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考古

盐城市串场河中段盐场场署遗址

调查所见宋元时期瓷器的分期初探

文 图 / 卢靖瑄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增刊

近年来盐业考古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热门的考古学课题,2022年江苏省文物局发布《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盐业考古”课题位列其中。在此背景下,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与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组成联合工作队,对盐城市串场河沿岸各时期盐业遗址进行系统调查,以便进一步探索盐城古代盐业与城市发展史。[1]2021—2024年联合调查队已经完成多次调查工作,发现各类盐业遗址100余处,采集到大量盐业遗址相关的遗物,以瓷器为主。从考古角度出发,通过对瓷器的类型学研究,可辅助判定盐业遗址的年代,并对遗址反映的盐业生活及生产面貌等提供重要信息。简要分析调查材料可知,串场河沿线出土瓷器数量最多、器类最丰富的遗址类型为盐场场署。据已发表调查简报,以宋元时期瓷器为大宗,但发掘者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类型学分析。[2]从盐业考古角度,盐场场署是古代国家盐业治理政策、地区盐业特点的直观反映,也是研究盐场的生活生产面貌,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的重要对象。[3]

目前江苏地区宋元时期的瓷器研究以对单一地区的研究为主,且多集中在镇江、扬州两地。对镇江地区的研究主要有刘丽文的文章《镇江出土的宋元明龙泉窑青瓷》[4]、《镇江出土的唐、元青花瓷器》[5]、《镇江出土宋代青白瓷器》[6],著作《灵土与窑火的艺术:镇江出土瓷器研究》[7],以及肖梦龙、王书敏的文章《近年来镇江出土的各时代重要瓷器》[8]。对扬州出土瓷器的研究主要有王勤金、李久海的《扬州出土的唐宋青瓷》[9]一文。综合地域的研究主要有席晓云的《江苏省出土的宋元瓷器研究》[10]。总的来说,目前对江苏省出土宋元瓷器的研究较少,且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研究多集中在扬州、镇江两地,对盐城地区的研究极少。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对象单一,以墓葬为主,其他类型的遗址较少,盐业遗址此前未有涉及。因此对盐城盐场场署遗址采集瓷器标本进行综合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串场河中段盐场场署遗址位置 [11]

目前完成系统调查的盐场场署遗址共5处,均位于串场河中段,由北至南分别为新兴场、伍佑场、刘庄场、草堰场、丁溪场。笔者拟对这5处盐场场署遗址采集瓷器标本进行初步类型学分期断代研究。

考古学材料简介

本文涉及瓷器标本均来自串场河沿线5处盐场官署遗址。

新兴场场署遗址

新兴场场署遗址于2023年2月调查时发现,当时命名为新永村遗址,编号2023YD01。该遗址位于盐城市新兴镇串场河东岸。遗址现为民居、农田所占压,分布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地表散落较多陶瓷器残片、砖瓦等。因未发现天然断面,故共打探孔20余个,地层堆积大致分2层,第①层为耕土层,厚约30厘米;第②层为灰色黏土层,厚30—70厘米。个别探孔内发现有红烧土和灰烬堆积,质地较松软,厚10—20厘米。采集遗物标本主要为陶瓷器残片,瓷器主要有碗、钵,陶器主要为罐、瓮。

伍佑场场署遗址

伍佑场场署遗址包括主体遗址与附属遗址。本文所述伍佑场场署包括繁荣社区遗址与前孙巷遗址。其中繁荣社区遗址于2021年12月调查时发现,编号2021YD28。该遗址位于盐城市伍佑镇串场河东岸。现为民房、菜地所占压,分布面积约13万平方米。地表散落较多陶瓷器残片、砖瓦等。遗址紧邻串场河一侧遗物较密集,采集遗物标本主要为陶瓷器残片,瓷器主要有碗、罐、杯,陶器主要为罐。其中宋元时期的标本5件。[12]前孙巷遗址于2023年2月调查时发现,编号2023YD09。该遗址位于盐城市伍佑镇串场河东岸。现为民房、菜地所占压,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遗址保存状况较差,未见明显的文化层。地面砖瓦散布面积较大,分布密集。地面采集大量青釉瓷,器型以碗为主。采集陶片以灰陶为主,器型有罐、瓮、盆等。

刘庄场场署遗址

刘庄场场署遗址于2022年1月调查时发现,当时命名为红旗社区遗址,编号2022YD18。该遗址位于大丰区刘庄镇串场河东岸。遗址现为民居、农田所占压,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保存较差。地表散落较多陶瓷器残片、砖瓦等。遗址范围内有一人工水渠断面,但未见到文化层。采集遗物主要有瓷碗、陶板瓦等。[13]

