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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中，梁赞诺夫编辑出版了马克思1844年写作的“《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①。在这期间，马克思仍然主要致力于哲学、法与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与理论经济学相关的问题已经以单独的评论或较长的注释等形式，与这些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经济学的内容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的内容密不可分，所以对这一内容的分析即便困难重重，但也意义重大。除了有关分工、分工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等十分有趣的评论外，我们还可以在这部作品中发现生产与消费关系论述的萌芽。围绕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其他著作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1843—1844年间，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著作影响。但是，梁赞诺夫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费尔巴哈人类学，但与费尔巴哈不同，他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性因素”。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论述中可以得到确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并说明人类需要的问题，是以他对自己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中发现的思想的有机改造为基础的。

将人类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关系统一起来的思想是由黑格尔明确表达的。但是在他那里，这种统一却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因为人纯粹被视为是精神上的“自我意识”，而客体仅仅是精神的“异在”的产物。因此，对主体来说，客体仅仅是表面上独立的东西。主体意识到外部事物只是自我意识的异在的产物，它“属于自己的本质而仍缺少的东西”。主体在外部对象中看到了自身的“片面性”，同时它也意识到对象“包含有满足欲望的可能性，对象因而是与欲望相适应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欲望也被客体激发起来”。因此在主体中出现了通过外部事物的消灭（消费）来满足欲望的需要，来证明外部事物独立的想象性特征及其与主体自身的真实同一。“通过欲望的满足，主体与客体自在存在着的同一性就建立起来了，主体的片面性和客体表面独立性就被扬弃了。”

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伯兰德认为，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需要的满足事实上表明了对立面的真正统一”，也就是主客体之间的真正统一。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统一性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客体仅仅是主体的外化，后者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纯粹的精神本质。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具有唯心主义的特征，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环节。这些环节包括：主体的片面性感觉和对外部对象的需要；客体作为主体自身存在必要补充的地位；外部事物与需要的联系经由它而得到实现；诚然，作为所有这些环节的一般哲学基础，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原则是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展开的。

费尔巴哈以唯物主义的方式重新理解了需要。下面的两处经典引文出自费尔巴哈在1844年前后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写道：“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只有具有丰富的惨痛经验的实体，才是神圣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不是别的，仅仅是一种无感觉、无物质的实体。”

但是对黑格尔来说，人把需要作为外部事物，因为外部事物是在他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由人自身、他的“自我意识”的纯粹精神本质所创造的。对费尔巴哈来说，对外部事物的需要来自人的感性的、物质的本质。非物质的、纯粹精神的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没有任何对外部事物的需要。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反对更多是在他接下来的一部作品《未来哲学原理》中提出的。他说：“只有感性的实体需要在它以外的其他食物才能存在。我需要有空气才能呼吸，需要有水才能喝，需要有动植物的食料才能吃，但是我的思想就不需要——最低限度不直接需要——任何东西……能呼吸的实体必须牵涉在它之外的另一个实体，必须有其主要的对象，只有依赖这个对象像这样存在，而这个对象则是存在于它之外的。”

1844年，当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时候，他依据费尔巴哈哲学，开展了一场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斗争。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谈及需要和消费时，延续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感性本质的强调。马克思写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它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决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所或不可缺的。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这里很容易发现马克思的这些语句与前文引述的费尔巴哈著作之间的相似性。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把人的感性特征作为讨论的起点，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正如马克思所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他的需要学说。接着费尔巴哈的讨论，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本质出发，阐述了人类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的最为紧密的联系。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依赖于自身之外的自然物。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物服务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生命表现的丰富化。

如果马克思仅限于阐明人类的感性受动性本质，他将不会跳出费尔巴哈划定的理论边界。但是，正如梁赞诺夫在谈论上述引文时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在马克思推崇费尔巴哈的那段时间里，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革命因素”。我们将在马克思对需要和消费的论述中确证这一事实。在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已经不仅仅是受动的存在物，仅仅对外部对象有所需要，而且也是活动的、历史变化着的社会存在物。

