；夏景开阔，留白较多；秋景疏朗，枝叶凋零；冬景空旷，寒林寂寂。
动态与氛围：春蝶翩跹，夏蝉鸣噪，秋风摇叶，冬雪无声，通过物态传达季节气息。
这些手法共同构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季节语法”，使观者无需文字即可辨识画面时序。
六、结论：季节性作为文化机制
综上所述，宋代工笔花鸟画中的季节性，远非简单的自然描摹，而是一种融合哲学、制度与审美的文化机制。在“格物致知”思想的引领下，画家将“观四时之变”转化为“穷理”的实践，使绘画成为记录自然周期的知识系统。宫廷画院通过制度化创作强化季节表达，民间艺术将其融入节令习俗，文人绘画则赋予其情感与哲思。
季节性在宋代绘画中的高度发展，体现了中国人“顺天应时”的宇宙观与“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它不仅塑造了工笔花鸟画的写实风格，更使其超越装饰功能，成为承载文化记忆与精神追求的艺术形式。因此，研究宋代花鸟画中的季节性，不仅有助于理解其艺术成就，更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中国传统自然观与时间意识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