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口村志》序
刘志尧
乙巳年正月十六（2025年2月13日），左云城刚刚结束了元宵节的红火热闹，那种街头秧歌和其他文艺节目欢乐喜庆的余韵，仍然给我沉浸。沉浸之余，我又被另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所感染，黑土口村的乡土作家李日明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黑土口村志》已经编撰成初稿了，村支书李根元邀请我去商议写一个序言，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去了黑土口村，一沓洋洋十几万字的书稿摆在我面前，我为之动情。来前的不假思索这时便有了奇怪的思索：一个乡村农民竟然能写出一部村志？寻根问底应该归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如果不是毛泽东缔造新中国，估计李日明还是个文盲，写村志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估计是个斗大的字不识半个的睁眼瞎，谁还会让你写序？再往深了想，如果不是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推翻旧世界，人民当家作主，普及农村教育创办学校，打下牢固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也不可能有旧貌换新颜的黑土口村，更不值得谈写一部什么村志。中国教育的腾飞得益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潮。
有比较才有鉴别。历史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是有比较和鉴别的。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动荡的变革，晚清的衰落。政治局势处于分裂与战乱，尤其鸦片战争（1840年）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与列强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主权受到严重损害。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内爆发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义和团运动（1899～1901年）等反抗，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了，但接下来的历史更糟糕，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内乱与日寇侵略，中国被打成了焦头烂额。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
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地主占农村人口的10%却拥有70%土地，农民受高额地租的剥削，饥荒频发，传统经济严重解体，再加上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腐败滥发货币，物价飞涨，恶性通胀，民心丧尽，经济濒临崩溃。
悉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库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农村贫困，90%的农民住漏雨的土坯房，晚上有的人家点不起油灯，人均口粮占有量每天不到一顿米饭，每5万人才有一张病床，医疗资源几乎为零，婴儿夭折率超过20%，人均寿命仅为35岁，文盲率超过80%。工业基础连薄如蝉翼都算不上，使用一枚铁钉都得靠进口，称“洋钉”。城市工人受资本家剥削，买办阶层依附外国势力压榨苦力。中国妇女地位更是低下，裹脚、包办婚姻成为普遍现象。面对当时最真实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国家需要从负数开始建设”。
然而，中国大难不死，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等策略整合力量，终结了旧秩序，开启新纪元；最终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铲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清除了一切污泥浊水，国家主权独立，摆脱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
新中国成立，我们从收拾旧山河开始，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有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非凡成就。
