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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维格之歌》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特别录制视频表达追忆之情。郝戎院长说：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东棉花胡同39号，中央戏剧学院东城校区参加刘元声教授的追思会，非常遗憾，我因为公务在身，无法到达现场，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缅怀、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刘元声教授。追思会选择在东城校区多年前上演《培尔·金特》《桑树坪纪事》的实验剧场，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在这个创造戏剧历史的特殊场域，我们向树立起新时期戏剧丰碑的戏剧先行者致敬。在座各位都是元声老师的生前好友、亲密同事、学生，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此时此刻都有要表达的深厚情谊。刘元声老师不仅是当代中国才华横溢的戏剧艺术家，更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着赤子之心，忠诚于国家艺术教育事业的戏剧教育家。感谢刘元声老师为中央戏剧学院教育教学、戏剧创作所付出的一切，我们永远缅怀他。

追思会由刘杏林教授主持。刘杏林教授在主持发言中提到：对于逝者，我觉得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记得他，怀念他，特别是我们把对他精神的感悟传承、继承下去。元声老师逝世以后，我跟高音老师、沈林老师、张慧老师商议了一下，我们都一致觉得应该有一个小规模的座谈，回忆一下往事，聊一下过去跟他的交往，特别是有哪些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或者启发，我觉得这也许也是他的生命的延续，这也很重要。在开始前，我们先看一下刘元声老师的短片。

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我们隔壁的剧场，非常著名的《桑树坪纪事》的舞台当年就在旁边呈现。看着这些，我们很容易怀念、想起在那样一个阶段刘元声老师的贡献。接下来，我先开个头。

前面短片中包括这样一张图片，看上去在技术上非常不完善，但是它特别打动我，因为这张图片里传达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一个是我们1994年国际舞美会议的代表是在这张照片的中心位置，特别是参与的很多学生也在这个位置，而我们令人尊敬的上一代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教授，不是在地上蹲着，就是很随意地站在边上。让我特别注目的是1994年这个会议的策划人、承办人、操作者刘元声老师。他非常低调、谦逊地站在最边上，像是在向大家展示这一幕是他排出来的大戏。这是非常生动、非常有活力、非常重要的时刻。我总想，对于一个学术会议来说，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权力座次、所谓的C位意识，其实在学术会议里并没那么重要。而在这样的活动里边，元声老师比较代表性的、说明了他的态度。

我记得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元声老师牵头带领我们舞美系承揽过两个特别重要的工程。当时的目的是解决普通教师，包括我们系里面的费用和经济条件的窘境。元声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最后主要的收入的大头都用于两次全系的教师分两批出国考察，连管理教具的教辅人员都一个也不落。也就是我们分两批出了两次国，用了这笔费用。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所有这些利益也好、权利或者名声也好，是完全置之度外的。这是在我长期与刘老师交往中，对元声老师印象特别深的他的一个风范。我经常自己想，我也和别人聊，这种价值观是怎么来的。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见识”。“见识”说通俗点就是——他见过。在他长期的家庭、成长、教育的过程中，他形成非常良好的这样一种水准，或者眼光，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刘元声老师除了在这些名和利的方面，他表现出的风范以外，我觉得特别是在专业上，也非常能够看得出来这种眼光或者这种见识。

我想借用第二张图片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和我切身的艺术成长是有关系的。大概是1991年的年初，我在北京人艺跟任鸣导演合作了他在人艺独立导演的第一个戏《回归》，在座的有的同行也有印象。当时这个俄罗斯的剧本规定完全是写实的，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公寓的房间，非常写实。但是我当时和导演特别不甘心于按照剧本的提示做简单的图解或者写实的照搬。在舞台上最终用了一个拆解了的唱机，然后加进去的一些建筑因素和日常生活素材，把它整个用斑驳的金色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戏在1991年初演出以后，有的一些年轻的同行非常支持这个设计的勇气；也有人赞扬说这个戏的舞美在视觉上有可看性；还有人在争论或者讨论它是写意的，还是隐喻的，还是超现实的？自然也有人在说在人艺的舞台上，出现这样的舞台美术或者舞台设计，是不是不合时宜？于是我带着特别忐忑的心情请了元声老师看戏。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楼前碰到元声老师，我非常不安地问元声老师怎么样？我记得元声老师放下自行车准备去坐班，他非常简短地说：“不论怎样，不论如何，重要的是品质和趣味。”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一下就超出了我们一般的观感，或者说前面那些一般的讨论，给了我一个更高一层的提示，或者一个角度。直到今天，刘老师的这个看法一直是我判断、创作、衡量自己创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我觉得非常难忘和非常受益。