草堰场场署遗址

草堰场场署遗址于2022年1月调查时发现,当时命名为草堰村遗址,编号2022YD01。该遗址位于大丰区草堰镇串场河东岸。遗址现为民居、农田所占压,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地表散落较多陶瓷器残片、砖瓦等。有多条现代水渠穿过遗址,形成断面,断面可见文化层。采集遗物种类丰富,瓷器有碗、盏、壶、罐、韩瓶、杯,陶器有钵、盆、板瓦、滴水等。[14]

丁溪场场署遗址

丁溪场场署遗址于2021年12月调查时发现,当时命名为丁溪村遗址,编号2021YD11。该遗址位于大丰区草堰镇丁溪村串场河东岸。遗址现为民房、农田所占压,地表散落较多陶瓷器残片、砖瓦等。调查时恰好村内正在疏浚河道,断面上可见文化层及灰坑等遗迹。采集遗物以陶瓷器为主,瓷器主要有碗、盏、钵等,陶器有盆、罐、瓦等。[15]

分型定式

一般而言,瓷器器型与釉色可以反映其工艺、年代等多项特点。因此这两方面逐渐成为最常见的瓷器分类标准。在以往的研究中,产生了先分釉色再分器型和先分器型再分釉色两种分类方法。[16]这批调查所得的瓷器,相对于出土瓷器来说,总体数量偏少,且器型比较单一,大多为残器,部分器物甚至无法识别器型。若按照器型分类,难免有疏漏之处。因此针对这批瓷器,采用先分釉色再分器型的分类标准。

本次研究共选取典型标本35件。从釉色上来看,这批瓷器以青瓷与青白瓷为主,还有极少量的酱釉瓷器。

青釉瓷器

共23件。以碗为主,还有少量罐、盏、钵等。

碗共18件,5处遗址均有。按照残缺程度可分为可复原器和不可复原器,不可复原器又存在底部残、口部残、腹部及以上残等多种情况。

甲类:可复原器。1件:

22YD01:1,敞口,圆唇,弧腹斜收,圈足底部微外凸。灰白胎,内底、圈足不施釉,其余通体施青釉。口径16厘米,底径6厘米,高6.4厘米,厚0.5—0.8厘米。[17]

乙类:不可复原器。17件。

A型:敞口,底部残。

Aa型:叠唇,斜弧腹。1件:

23YD09:2,敞口,叠唇,斜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底部未施釉。残高3.5厘米,厚0.3—0.7厘米。[18]

Ab型:圆唇,弧腹。2件:

22YD01:8,敞口,圆唇,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残长4.2厘米,残高5.1厘米,厚0.4—0.6厘米。

22YD01:10,口微敞,圆唇,口沿下饰两道凹弦纹,斜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色釉。残长7.4厘米,残高5.5厘米,厚0.4—0.6厘米。

B型:侈口,底部残。

Ba型:叠唇,微鼓腹。1件:

21YD11:14,侈口,叠唇,微鼓腹,下腹及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残长4厘米,残高4.6厘米,厚0.1—0.6厘米。[19]

Bb型:圆唇,斜腹。2件:

21YD28:2,侈口,圆唇,浅斜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残长4.5厘米,残高2.7厘米,厚0.3—0.6厘米。[20]

22YD18:1,侈口,圆唇,斜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腹部外壁饰四道凸弦纹。残高3.3厘米,厚0.2—0.4厘米。[21]

Bc型:圆唇,斜弧腹。2件:

23YD01:6,侈口,圆唇,斜弧腹,下腹斜收,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黄釉。底部不施釉。残长8.6厘米,残高5.2厘米,厚0.3—0.5厘米。[22]

22YD01:3,敞口微侈,圆唇,斜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残长3.8厘米,残高4.2厘米,厚0.4—0.6厘米。

C型:口部残或腹部及以上残,圈足,外足部无凸出现象。

Ca型:下腹斜收。4件:

23YD01:5,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灰白胎,施青黄釉,外足部不施釉。内底部有刻划纹。底部外径5.6厘米,残高3.3厘米,厚0.5—1.2厘米。

23YD01:18,口部残,斜弧腹,下腹斜收,高圈足。灰白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5.8厘米,残高4.5厘米,厚0.3—1.5厘米。

23YD01:19,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矮圈足。灰白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4.8厘米,残高1.8厘米,厚0.4—1厘米。年代约为南宋时期。

