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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在常熟设立的侨置县
文 / 胡燮敏
常熟在历史上曾有过海虞、南沙、琴川、常熟等称谓，之外，还存在过郯县、朐县、利城县。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还是值得一提的。
原来，这三个县是侨置县。《重修常昭合志·沿革志》记载：“东晋割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三县，寻移去。以南沙乡为南沙县，属晋陵郡。”
南朝梁武帝年间发生“侯景之乱”，原晋陵（今常州）几经屠城洗劫，损失极为惨重。到陈霸先时晋陵已经无力承受作为郡治的职能，而陈朝的行政区划更是乱了套，“郡县废立无数”，隋初就干脆把晋陵郡治迁到常熟，升常熟为州，始称常州。“常州”名字开始为世人所知。后来移常州理于晋陵县（即今常州），但“常州”这个名字一直被保留下来，但很多人不知道“常州”这个名字其实当初是随常熟升格为州而来的。
永兴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307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308年，刘渊正式称帝。
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晋军10万余人，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
永嘉五年（311），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不久，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建兴四年（316），匈奴兵攻入长安，西晋至此宣告灭亡。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古代东亚大陆史上，江南地区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政权流亡首选地。汉语圈的人们常常用“衣冠南渡”来描述这个历史现象。最早的“衣冠南渡”，指的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司马睿与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中原士族从洛阳南逃，在江东豪强的支持下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的事。
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在建邺（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
《晋书·地理志》：“永嘉之乱……流人相率过江淮。（元）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永嘉以后，为避战乱，晋室皇族南渡长江，郡县的官员、富户及部分百姓也随之南逃。
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一带），秦置。《太平环宇记》称：秦始皇东巡至朐山。城以“朐”命名，称朐县，县内的人称为朐人。北周建德六年（577），把朐县改为朐山县。海州是连云港的古称。海州城南，有大小九座独立的山体，总称锦屏山，锦屏山就是古代的朐山。
坐落在虞山南侧的尚湖，原名“山前湖”。由于处在城市的西边，常熟的老人们，则索性把它称作是“西湖”。
穆帝永和年间（345—356），随着东海郡迁移到京口（镇江），三县也随之迁移到京口（镇江、常州一带）。《琴川三志补记》“利城，宋元嘉中迁治武进之利浦”。南北朝时，宋元嘉八年（431），郯县、朐县、利城县得到实土。隋朝开皇九年（589）废。
东海郡，一名郯郡、东晦郡，秦代始置，郡治在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西汉时其辖境在今山东省临沂市与江苏省北部、安徽省天长市一带，属徐州刺史部。东汉、三国魏置东海国。西晋复置郡。南北朝时为双方争夺之地。东魏置海州。隋初废，大业中复置郡，治朐山县，领朐山、东海、涟水、沭阳、怀仁五县。唐武德四年（621），废东海郡，置海州，领朐山、龙沮、新乐、曲阳、沭阳、厚丘、利城、怀仁等县；天宝元年（742），仍以海州为东海郡，领朐山、东海、沭阳、怀仁四县；乾元元年（758），复改为海州。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改侨东海郡为南东海郡，治侨置郯县（镇江市京口区），领郯县、丹徒县、武进县、毗陵县、朐县、利城县等侨县，隶属南徐州，南齐因之。梁天监元年（502），改南东海郡为南兰陵郡。南陈复为南东海郡。隋开皇九年（589）废，入润州（今属镇江）。
虞山位于常熟古城区的西北部，半入古城，古名乌目山、海隅山、海巫山。因状如卧牛，又称卧牛山。仲雍（又称虞仲、吴仲、孰哉）卒后葬于乌目山东麓，山因此改名为虞山。
乔迁来江南的北人被统称为侨人。《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侨人”这一概念，广义是此地移住彼地者，也指东晋南朝疆域内的北方侨流人及其后裔。
北人大都按宗族系统集体南移。其宗族系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由于各个家庭间亲疏贫富的不同，内部有阶级、阶层的区分，故宗族纽带并非十分牢固。但在流徙过程中，“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则加强了一个个家庭间的联系，又使宗主与族人的关系愈加密切，发生主从关系；另外，一些没有能力自保的散户依附随行，从而扩大了流徙集团，及至定居他乡，与土著主客相抗，欲求立足，欲保安全，尤需倚仗宗主与集团的力量。于是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人群，遂逐渐结成不可解散的、牢固的“乡族集团”。
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势力的大族、将帅，下面有各级小帅起辅佐作用。
应该说，这些侨流人口不仅给当地提供了劳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流民南迁本是避难，多数有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愿望。因此，侨州郡县的户籍是临时性的，享受免除徭役的优待。
西晋统一全国后，全国划一的正式户籍是黄籍。《太平御览》卷引《晋令》云：“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所谓黄籍，因户籍登记在经过染色变黄的纸上而得名。《齐民要术》卷三说这种纸“活虫不生”，便于长久保存。除了黄籍外，当时再没有别的户籍了。
东晋政府为了照顾侨户“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的希望，没有把西晋永嘉之乱后出现在南方的侨户编入当地土著户籍，“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
东晋时期有句谚语“王与马，共天下”，指的是以王导、王敦兄弟为首的琅琊王氏，与司马皇室形成微妙的权力均势，出现了士族门阀与皇权共治的格局。
于是，东晋从咸和（326—334）中实行“土断”。到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最后一次“土断”，历时230余年。
门阀士族拥有优厚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凭借门第，自可平步青云，轻易位至公卿。当时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职基本上都由士族担任。他们兼并土地，封固山泽，荫占佃客，役使奴隶，过着寄生生活。
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侨置县的记述不多，仅见晋代僧人支遁《咏利城山居》诗一首。
发表于《苏州日报·老苏州》2015年11月20日，收录于胡燮敏《紫藤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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