第三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我在2019年出版的一本书《布拉格四年展50年》。右边的这个复印件是1992年第一期的我们的《戏剧》院刊，上面有我发表的关于前一年布拉格四年展的述评。1991年的三四月份，中国舞台美术代表团的6个人的代表团，其中有一个名额是中戏舞美系的。原本要参加这个舞美代表团的一位老师因为临时有事不能成行，刘元声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去”。他对我特别重要的嘱托是：“一篇文章，一个讲座。”因为在1991年的那个年代，出国是一个非常稀少的机会，特别是专业领域里的国际大展，所以刘老师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他派我去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其实挺有重量的一个任务，我带着这样一个嘱托去了布拉格。带着这个嘱托，因为要讲座，要写文章，所以除了走马观花以外，我还看了以往大量的文献材料。简单地说，就是做了一些功课。做了功课以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艺术活动、专业展览的重要性，所以从1990年之后一直到今天，我几乎是十多次没有中断地去布拉格，最后的成果就是这本书。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元声老师’一个讲座、一篇文章’的嘱托，始料未及地成为我十多次去布拉格的开始。”可见元声老师对我的派遣也好，给我的命题也好，对我艺术成长的重要性。

下一张照片我想展开说的是，大概是1998年的6月份，我那个时候刚刚有了车，那个年代有车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我接到元声老师的电话，说：“你干嘛呢，开着你的富康来一趟？”他那口气完全不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商谈，来了学校以后，他跟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要到院里工作，希望你承担系里的教学领导工作。”我当时说实话是非常犹豫的，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那些年刚刚开始有了一些社会上做戏的邀约；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了解我的可能知道，我对这种非常复杂的人事关系有点敬而远之，有点怕搅入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行政事务里面。但是元声老师比前面那两次罕见地一再试图晓之以理说服我，最后我只好答应考虑一下，我说让我考虑两天。最后我回去考虑以后，我觉得当时上上下下系里的老师也好，院里的状况也好，我自己感觉还比较乐观，都是比较能够沟通的一些人。而且系里有几位老师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担任这个事情，不要辜负他们，所以最后我就答应元声老师了。元声老师后来汇报到了院里，最后跟我说的一个消息就是：“晓钟老师听说你答应后，很高兴”。我记得特别难忘或者特别清楚的时候，在我担任这个工作以后的第一个学期，做期末教学总结的时候，刘元声老师来了，而且在场。我做完期末教学总结以后，元声老师第一个带头给我鼓掌，给了我特别重要的支持和信心，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对待人在关键时刻给他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特别重要的品质和情商。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1994年的秋天，在上海参加全国的舞美教学研讨会的合影。有上戏、中戏，同时也有电影学院，有戏曲学院，数得着的这几个学校。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排的右下方第一个人就是元声老师。我要说的是元声老师不仅仅是在品质、在学识上有眼光，我个人感觉，他也是一个有生活情趣，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还算青年教师。我们有一批青年教师，蜗居在筒子楼四楼非常狭窄的居住环境里，我记得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个周末，我们是在刘老师的家宴里度过的。他会请我们从生活条件非常差的筒子楼里出席他的家宴，在这个家宴上面，他向我们炫耀的不光是他这个从书柜里边翻出来的古籍的那些线装书，还有他自己特别拿手、亲手做的梅干菜扣肉。

我们这次在上海的重要会议结束以后，接下来的这张图片是他租了一辆大巴车，我们全部中戏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去了当时还不是特别喧闹的水乡周庄，我们在周庄的那个老房子里的合影，左边的第二个人就是元声老师。

最后的这张照片是2016年在乌镇。那一届乌镇，包括张武老师我们一起设置了一个舞美高峰论坛。那次活动，每一代人都在一起，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当时唐斯复老师也好，元声老师也好都还非常健康，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愉快的聚会。自那以后，我跟刘元声老师就在电话中有过一些交流，但是再也没有亲眼见过本人，因为每次去上海搞戏都是来去匆忙，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难忘的纪念。这是我开场，要说的一些追忆和感悟。