从1949至1979年，在极其复杂的内外环境下，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和建设努力，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农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1950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东北边疆安全，提升了国际地位。1950至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3亿多无地农民分得土地，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推行男女平等政策，破除包办婚姻、缠足等封建陋习，推动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1953至1956年，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稳定了国民经济；工业化基础为后续经济腾飞提供物质条件；为稳固农业与水利基础设施，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至1978年的7.3亿亩，粮食产量从1.13亿吨增至3.05亿吨，翻了3倍。
全民教育与医疗卫生得到普及，扫盲运动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以上降至1982年的23%；城乡免费医疗卫生网络全覆盖，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得以全面贯彻实行，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至1981年68岁，翻了一倍。又通过制度变革缩小了贫富差距，提升了全民基本福利，使得社会变得公平 。
1953年国际“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打破国际孤立局面，推动了亚非拉国家大团结；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有了一个和谐环境。
我们还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使人造卫星成功发射飞上了天，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和国防安全的基石。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建设成果是在冷战格局、经济封锁和内部探索的复杂背景下取得的，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参照。
黑土口，一个边塞村落，是中国两千多年曲折历史的见证，是中国近200年灾难深重而涅槃重生的历史见证，更是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历程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黑土口村建设发展也是从负数开始的，全体村民当家做主后，扬眉吐气起来，背负社会主义农村全面建设与发展的希望，真抓实干，负重前行，从实行土改到人民公社成立，人人争做先锋，户户添砖加瓦，为黑土口村这个大家庭贡献着一切，使黑土口村有了学校，有了免费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有了雄厚的集体经济，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道德风尚，建设初始阶段旗开得胜，百业兴旺。以上回顾，是撰写这部村志不该忘记的历史。
撰写这本书是我早知道的。2023年9月上旬，李日明先生受李根元支书的委托就找过我，我确也为他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和资料。但能在这样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史作，很值得信服。何况李日明先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精力已经有限了。
为写序受到邀请，与李根元支书和李日明先生晤面后，我领会了他们的真切意图，回来就准备拟稿。
在动手前，我在琢磨这么一个问题：人们为何要写村志或村史？应该说，这是乡贤人士和有识之士想要做的营生。说到这儿就不要细问了，《黑土口村史》是一位乡贤人士同一位有识之士共同做的事情。
村史，乃村庄的历史记录，作为地方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启示。
我认真翻看了《黑土口村志》初稿，有这几方面的感觉：这部书保存了集体的记忆，记录下了黑土口村的起源、发展、传统习俗、节庆活动、方言故事等，是村民的共同记忆，因而起着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作用，避免因时间流逝或人口迁移导致文化断层；它强化了归属感，通过梳理黑土口村的历史脉络，使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能更深刻地理解“根”的意义，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想常回家看看；在历史记录中，这部书体现出了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微观史视角填补了历史叙事中的细节空白，以小见大，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变迁，可帮助一些史学者们分析乡村社会的运行规律与文化特征做参考。
