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因集体主义和物质条件的特殊性，留下了许多带着时代温度的记忆。这些事或许朴素，却深深烙印在亲历者的生命里，也反映出那个年代的精神特征。
农村社员每天听着生产队的哨声出门，男人们扛锄头、挥镰刀，女人们拾麦穗、摘棉花，孩子们放学也会去地里 “捡遗漏”，凑够一定数量能换半分、一分工分。年底算工分时，全家围坐看账本，工分多的家庭能多分点粮食和现金，那是最实在的骄傲。
农忙时集体抢收抢种，全队人排着队插秧、割麦，地头有人送水送干粮，广播里放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累了就躺在田埂上歇会儿，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偶尔有技术革新，比如用牛拉犁代替人力，或试着用新式播种机，全村人都围着看新鲜。
城市工人常参与生产竞赛，车间墙上挂着 “比学赶超” 的锦旗，为了完成超额任务，大家自愿加班，晚上车间灯火通明，食堂会加一锅热汤面当奖励。师徒关系亲如家人，老师傅手把手教技术，徒弟端茶倒水、帮师傅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
粮票、布票、肉票、糖票、肥皂票…… 每家都有个票夹子，夹着花花绿绿的票证。大人会把用不完的票攒起来，过年时换点紧俏货，比如用布票扯块红布给孩子做新衣服，用肉票买两斤排骨炖一锅，香气能飘满整个院子。
物资短缺时，关系很重要。邻居阿姨在供销社上班，会悄悄给相熟的人留一块肥皂；爸爸单位发了工业券，能换一辆自行车，街坊们会来围观，说 “你家运气真好”。这种人情往来没有功利，更多是能帮就帮的淳朴。
那时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很多家庭的梦想。小伙子结婚，若能凑齐 “三转一响”，比现在的豪车钻戒还体面。收音机里常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一家人围着听新闻、听样板戏，是最温馨的娱乐。
没有电子产品，孩子们自己创造快乐：滚铁环、打陀螺、玩弹珠。女孩子们则爱跳皮筋、踢毽子，嘴里念着 “马兰开花二十一” 的口诀，从白天一直能玩到天黑。春天在田埂挖荠菜、摘榆钱，回家拌玉米面蒸窝窝；夏天去小河摸鱼、爬树掏鸟蛋；秋天捡麦穗、摘野枣，揣一口袋甜滋滋；冬天在结冰的坑塘上打滑溜，或堆个雪人，用煤块当眼睛、红布条当围巾。
学校组织 “学农劳动”，孩子们去生产队拾麦穗，中午在农家吃饭，一碗红薯稀饭配咸菜，吃得香极了。“红小兵” 戴红领巾，列队唱《东方红》，去烈士陵园扫墓时，会偷偷把兜里的糖块放在墓碑前。
城市里的筒子楼、大杂院，一家做饭全楼香。张家包了饺子，会给隔壁李家端一碗；李家孩子没人接，王家阿姨顺手带到自己家吃饭。谁家买了新东西，全楼人会挤着来看，像过节一样热闹。
农村盖房不用找施工队，生产队会派工，街坊邻居自带工具来帮忙，男人们搬砖垒墙，女人们做饭送饭，孩子在边上跑跑跳跳，很快就能把新房盖起来。主人家只需管饭，一顿白面馒头配白菜炖肉，大家就吃得乐呵呵。
若谁家有人生病，生产队会派 “赤脚医生” 来看，邻居们会送鸡蛋、红糖；若遇灾年粮食不够，大队会调剂口粮，谁家有余粮，也会主动接济更困难的人家。那时的 “人情味”，是 “你有难，我搭把手” 的本能。
学雷锋、学王进喜、学焦裕禄是热潮。孩子们学雷锋做好事，帮老人挑水、扫大街；工人们学王进喜 “铁人精神”，再苦再累也咬牙干；干部们学焦裕禄亲民，下乡时和农民一起盘腿坐炕头，聊家常、问冷暖。
知青下乡时，背着行李唱着《知识青年之歌》，虽然条件艰苦，但很多人真心相信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会教老乡识字、帮生产队搞科学种田，夜晚在煤油灯下写日记，畅想未来的农村会更好。
那时的快乐很纯粹：分到新粮时的踏实，孩子穿上新衣服的雀跃，集体看露天电影的热闹，甚至只是雨后空气里的泥土香、夏夜院子里的蝉鸣。人们对物质要求不高，却对明天有笃定的期待，相信劳动能创造一切。
这些回忆，带着粗粮的质朴、汗水的咸涩，也带着人情的温度、理想的光芒。它们或许因时代局限而显得简陋，却记录着一代人在艰辛中彼此扶持、为集体奋斗的日子。对亲历者而言，这不是怀旧，而是生命里一段沉甸甸的时光 —— 那里有他们的青春，有不掺杂质的真诚，也有支撑他们走过风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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