我们都是小范围的亲朋好友，可以把想说的都说一下。

当我一走进这个会场，听到《培尔·金特》的“索尔维格之歌”，顿时眼泪就流下来了……看到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做的短片，还有杏林老师刚刚用几张图片引出的很多回忆，栩栩如生，对元声老师的品质做了很好的、形象的解读。我虽然没有像杏林老师那样离元声老师那么近，但是也可以说有过几十年的同学、师生、同事之交。

我们导79入学以后，元声老师是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他是中戏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研究生证是000001号，所以他和我们导79的同学，如同高班同学和低班同学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给我们班做的毕业剧目——《培尔·金特》的设计。

《培尔·金特》剧照

我们导79同学每当谈到自己成为一个导演，都会说排演《培尔·金特》，跟随晓钟老师学习，由元声老师做这个戏的舞台设计，给我们全班同学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基础。《培尔·金特》教学排演有一年多的时间。晓钟老师在演剧上的理念、追求，还有晓钟老师在导演方法和技巧在《培尔·金特》的排演中得到了完美呈现。这与元声老师的舞美设计是分不开的，他的艺术追求和晓钟老师的演剧观念是非常吻合，相辅相成的。可以说，这个戏教会了我们全班同学如何进行导演创作，如何与舞台美术设计等综合艺术各部门同仁合作，让我们受益，获益终生。

《培尔·金特》剧照

我还记得元声老师的硕士论文答辩，是在教学楼舞美系画室。那时候我们班几乎全部同学都去了，那个答辩是从上午9点答到下午四五点，是他和马维丽老师两人作为中戏第一届硕士进行论文答辩。元声老师的论文题目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在那个场合上的答辩有理有据，教授们提的问题有些非常尖锐，他都能够认真地直面、直言回答，而不是迂回退缩。以至于答辩结束后我们都有点担心，元声老师的论文会否不通过？当然，论文还是很顺利地通过了。我1987年的硕士论文就是在这个东厅进行的。作为导演第一个硕士的答辩，也是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导演系老师齐聚，还有很多导演系本科生，我想自己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通过参加元声老师的答辩会，让我有了一种心理准备，给了我一个榜样的力量，以至于在答辩时不紧张怯场……

后来我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以后，舞美系的办公室就在导演系的隔壁。再后来担任导演系系副主任以后，经常就是两隔壁都能听到互相的交谈，经常也会串办公室聊天。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舞美系教师梯队的建设有前瞻意识，舞美系专业多，他几乎每届都会如同下棋一样考虑如何留下或引进优秀的毕业生，当导演系或别的系主任说起教师梯队人才断档时，他就会很得意的笑着怼问：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2014年1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戏剧学科第一次编委会

中央戏剧学院剧场东厅

2002年元声老师调去上戏工作，接触就比较少了。但是我在担任第三版戏剧大百科执行主编的时候，舞美分支的主编就请了刘元声老师和刘杏林老师，使之与元声老师有过见面和几次电话交流，我记得在京召开第一次分支主编会议时，元声老师还从上海赶来中戏（也就是在这个东厅）参加会议。元声老师和杏林老师作为舞台美术分支主编，合作密切，是整个戏剧学科中编撰工作最严谨，也是最顺利的，基本从确定辞条、撰写辞条、审定辞条到最后的编辑出版，都没有出现问题或返工。我想这与元声老师和杏林老师的广博见识、舞美专业的深厚功底与默契合作等因密切相关，使得中国大百科戏剧卷第三版舞台美术分支的编撰工作非常顺利。

我记得公出去上海，偶尔在上戏的校园里碰见元声老师，见到他的时候总感觉非常亲切，就像家里人似的。当得知元声老师走了的时候，我们导79班微信群里，都在自发地怀念他……我们班以全班的名义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悼唁会上为元声老师送上花篮，表示我们班对他永远的怀念。今天我来，也是想代表导79全班同学，也代表导演系的师生，缅怀这位值得敬仰、永远怀念的大先生……