《黑土口村志》可归类为地方性研究资料，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田野素材，因而具有社会教育与精神启迪的作用，传承了先辈们的奋斗故事、家风家训和传统农耕生产的智慧，并将先辈们的美德与情操包含其中，可为现代人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启示；这部书也记录了村庄经历的灾难、冲突或政策失误，可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警示与反思，对乡村振兴与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通过梳理黑土口村的自然禀赋、文化遗产，为文旅融合、产业规划提供了依据。《黑土口村志》中的集体奋斗精神，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可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增强发展的文化自信，激发内生动力，在应对现代化冲击中，可对抗文化消亡，成为保护方言、民俗、传统技艺的“文化档案”，避免乡村文化被同质化淹没；书中还记录了转型阵痛，如实反映黑土口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失、土地变迁等问题，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现实依据；书成功地构建了地方话语权，打破了“他者”叙事，摒弃了传统历史书写常以城市或精英视角为主的弊端，让普通村民成为历史的叙述主体，还原了基层社会的真实声音。
《黑土口村志》不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活态的文化资产。它帮助村庄在现代化浪潮中找到了独特的定位，既是守护传统的“根”，也探索了未来的“路”。尤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部书的编撰与传播将会成为地方凝聚人心、盘活资源的重要抓手。可以说，《黑土口村志》是边塞农村的历史教科书与活化石。
既然要我写《黑土口村志》序，我就想将我所知晓的黑土口村的大概历史脉络与村望环境说说，将沉淀在这块热土上的历史文化挖掘出来展示于世，将那种波澜起伏、千回百转的历史场景描述出来给人们看，以此激发人们对黑土口村的情感。
黑土口具有长城的意义，是长城的遗存，黑土口村是置于长城口上的一个村庄，是因为有长城才有这个村名的诞生。其诞生的时间应该是2300年前的赵国，赵武灵王修筑赵长城因河流留下了这个口子，后来历代王朝在赵长城基础上修缮垒筑长城，仍然因河流保留下这个口子。
黑土口的黑土，应该是因火山灰土质而得名。火山灰下面是白垩纪红胶泥土质，秦王朝修长城深挖黑土，便把红胶泥挖出来筑长城，因而秦朝把大同长城称为“紫塞”。黑土口是大同长城组成元素。黑土口就是因为地理战略位置重要，修筑最早长城而留下的遗存；黑土口地理环境也很特殊，它在阴山余脉的怀前，阴山余脉是黑土口村的天然屏障，形似马头，俗称马头山，属第三系火山区。遥想6500万年至2300万年前的地壳运动火山爆发，喷发在上空的火山灰落下地面形成厚厚的尘埃，覆盖了1.35亿年前的白垩纪土质，呈火山灰黑色土壤；到第四纪的200万年前，地球的东半球刮起几十级的大风，将新疆马兰的黄土刮起向东风送，覆盖了白垩纪，也覆盖了火山灰，形成了厚厚的黄土高原。然而，黑土口的火山灰没有被覆盖，原因是西面海拔2000米高的马头山成了挡风挡土的屏障，黑土口成了风送黄土的死角，但越过这个死角再往东2公里就落下了黄土，因而那个长城口叫黄土口。
黑土口的边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体现在沿长城城堡的建筑上，向北4公里处有守卫白羊口的保安堡，西南方向13公里处有守卫威鲁堡的威鲁口，向南4公里处有管家堡（灭鲁堡）。其实，管家堡就是针对黑土口设置的，离得稍远是因为堡北有条大河，可以以河据险。
这些军事设施的密布与设置拱卫着黑土口，随时能得到联合应急和应援据敌。
黑土口村西长城（小边）两侧有汉墓群，这应是汉代将士守卫黑土口的重要历史见证。按汉代葬俗规制，5里之内必有城。这个城就是向东1公里的市场城。这座汉城的建置是有双重功能意义的：战时守卫黑土口，和平时与匈奴搞市场交易；但死去的那些将军都埋葬在黑土口，目的是给匈奴震慑。这同边塞城堡建真武大帝庙是一个道理，象征镇守护佑，驱邪避灾，保护百姓。
到了辽代，契丹一统北方，这个黑土口长城险塞，再不需避险御敌，倒是西面近在咫尺的幽州城为黑土口人带来贸易契机。公元982年，辽朝萧绰萧太后在武州川水河岸的焦山寺辅佐12岁的耶律隆绪登基之后，曾主政辽都幽州城。黑土口小小盆地，有御河源头之水加火山灰土壤，得天独厚的种养殖资源为幽州城供应了贸易产品，黑土口村人做买卖产生了许多素封耕读人家，文化人跃居十里八村之首，从此奠定下来人文环境与耕读文化基础。
到了明代，黑土口的镇守据敌作用又被推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朱元璋将元朝的元顺帝赶到草原后，后元贵族仍然有重返中原复辟的企图。明朝考虑到大同镇长城口，认为黑土口最为重要，因而派徐达开国大将军镇守黑土口。为纪念徐达将军的功绩，就将他的驻地命名为徐达窑村。徐达窑紧依黑土口西南。
蒙元大军虎视眈眈，觊觎随时入侵，成了明朝皇帝的心腹之患。于是，将大同镇列为九边重镇之首，沿大同长城部署守军达80万之众。明朝御敌蒙元，首先考虑的是长城以及长城的附属设施城堡与烽燧的加固与修筑。于是重修了大同镇城，对镇城之北长城垒筑加固，又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新筑一道长城，即从内蒙兴和县向西经丰镇、凉城再向西延伸的长城，此长城被内蒙古志书称作头道边。但即使如此，仍感到难以保证大同镇的安全，于是又在大同镇之北两道旧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加筑改造，将大边（外长城）与小边改造成了像一张“弓”的形状的环闭长城。弧形100多公里的大边（外长城）是弓臂，直线33公里的小边是弓弦，大边与小边交会于东边宏赐堡，又交会于西边黑土口，称弓梢（弓槽）。大同北部的这两道长城修筑对接竣工后，人们就称它“大弓长城”。大弓长城有着非常的寓意，小边弓弦上缀满了一枚枚的箭，若有蒙元来犯，弓臂（大边）张开，随时射向入侵之敌。可见古人御敌智慧之含蓄玄妙。