在前文引述的段落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根据活动与受动的对立来描述人的本质。人不仅仅是一个受动的、因需要不能满足而痛苦的存在物，而且也是能动的、在他的活动中体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存在物。较之黑格尔从抽象的纯粹的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来看待人的能动性，马克思用“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自我对象化的具体活动”，即劳动活动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但是人类一旦从事劳动活动，就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也是社会存在物：“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是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人的历史变化着的本质源自于人的社会本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马克思采用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但是他并没有驻足于此。他从自然的人转向了社会的人，即活动的人和历史变化着的人。正是通过社会的人，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社会中，这种关系表明，在人类的需要和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社会中，所有的对象并不是以被自然直接给予的形式出现。它们不再是自然的对象，而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它们是人的活力的展现，是人自身本质的社会展现。

但是，人类的活动不仅会改变其直接面对的外部的对象，而且也改变了人本身的感觉和需要。“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

只有在人类本质的对象化发展的财富状态中，如由人的活动创造的形形色色的对象世界中，人的需要和感觉的发展与完善才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周围的物的世界的人化与人自身感觉（需要）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反过来，这个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

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是这样的。人类能动的本质体现在其能动的劳动活动中，因此也体现在它创造的事物中。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创造的事物，反过来也作用于人，丰富了人类的感觉与需要。正是因为人的这种能动活动同时改变着外部世界的对象和人自身的需要，才形成了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的完全统一。需要与需要的对象并非两种不同的、彼此之间异在的、以外在方式相互作用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现象之间相互渗透，对象正是为了满足需要而由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反过来，需要只有在环境即由人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才能得到发展和丰富。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了人类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在这一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已经克服了需要与对象之间外在关联的普遍观念。在这里，马克思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人的需要作为论述的起点，进而把对象当作满足这些特定需要的外部手段。但是他们将人的需要作为事先给定的，与生产过程和由这一过程创造的物的世界无关的东西。毋庸赘言，奥地利学派关于需要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有关需要与对象联系的纯机械理解基础上的。这一理解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一问题上遵循边沁的所有李嘉图派经济学家为基础的。在我们所面对的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已经轻蔑地拒绝了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从效用的外部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现象，仅仅用“需要、一般需要”这些术语来表达人类创造活动的“伟大财富”。在批判施蒂纳的著作中，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心理学进行了更深刻、更详细的批判。这篇著作是由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四卷上首次发表的。

马克思关于需要和外部对象辩证关系的理解，为他更好地理解人类需要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我们已经引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思想的萌芽：人类感觉和需要的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人类自身活动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当我们谈论对食物的需要的时候，即使这种需要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但这种需要自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并采取不同的形式，换言之，它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也是使用饥饿的例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稍后，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有关需要发展的更为精确的描述。需要的发展和丰富，是同人周围对象世界的丰富相一致的。既然对象世界是由人类劳动或工业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找到对人类需要变化过程的最终解释。“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

我们已经回顾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中所展开的讨论。它们包含着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丰富思想的核心。需要与外部对象不是机械的对立，而是和外部对象密切关联。人类需要的特定发展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依赖于工业，也就是重要的人类活动、人类劳动的发展。然而，在马克思的讨论中仍然存在着不足。这些不足或许可以用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来解释。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力量展开他的讨论的，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在那些产生对象的多样化世界的活动中。因此，对象世界和人的需要的丰富化作为同时并行的过程，被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被理解为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潜能——即便是以一种尚未展开的形式。更进一步，尽管马克思已经在能够引起人类需要改变的意义上强调了能动的、实践的活动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所凸显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这种活动所产生的对物的知觉，即生产过程中的人的能动活动。

至此，我们概述了马克思关于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思想。可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感觉和需要丰富化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完全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在对象世界日益多样化和丰富化的影响下，人类感觉和需要的“自然的”发展的理想图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够完全实现。作为人的需要发展图景的反题，马克思为我们描绘了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状况。

现在让我们转向分析资产阶级经济中的需要和消费。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分清楚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我们将尝试在他的评论中，将存在于任何一种商品经济的典型特征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特征区分开来。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概括如下：