感谢学校，感谢刘杏林老师、高音老师、廖向红老师还有边文彤老师操持，当时很想去上海送别刘元声老师，但走不开，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活动，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坐一坐，实际上是跟刘老师一起坐一坐，真好。

看到讣告的时候，太难过了，但也有欣慰，“中国著名舞台美术家、舞台设计学术奠基人、戏剧教育家”是对刘老师的客观评价。第二天舞美学会也发布了内容丰富的公众号，我都觉得特别好，刘老师应该被更多人认识和了解。

我是杏林老师刚才讲到86综合班的学生。前阵偶然有机会看到当年“建议舞美系、导演系、戏文系联合举办86综合班”的报告，刘元声老师的名字排在第一个，也许这个综合教学实践的设想是刘老师发起的，这只是猜测。86综合班的三位班主任是由当年三个系的副系主任担任的，高芮森老师、鲍黔明老师和刘元声老师都是当年中戏最优秀、最年富力强的专业教师，这个综合班的师资可谓最豪华：全校各系最好的专业老师几乎都为我们上过课。这个班应该也为后来的中戏各系综合教学提供了经验，希望我和同学们最终担得起这个班的培养。五年中，三位班主任全程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那时，刘元声老师经常说：中戏五年能教给你们的，最重要的是学习方法，教会你们去查资料、学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自己解决问题。

刘老师很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学习上的敢想敢做，性格活跃。因为不是舞美系学生而获得的宽容，我的绘画作业和设计作业经常受到他的表扬。大学四年级开学时，我斗胆在学校开过一次个人画展，也得到刘老师的热情鼓励。我喜欢跟刘老师聊天，想到什么就敢说什么，而他总会呵呵笑着，我的话也许常会让他觉得有趣，而他的话则总让我感觉特别新鲜，特别有意思。学生时代有很多中午的时光，我是在刘老师的办公室跟他闲聊度过的，他的脚翘在桌子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爬墙虎的叶片照在他的身上，他经常说话很损但真正慈爱。他当年回应我各种问题的片言只语，在我30多岁40岁以后，直到今天，都会突然在某个时刻想起来，感受着他的现代理念、生命智慧和内在的风骨。

刘老师学养深厚广博，经常可以在不经意中给予我不可多得的指教。毕业后，有次我剧场看戏遇到他，他习惯地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准备写一个清末民初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他哈哈大笑，说你写上海故事，你去过上海吗？我习惯地淘气地回答说：没去过，但我可以研究。他信口说，你要研究清末民初的上海，可以去看看《点石斋画报》。我问《点石斋画报》是什么？他说“《点石斋画报》是什么呀？我认为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然后很潇洒地走了。我跑到中国书店，淘到那套画册，那套画册给我了非常大的帮助，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架上。这套书知道的人可能真的不多。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他桌子上层层迭迭又整齐地摆满了画册。他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都是明朝的画，知道是谁画的吗？我说不知道。他就给我讲起了那些画，从作者到每一幅画的特点和区别……那么兴致勃勃、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满肚子足够悦己悦人的学问。后来他调去了上戏，我去上海出差时看望过他几次，他家里随处可见的家传的书籍字画，珍贵程度应该都够进博物馆，也都会成为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时，他会一脸嫌弃，我会面不变色，他会笑呵呵地浅浅地为我讲解，我每每暗自咋舌，知道什么叫家学渊博。在北京开会时遇到，他送我《舞榭歌台》，一套三本，他的文论，设计和绘画作品，书都不厚，一切看似信手拈来，读之则深感积累、思考的厚度，含蓄而强劲的独立性和独创性。遗憾的是我当时居然没有当场打开塑封，请他签名。

前几年刘老师突然让我给他个地址，给我寄了本书，是他编写的《刘秉璋年表》。以前大家总猜他的身世，作为学生不敢问，读了“年表”知道果然是不一般的。刘秉璋是他的直系祖辈，是晚清重臣。二十多万字的“年表”文字端庄、考据严谨仿佛“古籍”，却又极简明客观，无一句渲染。大约四年前，他打电话来说“有件事要麻烦你”。因为那次他要办的事情，让我知道了他的父亲曾是海内外最大的甲骨文私人收藏家，以一己之力搜集的28000多片甲骨片曾被称作“善斋甲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全数捐给了国家，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借用张武分享的《刘元声家属答谢辞》中的话：“他在古稀之年、欣然告别舞榭歌台之后，便立刻倔强地转身，投入于一项需要倾注他浩繁心血的工作。他发下移山填海的心愿，将早年藏于家中、后于20世纪50年代捐献予国家的两万余片甲骨文中的近两千件精品的拓本，独自一人进行搜集、整理、注释、汇编，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六卷本巨册的全部出版，为此，皓首穷经十余年”……）