这张大弓长城的修筑，给了黑土口新的防御压力，大弓长城的枢纽部位就是黑土口，稍有不慎或疏忽，就会酿成大祸，弦绝弓毁有担当不起的责任后果。
新筑起的大弓长城，并不见得能完全确保大同镇的安全，修筑城堡、烽燧等附属设施也是当务之急。但这种点缀布局是要经过科学思考与规划设计的，于是设计出了环环相扣的连环套式的防御组合；因而就在这张大弓长城范围内，沿大边与小边共修筑了15座军堡，在小边以南或更靠近内陆的区域，连环修筑组合成镇边、镇川、镇鲁、镇河、宏赐“内五堡”；靠近大边，又连环修筑组合成镇羌、破鲁、灭鲁（管家堡）、威鲁、宁鲁“外五堡”，与外五堡形成纵深联合防御；在大边以南或紧邻长城的外围区域，深入蒙古活动的前沿地带又修筑组合成拒墙、拒门、助马、得胜、保安“塞外五堡”， 外五堡与内五堡的配合打破了单一的线性防御模式，通过“外阻内固”以消耗敌军的机动性，防止其长驱直入。外五堡、内五堡与塞外五堡是明代北疆防御的缩影，其设计融合了军事防御、经济补给和边疆治理的多重目标。这一体系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智慧，也为研究明代边疆政策、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在这张大弓长城内，除诸多城堡外，还筑起400余座烽燧，形成了长城拱卫、烽燧林立、古堡相望、口台互钳、击柝相闻，关塞亭鄣密如串珠的严密防御体系，这种步步为营，层层把关，严防死守战略设施，有了内外联动的防御层级，敌人虽有窥觑入侵企图，但很难逾越入塞。
虽然大弓长城御敌能将入侵之敌拒之于边塞之外，似乎胜券在握；但蒙古大军一旦大举进攻，就专打薄弱环节，黑土口就成了进攻目标。但后方似乎又没有可依托的防御设施，所依靠的御敌力量只能是精兵强将和重兵把守。
纵观历史，黑土口除了军事重要战略关口外，它还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地方，不断涌现的杰出人才应该是这些精兵强将的遗传基因效应。
黑土口一直是被关注的塞口。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后期，曾责令戚继光大将擘画守卫长城韬略，又在黑土口修筑了一座空心箭楼。空心箭楼是浙江义乌兵修筑的。后因1571年的“隆庆和议”签订和平协议开通马市，有了明蒙互市贸易，黑土口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转为贸易关卡。因而这座功能齐全的守口箭楼已不重要了，后来一直也不重要了。空心箭楼因黑土口战略地位下降而荒废，成了一座矗立在大边与小边交汇处的重要文物标志。义乌兵受马市贸易的启发影响，便做起了买卖，并把老家的商品源源不断运输到长城马市出售赚钱。今天义乌能成为国际小商品市场，不能说不与当年的大同长城马市无关。但当时守口将士对它有着特殊的情怀，便当成一个村落住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有祖先义务兵成分的遗传基因，黑土口人有商人机敏的洞察力，做买卖也是行家里手。
黑土口，这个长城的重要关口，曾给了上至朝廷、下至守口将士两千多年的惊心动魄，在所有长城关口上，无疑独树一帜。当历史进程发展至今天，黑土口村上空又飘出了一面独树一帜的乡村振兴的旗帜，与历史成为呼应。
黑土口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必然会产生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人文环境。这个人文历史应该从“金华秀品”说起。“金华秀品”验证了黑土口村厚重的历史文化。
偶尔一个机会，闻知黑土口村民李生荣藏有一块匾额，我心为之一动。李生荣为能保住这块匾，有意打了个躺柜，曾用它做了柜底。2023年9月4日上午，我专程去黑土口看到了藏在李生荣南房的匾额——金华秀品，落款：“为国子监太学生李昇立，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仲春月刻文”。这块木制匾长2米，宽0.8米，边框饰云纹施以金漆，字体阳刻，繁体行书，格式严谨，工艺精湛；但漆面脱落，呈泛黄而袒露沧桑。这块落款清晰，为李昇所立题赠的大匾，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不过，结合其他嘉庆年间匾额的特点及相关历史背景，可以推测出它可能的属性和文化价值。
毫无疑问，国子监太学生李昇是黑土口村人，这块匾是清廷为他所立。那么，国子监太学生是什么身份呢？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也是最高学府，兼具教育行政管理和最高学府的双重职能。这处传播儒家思想的核心阵地被称为太学。
太学先于国子监，为汉代创立，国子监起源于隋朝，原名“国子寺”，唐代确立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兼具教育行政与教学职能，明清时期与科举深度绑定，成为官员储备的核心机构。国子监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清代又加入满汉双语教学。所招学生称太学生，1905年随科举制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
国子监太学生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招太学生的身份 多来自官僚阶层，如明清要求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同时也通过考试选拔地方优秀生员。
太学生成绩优异者可经考核直接任官，其他多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僚体系主力。国子监太学生享有免役、俸禄等特权，社会地位较高。