23YD09:14,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灰白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外底部有刻划纹。底部外径6.4厘米,残高2.6厘米,厚0.3—0.9厘米。年代约为南宋时期。

Cb型:下腹弧收。2件:

23YD01:14,口部残,斜弧腹,下腹微鼓弧收,圈足。灰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内底部有支钉痕迹。底部外径8厘米,残高4厘米,厚0.4—1.6厘米。

23YD01:15,腹部及以上残,下腹弧收,圈足较高。灰白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5.6厘米,残高2.5厘米,厚0.4—1.1厘米。

D型:口部残或腹部及以上残,圈足,足底凸出。

Da型:下腹斜收。1件:

21YD11:2,腹部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外撇,足底外凸。灰白胎,施青釉,内、外底部未施釉。底径6.1厘米,残高4.2厘米,厚0.4—1.6厘米。

Db型:下腹弧收。2件:

23YD01:16,腹部及以上残,下腹弧收,圈足较高,足底外凸。灰白胎,施青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5.6厘米,残高3.4厘米,厚0.5—1.4厘米。

23YD09:16,腹部及以上残,下腹弧收,圈足,足部微外凸。灰白胎,施青釉,内、外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5.1厘米,残高2.6厘米,厚0.9—1.8厘米。

罐1件,分为1型,A型:

21YD28:7,直口,束颈,鼓肩,腹部以下残。深灰胎,内壁及外壁颈部以下施青釉,施釉不均匀。残宽5.3厘米,残高3.1厘米,厚0.5—0.7厘米。

韩瓶1件,分为1型,A型:

22YD01:2,直口,双沿,束颈,溜肩,鼓腹,底部残。红褐色胎,施青釉。口径5.2厘米,残高7.8厘米,厚0.3—0.9厘米。

盏1件,分为1型,A型:

22YD01:9,敞口,圆唇,口沿下有两道凸弦纹,斜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豆青色釉。残长3.7厘米,厚0.2—1厘米。

钵1件,分为1型,A型:

21YD11:16,侈口,圆唇,斜弧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底部未施釉。残长6.7厘米,残高3.5厘米,厚0.2—0.4厘米。

盘1件,分为1型,A型:

23YD09:1,敞口微侈,圆唇,斜弧腹,下腹及底部残。灰白胎,施青釉。残高3.2厘米,厚0.3—0.5厘米。

初步推测青釉瓷器可能来自龙泉窑以及浙南闽北地区的民窑。

青白釉瓷器

卢靖瑄 | 盐城市串场河中段盐场场署遗址调查所见宋元时期瓷器的分期初探

共11件,均为碗,均为不可复原器,包括底部残、口部残、腹部及以上残等多种情况。

A型:侈口,圆唇,斜腹,底部残。1件:

21YD28:1,侈口,圆唇,浅斜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白釉。残长6.1厘米,残高3.5厘米,厚0.4—0.5厘米。

B型:口微敛,叠唇,浅斜腹,底部残。1件:

21YD28:3,口微敛,叠唇,浅斜腹,底部残。灰白胎,施青白釉。残长5厘米,残高3.7厘米,厚0.3—0.6厘米。

C型:口部残或腹部及以上残,圈足,内平底或近似平底。

Ca型:下腹斜收。4件:

23YD01:12,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6.4厘米,残高2.6厘米,厚0.3—0.9厘米。

23YD01:17,口部残,斜弧腹,下腹斜收,矮圈足。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未施釉。底径5.2厘米,残高2.6厘米,厚0.4—1.3厘米。

23YD01:25,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较矮。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未施釉。底径4.9厘米,残高2.3厘米,厚0.5—1.3厘米。

23YD09:13,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不施釉。底部外径6.3厘米,残高6.1厘米,厚0.6—1.8厘米。

Cb型:下腹弧收。1件:

23YD01:23,腹部及以上残,下腹弧收,底部近似平底。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未施釉。底径5.5厘米,残高2厘米,厚0.6—1.5厘米。

D型:口部残或腹部及以上残,下腹斜收,圈足,足底外凸。4件:

23YD09:17,口部残,斜弧腹,下腹斜收,圈足较高,足部外凸。灰白胎,施青白釉,底部不施釉。外底部有刻划纹。底部外径5.2厘米,残高3.6厘米,厚0.7—2厘米。

