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毛主席曾经预言：“抗战的第四周年将会是最艰难的一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若从这一年开始算起，那么第四周年便是1941年，但是对于山东而言，最艰难的一年并非1941年，而是1941年与1942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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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山东的抗日力量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导致这一损失的源头，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山东根据地长期存在的管理矛盾。
即罗荣桓主军事，朱瑞主政治的二元化管理结构，互不统属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反应迟缓，在后世很多人将山东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朱瑞的“争权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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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此前两篇文章我们已经系统的阐述了山东问题爆发的原因和过程，罗荣桓与朱瑞之间也不存在个人矛盾。
朱瑞本人，甚至在1942年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若说他不心向革命，那也太离谱了。
只是问题既然存在，就必须要解决，刘少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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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意解决山东问题
1941年8月，中央军委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的，罗荣桓主军事，朱瑞主政治的二元化管理结构调整，仍然没有解决山东领导层的团结问题。
这一点就连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是承认的，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多年来都从未真正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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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0年以来，日寇对山东根据地的“扫荡”却在不断的加强，仅1940年一年就进行了多达29次大规模的扫荡。
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山东分局，一一五师，以及山东纵队三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如何进行“反扫荡”的策略以及具体群众工作等问题都产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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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日，山东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朱瑞在致电党中央时，也一反常态的承认了自己工作的失误，并且坦诚其中最不到位的就是群众工作的落后。
1941年底，日军出动5万大军对沂蒙山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根据地方面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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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至此，山东集中统一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1942年2月2日，陈光，罗荣桓，陈士榘，萧华联名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党中央，提出对山东分局领导，也就是朱瑞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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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表示“绝不是由于在困难中来抱怨，我罗荣桓负主要责任”，按道理说这样的表态已经非常的中肯，非常的给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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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朱瑞仍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并强调此时进行这种批评，“是不合适的”，因为两人争论的升级，这才有了2月4日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致电：“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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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
事实上，此时对朱瑞不满的可不仅仅只有罗荣桓等人，党中央对朱瑞同样是不满的，所以才会让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的途中，专门去一趟山东。
1942年3月3日，毛主席分别致电刘少奇，陈光，罗荣桓和朱瑞，就山东问题做出指示，再给朱瑞的电报中，毛主席强调“近年来的工作，在旧的基础之上，曾有若干新的开展，这是好的一面”，但“亦有严重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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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
在致电陈光和罗荣桓的电报中，毛主席明确表示，山东军事的统一指挥工作，仍然要交给你们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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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主席也指出，一一五师于1941年12月2日对山东纵队的指示，言必“必须”，“立即”，态度不好。
而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主席则表示，希望朱瑞随刘少奇一起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接任，至于罗荣桓和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之间的分歧，请刘少奇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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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央已经下定决心，以罗荣桓取代朱瑞，彻底解决山东的班子问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做出这一决定的时间，是在刘少奇赴山东之前，也就是说中央的这一决定并不取决于刘少奇在山东的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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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刘少奇在赴山东后，是对朱瑞做了许多批评的，很多人认为正是刘少奇的批评，决定了朱瑞的任免。
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了对朱瑞的任免，才有了刘少奇的批评，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倒果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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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就连山东省委书记黎玉都对朱瑞有所不满，他认为分局迟迟无法进行二五减租减息，是民兵和群众无力也无动力反扫荡的根源，同时也是山东兵源不足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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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发现的问题
在刘少奇来到山东之后，更是发现山东除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之外，竟然出现了第三支同我党关系密切的武装，即“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朱瑞显然对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认识也不够明确！
该武装是山东的开明士绅和部分开明地主在党组织的支持下，由其政治组织“山东国民党抗战同志会”所控制的下属武装，该武装也控制了山东的部分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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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看来，这一武装本就应该团结于党的旗帜之下，以独立方式存在，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可见朱瑞在山东的群众团结工作和统战工作，确实做的不到位！
刘少奇认为，朱瑞问题有三，其一是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很多“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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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
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
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成立一周年时，朱瑞准备让谷牧到场讲话，还说“你讲些什么，需要请示一下少奇同志。”
谷牧便找到刘少奇，刘少奇问：“这件事，分局讨论了吗？”
谷牧回答：“还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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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有些不高兴了：“分局都没有讨论，我发表什么意见？这么大的事情，分局不讨论，那你们应该讨论什么？”
谷牧赶紧回答：“我把您的意见立刻报告给朱瑞同志，这个纪念会是否推迟一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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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又说：“明天是人家的纪念会，你有什么资格让人家推迟召开？”
一连串钉子搞得谷牧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刘少奇是觉得朱瑞路线有问题，7月下旬，刘少奇又挑明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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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工作，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路子走下去，再过两年，我就送你们一块匾，上书六个大字’右倾机会主义’！山东对敌斗争如此紧张，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建设，根据地假设和对敌斗争上，而是热衷于搞什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你们非得栽大跟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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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朱瑞其实是“留苏派”，王明失势前，“留苏派”是党的主导力量，王明失势之后，“留苏派”的影响力便大不如前。
仍然留在党的关键领导岗位上的“留苏派”，要么已经同错误思想划清界限，要么干脆就没有向王明靠拢，朱瑞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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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留苏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朱瑞身上同样存在，那就是相对教条，按照主席的想法，山东建立由罗荣桓主导的领导模式，陈光和朱瑞这些干部都要带回延安接受教育。
但是刘少奇在实际调研山东后，认为朱瑞在山东的威望仍然较高，不宜带回延安，而是应当留在山东辅佐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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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刘少奇和朱瑞谈话持续整整三日，最终彻底解开朱瑞的思想疙瘩，让其认可党的方针，也认可了罗荣桓，山东领导问题就此被刘少奇彻底解决。
1962年，毛主席曾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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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对罗荣桓也很满意，回到延安后还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把罗荣桓安置在山东，真是知人善任啊！现在，罗荣桓的资历在四位分局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由他独撑山东，实在是太难为他了！”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选帅”风波》 中国共产党网
《国有疑难可问谁——罗荣桓与毛泽东》 何立波
《罗荣桓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