清嘉庆时期（1796～1820年），国子监太学生，分为贡生、荫生、例监，通过考试选拔的优秀生员称“贡生”，承荫官员子弟入学的称“荫生”，通过捐钱或物资“捐纳”获取资格入学的称“例监”。李昇属贡生，是地方官学通过考试选拔的优秀生员，而他入学国子监，在太学生中脱颖而出，表现更为出色，因而获得了清廷的表彰奖励，为他颁发了“金华秀品”匾额。
金华秀品表明的是珍贵的才华，卓越的品质。这种匾额过去一般悬于大门之上，有钱有势之家也可建牌坊。这是一种荣耀。只有才华和品质卓越者，才有资格得到这种特殊表彰，朝廷才会给他颁发这样的匾额。金华秀品匾，这是黑土口李家的荣耀。
清廷奖励与表彰分物质奖励、考试奖赏、荣誉称号与精神表彰、“优行生”称号和御赐殊荣等。李昇所获御赐殊荣的表彰，这种表彰仪式均放在祭孔大典中，以彰显成绩优异者的荣誉。清朝对国子监太学生的奖励与表彰体系，体现了当时对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视。
当然，优厚的奖励还有晋升与任官，给予学术特权与编修项目的参与机会。部分“优贡生”还可通过特别选拔，如“朝考”可以进入翰林院。还有“捐监激励”，通过捐资获得监生资格者，称“例监生”，虽非学术途径，但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入仕机会，侧面反映清廷对教育资源的灵活调配。估计李昇获“金华秀品”表彰后，他的仕途亨通。
清朝通过多元化的奖励措施，将物质支持、荣誉激励与仕途晋升相结合，旨在培养忠诚且具备才干的官僚队伍。这一体系虽以维护皇权为核心，但客观上推动了学术传承与人才选拔的制度化。但能获得“金华秀品”的表彰谈何容易。
清时，左云县地域面积几乎是现在的两倍之多，东至云冈，西至右玉，南至现在怀仁市的吴家窑，北至现在新荣区的助马堡，约500余村庄，能出一位太学生寥寥无几，凤毛麟角。在历史记录中，张家场乡猪儿洼村在清咸丰年间曾出过一位叫庞志诚的贡生，村人俗称“庞拔贡”；在云兴镇朱村也有一位清时叫阎槐的国子监太学生。再就没听说了。李昇能在这么多村庄中脱颖而出，可见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了不起，黑土口文化底蕴又是多么的深厚。
窥一斑知全豹，通过“金华秀品”见微知著，就可看到黑土口村曾是一个人杰地灵不同凡响的村落。受文化底蕴的奠基熏陶，翻开这本村志，菁英贤才不知凡几。
岁序常易，华章日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当时光流转到新中国成立时，黑土口仍然民淳俗厚，是一个经济向好的村庄。就6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左云县选择最好的村庄让给知识青年安家落户，黑土口就接纳了16名北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也涌现出像李梅等优秀人才。
200万年前的世纪大风挟马兰黄土吹到了阴山，由马头山挡住了不可一世的风魔留下一处黑土火山田园；进入80年代，又一股改革开放之风吹到了马头山前，吹到了黑土口，有水快流也快流到了黑土口。马头山最能感受风头的大小和知晓火山岩矿泉水蕴藏的深度。马头山就是快马加鞭的象征，而且是黑土口的背屏，黑土口人从一大早踢开被子走出门举目可见的就是马头山，这给了他们觉醒的时机。村民李根元初试牛刀出门创业，抓住国家对左云煤田开采的宽松政策契机，在煤矿上熬干了十多年，从一名井下工打拼到拥有一定资产的煤矿业主，最后做梦都没想到，周围人称起他“煤老板”来，而且在当地煤老板中崭露头角。
李根元是时代的产物；然而，在他手里所产出的财物并没有去做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的事情，也不愿被他人蛊惑远离家门去投资，冠一顶奢华的被外地恭维的招商引资的煤炭大鳄，张显那种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派头与风光。
李根元不被别入蛊惑左右自有他的老主意，他梦断黑土口，毅然决然返回故土建设家乡，注册创建山西根源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种养加工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2009年村民们又推举他担任了村支部书记。一个企业家有了村官的头衔，做起村里头的事来更能得心应手；但失去人民公社村委会是没有钱的，欲想建设黑土口，村里有些配套基础工程设施只能靠自己掏腰包。
李根元的根在黑土口，他对黑土口充满情怀，黑土口有他历史的自觉与责任担当，他把黑土口看成是自己的家园，而且要把它建设成公园规模和花园式样的家园。为此，通过修路绿化有了这座花园的林荫道；通过打井引水建蓄水库有了这个公园的湖泊；通过翻新房屋、整治平畴田野，使村民有了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加固+农户参与”的产业化模式和科技规模养羊，使村民兜里不缺钱；通过安装屋顶光伏项目、安排公益岗位等，使贫困户收入长期保持稳定；又通过关心照顾孤寡老人，给了他们养老送终的安慰。黑土口基础设施建设如同城市功能，给了村民生产与生活许多的方便。土地是财富之母，长城也是文化资源，黑土口依托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发展民宿、驿站及康养产业，成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之旅的重要节点；依托毗邻的摩天岭景区、汉墓群等景点，吸引了大量艺术写生和避暑游客，村内建设了集生态养殖、果蔬采摘、水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体验区，并打造“家庭式”的民宿和农家饭店。李根元把黑土口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包揽一起，人人都是公益事业的对象，人们的心灵照进了李根元的慈善。最终黑土口攀上了历史巅峰，是沿长城崛起的一个声名远播，闻名遐迩的乡村振兴的典范村庄。