刘老师以“移山填海”之愿，做了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也一定大大损耗了他的身心健康。刚才听边文彤讲近年去看刘老师的过程，讲他那么高兴学生们去看他，我非常后悔近几年没能去看望。我的确有点太忙，这几年电话联系很少，春节会发个短信，所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们都太相信他的坚强和强大了，总觉得他是无坚不摧的，是不会被摧毁的，没想到，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他。

我今天特别想说——这是我在刘老师面前没好意思讲出来的：看上去我在他面前一直很自信、很受宠、可以信口开河、烂漫无忌，但其实我在他面前很自卑，我从不会对他讲我升职、获奖一类的消息，我不会告诉他我做了母校的客座教授、博导，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如此自豪，但我不敢、不好意思，跟他的学问、才华、能力、思想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在他面前，我一直以一种没心没肺的样子掩饰着我在他面前自觉到的才疏学浅……

从没听刘老师长篇大论过，他的话从来都很短，然而，这几十年里他点点滴滴的话语，每次见面可能只有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是聊了几句闲天，但都够我“消化”很久，回味至今。

我会永远怀念刘元声老师。

最后，替我们86综合班的几位没能到场的同学转达他们对刘老师的哀悼、怀念之情。

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是，今天一进来，听到“索尔维格之歌”真是受不了，眼泪快出来了。第二个没想到是今天开会的形式，我没想到在庙堂之上的中央戏剧学院会举办这样亲和的一个追思会，请来这些刘老师当年的朋友。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让人触景生情的地方，能和刘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坐坐，听大家聊聊他过去的故事，但没想到我会坐在前排，还有发言的机会。

这个音乐马上就把我带回到当年，这个剧场东厅让我想起来无数次的和刘老师一起愉快的、笑声不断的合作。我现在听到索尔维格之歌的时候，让我感觉刘老师和导79班的那帮同学此时就在剧场里彩排，舞台上索尔维格之歌响着，席鸽（索尔维格）在台上慢慢走着，一个人走了6分钟。晓钟老师当时对她说，你当过音乐老师，你应该知道随着这6分钟音乐你该怎么处理你的节奏。

元声老师，我习惯叫他刘老师。虽然我叫他老师，但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严格来讲我们是师兄弟的关系，他是我的大师兄，在我心里他也是我的大哥一样的存在。在舞美系、舞美界，甚至乃至中国戏剧界，他称得上是一位大人物。他是多年的中国舞美学会会长，他桃李遍天下，他的作品和徐晓钟老师一起，奠定了中国式演出美学的基础。在我的认知里，凡是大人物都是不可近观的，因为离近了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瑕疵。但是我这个师兄你越近观，反而会发现他更多的可爱。你越跟他聊天，甚至听他讲的八卦、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丰富特别立体，特别多层次的那么一个活生生的“大人物”。