21YD11:11,口部残,下腹斜收,圈足,足底外凸。灰白胎,施青白釉,外足部不施釉。底部外径5.4厘米,残高4.1厘米,厚0.4—1.7厘米。

2021YD11:12,口部残,下腹斜收,圈足,足底外凸,灰白胎,施青白釉。圈足底部未施釉。底部外径6厘米,残高2.6厘米,厚0.3—1.2厘米。

21YD11:13,口部残,斜弧腹向下内收,圈足,足底外凸。灰白胎,施青白釉,圈足不施釉。底部外径5.4厘米,残高5厘米,厚0.3—2.2厘米。

初步推测青白釉瓷器来自景德镇窑及福建地区民窑。

酱釉瓷器

共1件,为一件瓷罐,分为1型,A型:

23YD01:4,直口,方唇,束颈,溜肩,双系,弧腹略鼓,腹部及以下残。灰胎,施酱釉。口径11.8厘米,残高3厘米,厚0.3—1.2厘米。

初步推测酱釉瓷器可能来自宜兴窑。

初步分期断代

鉴于上述瓷器标本所属窑口大致可以确定,参照对应发掘报告及前辈学者对江苏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分期断代结果,可以初步判定它们的年代。

青釉甲类碗为弧腹、圈足底部微外凸,应当为北宋晚期及以后的产品,而北宋早中期时多见斜腹碗,且圈足底部多见平直的处理方法,如高邮三垛唐宋遗址出土的北宋中期瓷碗T1⑥:13[23]。而青釉甲类碗内底不施釉处及圈足处理粗糙,且有红色印痕,总体上看其年代较晚,处于工艺水平下降时期,推断为元代晚期。乙类器物中,A型敞口碗根据弧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相似器物如上海塘郁元明时期码头遗址出土元代瓷碗QT310③:84[24]。Ba型碗根据微鼓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如淮安市城东乡进修学校南宋砖室墓出土瓷碗[25]。Bb型碗根据斜腹推断年代较早,相似器物如连云港市海州南门外宋墓出土北宋瓷碗M2:3[26]、扬州市宋宝祐城西城门外挡水坝遗迹出土南宋早期瓷碗YSTG1F③C:10[27]。其中21YD28:2釉色近浅绿色。22YD18:1腹部外壁饰四道凸弦纹,与南宋时期风格接近,推测Bb型年代约为南宋早期。Bc型碗根据弧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Ca型碗根据斜弧腹推断年代为南宋以后,根据下腹斜收,外足部平直,无凸出现象推断年代较早,如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北宋中晚期瓷碗YWH1:39[28]、昆山绰墩遗址出土南宋瓷碗J80:2[29],综合推断年代约为南宋时期。Cb型碗根据斜弧腹,下腹弧收,部分器物下腹略鼓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D型碗根据圈足底部外凸的特征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相似器物如扬州市宋大城北门遗址出土元代瓷碗2007YSBT1E③B:3[30]、扬州文化宫遗址出土元代晚期瓷碗YWG4①:63[31]。其中21YD11:2、23YD09:16内底部不施釉,圈足处理较差,工艺较粗糙,推测生产于工艺水平下降时期,约为元代晚期。A型罐根据束颈、鼓肩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A型韩瓶根据束颈、溜肩、鼓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相似器物如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出土南宋韩瓶YSTG5A③H6:2[32]。A型盏根据斜弧腹推断年代较晚,且釉色为浅青绿色,郑建明先生曾在研究中指出南宋龙泉大窑见有浅青绿色瓷器,釉色洁净、均匀[33],约为南宋时期,如扬州新华中学遗址出土南宋瓷盏YXG1④:30[34]。A型钵根据斜弧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时期,相似器物如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出土南宋瓷钵F1:4[35]。A型盘根据斜弧腹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相似器物如上海塘郁元明时期码头遗址出土元代瓷盘QT310③:60[36]。

青白釉A型碗根据浅斜腹推断年代较早,但其釉色偏灰,北宋时期极少见此种釉色,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多见,如浦城县大口窑出土南宋时期的青白瓷碗TG5④:7[37]。因此推断年代约为南宋时期。B型碗根据浅斜腹推断年代较早,但其釉色偏灰,北宋时期极少见此种釉色,推断年代约为南宋时期。Ca型碗根据浅斜腹、内平底或近似平底的特征推断年代较早,其中23YD01:12、23YD01:17、23YD01:25、23YD09:13这4件器物釉色偏灰,北宋时期极少见此种釉色,因此综合推断年代约为南宋时期。Cb型碗根据下腹弧收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D型碗根据足底部外凸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

