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八年的重阳节，全大明都在忙着登高、喝酒、祈福，唯独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的人，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南京城里快马送回的乡试榜单一贴出来，全县人看完都傻了，这一次，婺源居然没一个人中举，换别的县可能也就叹口气算了，可婺源不一样。
这儿是大儒朱熹的老家，百年来就靠着“文风鼎盛”“科第蝉联”撑场面，你往前数，万历十三年中了8个举人，十六年也是8个，十九年7个，二十二年6个，二十五年还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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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个科举强县，突然被“剃了光头”，在他们眼里，这比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宝贝还丢人，本来大家还怀疑是考官搞了鬼，毕竟谁也不愿相信自家文运就这么没了。
可查来查去才发现，这次乡试的主考官黄汝良和庄天合，都是出了名的清官，黄汝良后来还当到了礼部尚书，《明史》里都说他“持正不阿”，根本没可能徇私舞弊。
没了舞弊这个理由，婺源的乡绅士子们就慌了，他们开始琢磨，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程世法的士人站了出来，说问题出在“龙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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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现在听着挺离谱，但那会儿的人信啊，程世法说，婺源的文运全靠一条龙脉，这龙脉从北边的大鄣山发出来，一直延伸到城外的船槽岭。
船槽岭就是文运的根，可现在好多百姓去那儿凿石头烧石灰，把龙脉给毁了，文运自然就衰了，百姓去烧石灰也不是闲着没事干。
婺源多山，能种的地少得可怜，好多人没别的活路，只能靠凿岭上的石灰石烧石灰卖钱糊口，明代中后期赋税又重，不做这个，一家子可能就得饿死。
可乡绅们不管这些，他们认定了是烧石灰毁了龙脉，联名就告到了知县谭昌言那儿，逼着他管这事，谭昌言这个知县当得是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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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乡绅，里头还有退休的侍郎级官员，他得罪不起，一边是要吃饭的百姓，他也不能逼死。
无奈之下，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让乡绅出钱，把船槽岭买下来收归官府，再把钱分给靠烧石灰过活的百姓，算是补偿，乡绅们不差钱，一口就答应了。
谭昌言还在岭上立了块大石碑，划了保护区，严禁外人进去，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了了，可没过多久，又有人偷偷去凿石头了。
毕竟烧石灰能赚钱，就像古代贩私盐，虽然违法，但架不住利益诱惑大，总有人铤而走险，万历乡试“剃光头”：婺源人的“文运恐慌”，后来谭昌言调走了，新知县金汝谐来了。
这金汝谐是浙江人，新科进士出身，在京城还有人脉，他来婺源就是“镀金”的，根本没打算真心管“保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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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举报百姓烧石灰，他就派兵去抓，抓回来又不处理，直接放了，乡绅来找他施压，他就给之前谭昌言立的石碑修了个亭子，遮风挡雨，装出一副很重视的样子。
结果第二年乡试，婺源就中了1个举人，乡绅们立马炸了，说金汝谐没保护好龙脉，才导致文运不行。
可金汝谐根本不在乎，反正他任期一到，拍拍屁股就调走了，烂摊子留给别人，再后来的知县冯开时，比金汝谐还能敷衍。
他上任后，又是贴告示，又是写文章，挨家挨户宣传保护龙脉，石碑也修了好几次，看着比谁都积极，可真有人烧石灰，他啥也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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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内，婺源又出现了乡试“零中举”的情况，乡绅们找他讨说法，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说一定严惩，结果没等办事，自己先调走了。
接下来的知县赵昌期，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手段硬得很，一上任就出台了严厉的规矩，谁烧石灰就办谁。
他派了好多人封锁船槽岭，把烧石灰的据点全捣了，还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这么一折腾，船槽岭还真没人敢去烧石灰了。
巧的是，之后婺源的科举又好了起来，举人进士接连出，乡绅们立马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说这是保护龙脉的效果，其实说白了，那会儿中举的多是世家子弟，他们的学问跟龙脉真没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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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期走了之后，来了个叫金德义的知县，乡绅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一上来就给金德义施压，还威胁他说，龙脉保护得好，他官运就顺，保护不好，他以后轻则升官难，重则可能出事。
金德义被吓得不轻，只能硬着头皮严打烧石灰的百姓，百姓们被逼得没办法，联合起来跑到徽州府，把金德义给告了。
他们说，烧石灰是祖宗传下来的活路，金德义不让干，就是把人往绝路上逼，他们还说，现在西北有匪患，辽东有女真人，他们烧石灰赚钱也能给朝廷交税，金德义这么做，就是跟朝廷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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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知府周士昌也头疼，这事儿几任知县都没解决，他哪敢轻易下判断？本来想拖着不表态，可这时候乡绅里一个叫汪应蛟的人找来了。
汪应蛟当时是兵部右侍郎，官大得很，话里话外都让周士昌支持乡绅，禁止烧石灰，周士昌哪敢忤逆上官，立马驳回了百姓的诉求，还让金德义加大打击力度。
有了知府撑腰，金德义更有底气了，有时候还亲自带人进山搜查，抓到烧石灰的就关监狱，又是罚款又是杖打，比赵昌期还严。
可即便这样，也没彻底禁住，那会儿已经是崇祯年间了，天下大乱，百姓没别的活路，就算冒着风险，也得偷偷去烧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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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金德义严打之后，婺源的科举也没好到哪儿去，好几次乡试又是“零中举”，所谓的“龙脉”，根本就是巧合。
六任知县各显神通？不过是困在“保龙”里的无奈，金德义之后，婺源的“保龙”风波就没断过。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百姓又开始烧石灰，乡绅们又闹着要保护龙脉，乾隆、光绪年间，类似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这事儿从头到尾，“龙脉”就是个幌子。
乡绅们要的不是真的保护文运，而是通过“保龙”维护自己的利益，科举出的人多，他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就大，能为家乡争取更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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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要的也简单，就是一条能活下去的路，而官府呢，夹在中间，只能来回敷衍、平衡，根本没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
明代的基层治理，在这件事上暴露得明明白白，没有民生保障制度，也没有利益协调的办法，遇到矛盾只能靠“和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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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有特权，百姓没话语权，官府又受制于层级压力，最后只能让“保龙禁灰”的戏码演了一代又一代。
那条传说中的龙脉，就静静地躺在船槽岭上，看着婺源人为了生存和利益争论了几百年。
人们总以为锁住几块石头就能保住文运，却没看清，真正困住他们的，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直到科举制度废除，社会结构变了，这场持续百年的博弈，才慢慢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