记得前几年，我在上海和沈倩跟刘老师一起吃饭，沈倩说刘老师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我也有同感。当然有一部分是他的出身，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这还不足以形容他。我想他身上具备了很多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特质——温良恭俭让。但这还不足以来形容他，因为他又是一个现代的学者，在他身上比如尖锐、犀利、立场鲜明，这些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里不被推崇的东西，他敏锐的观察力与处事果断的风格让记忆尤深。1984年，美国奥尼尔中心主席乔治·怀特到中戏来排《安娜克里斯蒂》的中国版，美国来了一个豪华版的团队，设计是李明觉，服装也是获得过奥斯卡的一个老太太。我是这个团队里的一员，很多事儿至今都记得。为了提前为李明觉的设计做准备，刘老师说：“他的设计惯于使用脚手架结构，到时候给他上工地弄点脚手架估计就够了”。但没想到李明觉带来了一个特写实的、像写实歌剧一样的东西。刘老师特别幽默，他说哎呀咱们功课没做好，但他也没忘了调侃李明觉，说李明觉虽然是大师，但这剧场他都没丈量过，他做的这个20多米长的大驳船在侧台根本放不下，怎么办？他一点都不慌，给它来了个一分为二，左右侧台一边放一半，推上台再拼到一起。除了工作之外，我们闲时也聊老外的八卦，比如刘老师说，海勃你发现没有，李明觉的经济状况跟导演和灯光服装那些人比好像有差距。因为那几个人住北京饭店，他和太太则选择住更便宜的民族饭店，因为他要供两个儿子上大学，但大多数美国家庭可不是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费用一般是靠教育贷款。这件小事不但说明了他随时在关注着文化上的比较，也反映出他在当年开放初期那种轻松自信，特别平实放松的心态。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还有一件事，当时我留校以后一直想出国，那个时候出国是一种风气，戏剧学院偶尔也有交换的名额。在83年的时候学院选派刘元声老师到耶鲁去培训半年，当时我记得晓钟老师说，他的岁数比较大，为什么还选他去？我们是要选择一个有经验的人去搭桥，等他把桥搭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源源不断地来进行交流。半年以后他回来了，但他对我们说，中国跟美国的教育体系不一样，他们（当年）没有互派这一说，你想去你自己去考去联系。这些话我感觉像被推了一把，认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出国梦，你就得踏踏实实地去背单词，去好好地努力，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刘老师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这里反映了他的品质。他拿得起，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无论是文笔，还是他的设计作品都是响当当的，如刚才说过的桑树坪、培尔金特等等，还有刚才杏林提到的，刘老师当时承接了两笔大项目，但这是他为大家谋的福利，毫无私心的还用这笔钱资助老师们出国考察，展现了他的局气，他的气魄，他的举重若轻。

最后我要说的是他的“放得下”，他真正具有“一甩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风骨。2005年美国华纳公司为纪念《卡萨布兰卡》50周年要做一个舞台版的音乐剧，选在中国进行巡演的第一站，准备找北京的或者上海的舞美工厂制作布景，按当时的规模那可是一笔大活，我找刘老师接这个活，但他却说，我现在不干这个了，你找严龙吧。第二件事是他70岁的那一年，我在洛杉矶合作过的一个导演，他是迪斯尼乐园的艺术总监，当时正在筹备上海的迪斯尼乐园，里面有十台演出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要找一个人做艺术总监，我又一次推荐刘元声老师，但他又一次推辞并推荐了另一个上戏的年轻教师。我觉得现在这种品德非常难得，他以一种谦让和提携后辈的精神拒绝了财富的诱惑。我觉得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尤其当我们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懂得退让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值得我们怀念的故事太多了，比起他我觉得我们差得太远太远，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我1991年回国后和刘老师相识。今天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些抬杠和聊天。抬杠是在食堂吃午饭时，酣畅淋漓，乐此不疲。聊天，下午在研究所，沏上一杯茶，天南海北。我浅薄无知，常发怪论，他专业知识深，成就大，可从不讥讽嘲笑或不耐烦，而只是平静温和地说出他的见解，这时他的实践经验和学问知识帮助我窥见了戏剧艺术的堂奥。时不时，刘老师会过来喊一声：“舞美系餐聚，来吧”，口吻如此家常。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剧院如家”的体验，当时只道是寻常。

      曾经我在院外和朋友们搞些戏剧实验，难免风议，刘老师从不置臧否，一天，刘老师在研究所喝茶时淡淡地说道：“我在唐老师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文件，提到了你们的实验。沈博啊，搞两个戏就一定要在一份文件里被提两次吗？” 作为领导刘老师可以找谈话，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刘老师的这次提醒让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位良师还是一位益友。

      刘老师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让、冲淡平和，在原则问题上坚定沉毅又不失风度。刘老师担任舞美界领导时，我有时会协助他处理一点涉外事务性问题。我自己留学时，常因窗外关于国家民族问题的争论而心绪不宁，回想起来，这是因为自己中气不足。而刘老师在对外艺术交流中自然流露出自信和从容。自信应该是来自血脉传承。从容应该来自家学濡染。这种气度的背后是常为文艺界俗众因无知而鄙夷的家国情怀。固然，现实中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刘老师恰恰生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