酱釉瓷器A型罐根据束颈、溜肩、弧腹略鼓的特征推断年代较晚,约为南宋至元代。

小结

本文依据类型学的方法,分别对青釉、青白釉以及酱釉瓷器进行了分型定式,之后参照相关窑口的发掘简报以及前辈学者对江苏地区出土宋元时期瓷器的分期断代结果,对盐场场署采集瓷器进行了初步的分期断代研究,发现它们的年代为南宋至元代,不见有北宋时期的瓷器。

这可能与宋元时期两淮盐场的兴衰过程相对应。据郭正忠先生研究[38],北宋初年两淮地区盐法以榷禁为主,施行官卖官销,仅短期内在局部地区施行通商。此后仁宗朝盐法的两度反复,哲宗朝的元祐钞法与绍圣榷禁都遏制了两淮盐业的发展。直到北宋晚期徽宗朝推广蔡京钞法,两淮盐业才可谓真正走上通商之路。在此背景下,北宋朝的两淮盐业活力衰减,与各地的贸易往来大大减少,盐场无法持续繁荣。而到了南宋时期,建炎年间(1127—1130年)的战乱使得两淮地区盐场更加凋敝,有些盐场几度沦丧,亭户大多逃亡。为保障利益,朝廷开始致力于两淮盐场的重建,尤其是召集并优恤亭户,以恢复生产。同时,一批新的盐场如本文提到的刘庄场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两淮盐场由此得到发展,至绍兴(1131—1162年)中期以后,淮东盐场已从14处346灶发展为19处452灶,年产量接近2亿斤。[39]加之南宋时期一直推行钞法,两淮盐业活力复苏,再次繁荣起来。到了元代,两淮盐业在南宋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忽必烈在尚未完全完成平灭南宋的战争时,便着手恢复两淮地区因战争而中断的盐业生产与流通,到至元十四年(1277年),两淮地区的盐业生产规模甚至已超越南宋时期。因此,两淮地区的盐业在北宋有一个短暂的衰落期,南宋时期逐步复苏,并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与目前调查所见的瓷器中基本难以见到北宋时期的瓷器,而以南宋以后的瓷器为主的现象相印证。下一步希望从科技考古、传统陶瓷考古等多角度对这批瓷器进行详细的窑口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盐场出土瓷器的流布问题。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周雪琪以及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王晓琪、曹洋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盐城串场河流域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3LSC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 释

滑动阅览

[1]中国海盐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23年第6期。

[2]同[1]。

[3]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

[4]刘丽文:《镇江出土的宋元明龙泉窑青瓷》,《收藏》2017年第10期。

[5]刘丽文、肖梦龙:《镇江出土的唐、元青花瓷器》,载《200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6]刘丽文:《镇江出土宋代青白瓷器》,《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7]刘丽文:《灵土与窑火的艺术:镇江出土瓷器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

[8]肖梦龙、王书敏:《近年来镇江出土的各时代重要瓷器》,载《199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9]王勤金、李久海:《扬州出土的唐宋青瓷》,《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

[10]席晓云:《江苏省出土的宋元瓷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1]此图改绘自《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

[12]同[1]。

[13]同[1]。

[14]同[1]。

[15]同[1]。

[16]高义夫:《北方唐墓出土瓷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17]关于草堰村遗址的数据均来自《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

[18]关于前孙巷遗址的数据均暂未发表,待刊。

[19]关于丁溪村遗址的数据均来自《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

[20]关于繁荣社区遗址的数据均来自《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

[21]关于红旗社区遗址的数据均来自《2022年江苏省盐城市串场河南段盐业遗址调查简报》。

[22]关于新永村遗址的数据均来自本刊本期《2024年盐城市串场河新兴镇段盐业遗址调查收获》。

[23]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高邮市博物馆:《高邮三垛唐宋遗址发掘简报》,载《大运河两岸的历史印记—楚州、高邮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24]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青浦区塘郁元明时期码头遗址》,《考古》2002年第10期。

[25]同[10]。

[26]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宋代墓葬的清理》,《考古》1987年第3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宋宝祐城西城门外挡水坝遗迹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0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29]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编著:《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江苏扬州市宋大城北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0期。

[31]同[28]。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2期。

[33]郑建明:《龙泉窑乳浊釉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兼论大窑地区南宋龙泉窑分期》,《文物》2023年第7期。

[34]同[28]。

[35]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市青浦区青龙镇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6]同[24]。

[37]福建博物院、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浦城县博物馆:《浦城县大口窑调查勘探报告》,《福建文博》2018年第4期。

[38]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

[39]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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