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朱耷）一生临习王羲之作品甚勤，尤以《兰亭序》为最，然其所有题跋中皆称此帖为《临河叙》，从未使用唐代以来通行的《兰亭序》之名。这一看似微小的命名差异，实则蕴含深刻的书法史观与文化立场。本文通过考证文献、比对版本与分析八大山人的艺术思想，揭示其坚持使用晋代原名《临河叙》的深层原因：八大山人认为，唐太宗时期由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摹拓的《兰亭序》诸本，虽标榜“存真”，实已掺入唐代的笔法规范与审美趣味，是对王羲之原迹的“二次创作”，背离了晋人“尚韵”的自然风骨。
其称《临河叙》，不仅是对文本原始出处的还原，更是对唐人“篡改”晋韵的批判，体现了其“直溯本源”的书法史观。这一命名行为，反映了八大山人作为遗民艺术家对“正统”与“异化”的敏感，以及在艺术传承中追求“古意纯正”的自觉意识，是其“入古出今”艺术理念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八大山人；兰亭序；临河叙；王羲之；书法史观；唐摹本；晋韵；正名
一、引言：一个被忽视的命名现象
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地位自唐代以来便已确立。历代书家临摹此帖者不计其数，多沿用唐人定名，称其为《兰亭序》。然而，在八大山人（约1626—1705）现存的所有书法作品与题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尽管他反复临写此帖，却从不称其为《兰亭序》，而一律称之为《临河叙》。
这一命名差异并非偶然或笔误。细察其《临临河叙》《书临河叙》等作品题款，皆严谨一致地使用“临河叙”三字。这一现象，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常被视为单纯的名称混用。然而，若结合八大山人的学术修养、艺术主张与历史语境深入考察，则可发现，这实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正名”行为，背后隐藏着其对书法传统、版本流传与审美本质的深刻思考。本文旨在揭示这一命名现象背后的书法史观，阐明八大山人为何坚持使用《临河叙》之名，并以此透视其艺术思想的核心维度。
二、“临河叙”与“兰亭序”：文本与名称的源流考辨
要理解八大山人的命名选择，必须首先厘清《临河叙》与《兰亭序》的关系。
（一）《临河叙》的原始记载
“临河叙”之名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临河叙》全文。该文共269字，内容记述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集会之事，与今传《兰亭序》前半部分基本相同，但无“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等哲理抒发，亦无“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结尾。
据《世说新语》注，此文原题即为《临河叙》，是王羲之当时所作的集会纪事，属实用文体。其语言质朴，叙事清晰，符合晋人简淡文风。
（二）《兰亭序》的唐代定型
“兰亭序”之名始见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广搜其墨迹，尤重《兰亭》。据传，他命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以双钩填墨法精摹《兰亭序》真迹（后世所谓“神龙本”“虞摹本”“褚摹本”），并由欧阳询刻石于昭陵。此时，文本已扩充至324字，增加了大量抒情与哲理段落，文风更为华美，情感更为跌宕。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何延之《兰亭记》等文献均称此帖为《兰亭序》，遂成定名。自此，《兰亭序》不仅成为书法经典，更被赋予“文翰双绝”的崇高地位。
（三）文本差异与版本争议
自宋代以来，学者如赵崡、郭沫若等即指出《临河叙》与《兰亭序》在文字、风格上的显著差异。《临河叙》朴实无华，《兰亭序》则辞采斐然，带有明显的六朝骈文特征。许多学者怀疑今传《兰亭序》文本为后人增饰甚至伪托，非王羲之原文。
因此，“临河叙”代表的是晋代原始文本与历史真实，“兰亭序”则是唐代重构后的文学与书法经典。二者虽同源，却分属不同历史层次。
三、八大山人的选择：为何坚持称“临河叙”？
八大山人精通经史，熟谙文献，其坚持使用《临河叙》之名，绝非无知，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判断与艺术立场。
（一）对唐摹本“笔法异化”的批判
八大山人深知，今传《兰亭序》诸本皆为唐人摹本，非王羲之亲笔。更重要的是，这些摹本在“存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唐代的笔法体系与审美理想。
唐人书法崇尚法度、结构严谨、提按分明，如欧阳询之险峻、虞世南之温润、褚遂良之飘逸，皆具强烈的时代风格。冯承素“神龙本”虽以“下真迹一等”著称，但其线条的顿挫、转折的方硬、章法的规整，已明显带有唐人“尚法”的烙印，与晋人“尚韵”所推崇的“天然去雕饰”“风骨内含”的审美相去甚远。
八大山人在临写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异化”。他认为，唐摹本虽形似，却神非——它所呈现的，是唐人理解中的王羲之，而非真正的晋人风骨。因此，他拒绝使用唐代定名《兰亭序》，而回归晋代原名《临河叙》，以此强调其临摹对象的“本源性”与“纯粹性”。
（二）“直溯本源”的书法史观
八大山人的艺术主张一贯强调“入古出今”，但其“入古”并非盲目崇唐，而是追求“直溯晋魏”。他曾言：“写字之法，刚健婀娜，古人用笔，皆从此出。”其所推崇的“古人”，正是指钟繇、王羲之等晋人。
其称《临河叙》，实为一种“正本清源”的姿态。通过恢复原名，他试图剥离唐代附加的文化光环与形式规范，直接面对王羲之时代的书写语境。在他看来，《临河叙》的简朴文本与其想象中的晋人笔意更为契合——自然、率真、不事雕琢。这种对“古意纯正”的追求，使其临摹超越了技术复制，成为一种精神对话。
（三）遗民身份的文化隐喻
作为明宗室后裔与前朝遗民，八大山人对“正统”与“篡改”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清初政权对明朝制度的“继承”与“改造”，恰如唐人对晋人经典的“摹写”与“重塑”。他称《临河叙》而不称《兰亭序》，或许也暗含一种文化隐喻：真正的传统不应被后来者随意诠释与重构，而应保持其本真面貌。这是一种在艺术领域对“文化正统性”的坚守，与其遗民气节一脉相承。
四、艺术实践：从“临河叙”到“八大体”
八大山人对《临河叙》的临写，并非简单复刻，而是“以古为鉴”的创造性转化。
其临本多取《临河叙》文本，但笔法已完全个人化：线条圆劲滞涩，结体奇崛夸张，章法疏密错落。他并未模仿唐摹本的流畅秀美，而是以篆隶笔意入行草，强化骨力与拙趣。这种“反唐法”的处理，正是其批判唐人“异化”的实践回应。
通过临《临河叙》，他提取晋人“尚韵”的精神内核——自由、自然、超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八大体”书法中。其晚年题画诗与署款，字形拉长变形，如孤竹擎天，笔意苍茫，正是对晋人风骨的现代诠释。
五、结语：命名背后的史观自觉
八大山人称王羲之名帖为《临河叙》而非《兰亭序》，是一个极具深意的文化行为。这一“正名”之举，揭示了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刻反思：真正的经典传承，不应止步于形式的摹仿，而需追问其历史本源与精神实质。
他通过恢复晋代原名，批判了唐人对晋韵的“异化”，表达了“直溯本源”的艺术理想。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渊博的文献学识，更彰显了其作为艺术家的史观自觉——在纷繁的版本与权威的定论中，保持独立的判断与对“真古意”的执着追求。
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八大山人的这一实践启示我们：对传统的尊重，不在于盲从既定的经典名称与范式，而在于深入历史肌理，辨别真伪，还原本源，最终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其“临河叙”之名，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一种清醒、批判且富有创造力的传统观。
文章作者：芦熙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