黑土口有李根元的带动，实现了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跨越。李根元的永久担当与责任感是继续推动黑土口村持续发展下去。
或许是黑土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带来的幸运，或许是耕读人家高雅的文化素养的传承，也或许是受历史国子监太学生文化人的影响，黑土口有了李根元这么个名字。李根元确也要对得起这个不俗名字的分量，根是黑土口的根，元是引用了《易经》开篇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首字。“元、亨、利、贞”四字，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极具代表性的概念体系，在《周易》中既是卦辞，也是解读自然规律与人事变迁的密码。解读李根元，其实也在解读黑土口蕴藏深厚的文化。
元，即原初之始，引申为万物起源。在宇宙论层面象征“乾元”，即天地创生的原初动能；在人事层面对应决策初始阶段的战略谋划。因为四字属概念体系，元牵动着其他三字。亨，通达之运，《易传》称“品物流形”，喻示事物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资源整合与关系疏通；利即和谐之益，指农事收获，引申为各得其宜的平衡状态，强调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对持续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贞，固守之正，有守正不阿的品格，可应对危机与村规民约的维护。
宋明理学朱熹作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智”的伦理化解读；现代新儒家方东美将其对应于创造、贯通、实现、永恒四个哲学范畴。如果按现代应用启示，李根元经历了个人发展、商业管理和生态智慧的过程，他从立志到学习，从实践再到自省，由创业到扩张盈利，再到守成，完成了一个自然生命循环。细细品味分析，以元为首的四字，正符合了李根元的品行。这四个字有其哲学深意，浓缩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特质，将自然规律与人文价值完美融合一起。这种“时位统一”的思维效应，正是《易经》哲学的精妙给李根元作出的解释。冥冥中，这里或许有祖先荫庇李根元的福音，黑土口需要这么一位光前裕后的人才出现。
回顾历史，如果从赵武灵王修筑赵长城算起，黑土口已存在2300年了；但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皇权易主，鼎革之际兴衰交替，黑土口起码有一半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而用于防守的重要关口。因为，黑土口是御河源头支流的流经处，是不可以筑墙的，只能佣兵把守这个口子。战争锻炼了守卫将士的智慧与远见，磨炼了祖辈的坚强斗志与勇气，这种基因的传承成就了今天的黑土口，黑土口呈现繁荣辉煌是历史使然。
黑土口历史是曲折的，但曲折有其曲折的幸运。如果这种曲折与幸运能用文字纪实下来，何尝不是一件幸事。经济是能，建设是型，文化是魂，少了文化或许就找不着北。当然人杰地灵的黑土口既出经济人才或官方人才，也出文化贤才。黑土口需要一位撰写《黑土口村志》的文化人。
也许是黑土口村历史的需要和巧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黑土口村人、乡土农民作家李日明的肩上。李日明先生身手不凡，不负众望，从2023年秋季到现在，费时年半时间完成了这部大作，为黑土口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为左云乡村史填补了一个空白。
李日明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黑土口村农民，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凭借个人爱好文学的兴趣与不断创作的毅力，出版了文学书籍；又凭自己作品说话的实力，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山西作协会员，成为一名农村鲜有的农民作家。当他接受这个重任后，不辞辛劳，热情联系他所有认识的左云史学家请教，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又亲自登门拜访调查了许多知情人。他不会使用电脑，只能靠笔写作，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终于大功告成也。
这部《黑土口村史》的付梓，将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将会照耀黑土口历史，“金华秀品”会为这部书涂上华美瑰丽的色彩，李日明先生也将会随着这部书的传播进入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但绝对是人们对他敬重的记忆。在此，我对李日明先生也表示深深的敬意！
是为序。
2025.3.23
作者：刘志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理事。山西长城保护研究十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