马克思表达了和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的相同的思想，他描绘了商品经济中需要的满足过程的基本特征。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化了这一思想，即在商品经济中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使生产者的需要的满足成为可能。从中，他得出了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还没有着手分析简单商品经济。基于他在早期著作中的摘录，商品生产者在满足其需要方面相互依存，仅仅是为了直接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并揭示其所有本质的、不可化解的矛盾。这一摘录部分存在于梁赞诺夫编辑并以“需要，生产和分工”为题出版的片段中。

马克思在这一片段的开头有以下考虑：一旦商品生产者只有在首先满足另外一个个人的需要后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他的兴趣就在于人为地激发他人的新的需要。

结果是激起了精致的、非自然的，甚至是臆造出来的欲望、幻想、奇想和怪想。

因此，结果是需要的日益精致化，对致富的怪想、对奢侈的追求和挥霍无度的消费。

在这里很容易看出，马克思是逐渐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他从每一个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事实，得出结论说，卖方需要去激起消费者对奢侈的人为需要。然而，显然奢侈的需要只有在阶级社会中才能发生。在阶级社会中，有产阶级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挥霍的可能性来自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表明的，这并不是卖方激起消费者人为需要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作品中对奢侈和浪费问题的关注，可以由他们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影响来解释。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富人阶层的奢侈和浪费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一。此外，马克思对于奢侈问题的兴趣还是因为该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争论。代表地主贵族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罗德戴尔等）认为地主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包括对贵重奢侈品的消费，为资本主义工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与代表地主贵族的经济学家正好相反，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等）强调：懒惰的土地贵族的非生产性消费造成了巨大损失，节俭有助于新的资本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张。马克思细心地发现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支持奢侈还是支持节俭。马克思阐明了双方立场的缺陷，他认为代表地主贵族的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挥霍直接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另一边则是：“装腔作势地不承认，正是突发的怪想和念头决定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它忘记了，通过竞争，生产只会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尚决定使用。”

然而，当谈到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贵族时，尽管不同阶级的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就有产阶级和工人的对立而言，消费的阶级特征要更为明显。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导致了“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同时也造成了“需要的畜生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正如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用清晰的笔调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低级的和简单的需要。对工人来说，问题不只是马克思此前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所描述的那个过程，即人的需要的逐渐丰富的过程，停止了，而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即使是工人依据其生理本质所提出的纯粹的生理或自然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

此前，我们追溯了人类需要和感觉的逐渐丰富化和人性化。现在，我们发现人类需要退化到了动物的需要，甚至更甚。以食物为例，马克思再次说明了这一过程。

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的消费不仅仅是挥霍浪费的富人的消费的对立面。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还指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贯穿马克思著作始终的辩证方法的作用。富人的浪费的消费和工人的贫瘠的消费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需要和需要满足的资料的增长造成需要的丧失和需要资料的丧失”，工业资产阶级从土地贵族奢侈的和工人的粗陋的需要中获利。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指出，无论是有产阶级的奢靡的消费，还是工人的简单商品的大规模消费，都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十分重要。但是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青年马克思仍然像其他早期社会主义者一样，夸大了奢侈的重要性。后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则强调了大众消费品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中包含了马克思总体上关于人的需要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特征的重要的评论。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人类需要的历史变化特征，以及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需要的发展过程和人类活动的发展过程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后者而言，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中，他着重强调了消费的阶级特征，并描述了地主贵族、工业资本家、工人消费的具体特征。就此而言，即便是在早期笔记中，马克思也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讨论“消费者”，但没有首先将工人消费者和资本家消费者区分开来。然而，马克思还没有将不同阶级的消费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他对不同阶级消费的观察更多带有的是一种社会学或新闻报道的特征，而非经济学的特征。这些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讨论的第二个不足是：它们与此前一般意义上关于人类需要发展规律的评论缺乏关联。在第二部分的摘录中，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但这更像是第一部分摘录的思想的对立面，而非其继续和发展。在第一部分的摘录中，问题是感性和需要的人化。而在第二部分的摘录中，它们被剥夺了自身的人的属性。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饥饿的工人，也适用于挥霍的富人。第一部分手稿解决的是无阶级社会中人类需要丰富化的“自然”过程。而第二部分手稿则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以及富人消费的“非自然”特征。

（部分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