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是以石英砂（SiO2）为主要原料，以自然纯碱（Na2CO3）、草木灰（K2CO3）或铅丹（Pb3O4）为助熔剂，石灰石（CaCO3）为稳定剂，经熔融、成型的非晶态无机物[1]。石英砂熔融温度在1700℃以上，古代生产工艺不可能达到如此高温度，但工匠们发现，加入纯碱或石灰等助熔剂后，烧成温度就能降至1000℃以下，故玻璃的实际烧成温度在800℃~1000℃之间。
在古代中国，玻璃亦写作玻瓈、颇黎等，又称陆离、流离、琉璃[2]等，如屈原《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3]，以“琉璃”使用时间最长，初见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桓宽著《盐铁论》：“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4]而“玻璃”一词源于梵语，如后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译《妙法莲华经》[5]，本意水精（晶）[6]，引申为玻璃等人造宝石。历史上，“琉璃”“玻璃”混用，且“琉璃”多意，如有色半透明的玉石、低温烧制的铅釉陶制品和人造玻璃等，本文限指后者。
“玻瓈与琉璃，渊源似甚近”[7]，西方玻璃和中国琉璃属于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中国琉璃起源有一定神秘性，佛教尊崇琉璃，也是伊斯兰教的物化载体。中国琉璃具“仿玉”特性，玉所承载的信仰和礼仪文化也在琉璃上传承。
商周时期的琉璃
西方玻璃萌芽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前。据现有资料，起源地中海一带。相传，有艘货船在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停靠，人们在堤岸埋锅造饭时，用船上装载的硝石等碱矿石架锅，沾着细沙的碱矿石被火烧而流淌出透明液体，这就是原始玻璃的由来[8]。因天然碱（Na2CO3）助熔，西方玻璃主要为钠钙配方（Na2O-CaO-SiO2）。
中国琉璃稍晚。一说冶炼青铜偶然获得[9]。商时，以孔雀石为原料制铜，以木炭为燃料，冶炼温度1000℃。孔雀石含硅，经掉入坩埚的木炭灰烬（氧化钾、氧化钙等）助熔，蓝绿色、半透明的硅化合物即原始琉璃就出现了。另一说，是烧制原始瓷器时，草木灰釉给予的灵感[10]——草木灰中的氧化钾将陶器表面的石英助熔，生成二氧化硅的化合物。故商周琉璃是“钾琉璃”（K2O-Al2O3-SiO2）。
琉璃、陶瓷“近亲”。由于冶炼温度低、方法不成熟，原始琉璃并非完全的玻璃态物质。一种以石英砂为胎，表面有釉的“釉陶”称“釉砂”，西方称“费昂斯（faience）”,另一种未完全烧融的石英砂和釉的混合态称“玻砂”。
商周时期，原始琉璃常与玛瑙等玉石或蚌贝连缀成串（图一），是稀有的贵族佩饰。
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大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学盛行，随着炼丹术的精进，人们以氧化焙烧方铅矿的方法制取铅。铅，这一重要的助熔剂渐渐地引入琉璃生产中，因为方铅矿、重晶石共生，引入铅的同时引入了钡[11]，故此时中原琉璃主要是“铅钡琉璃”(PbO-BaO-Al2O3-SiO2-R2O)。
这一时期，琉璃技术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涌现大量形制丰富的珠类，二是出现了纯琉璃胎的产物，三是形成“仿玉”的中国特色。
（一）珠类
1.琉璃泼墨珠（图二）
这类珠饰的本色是淡淡的湖蓝色或绿松石色，表面游走着极深的黑色墨线，显得雅致飘逸、恣意奔放。它的制作工艺与一般琉璃珠相同，为“铁棒缠丝法”，即在铁棒上缠绕熔融状态的琉璃丝，琉璃冷却前在凹形模具中滚动而成。不同之处在于，在铁棒滚动过程中，工匠施加墨彩。可见，审美品位已经跳脱出一味追求纹饰图腾似的象征意义，追求更抽象、更优雅的艺术境界。
2.西方的“眼珠”与中国的“角锥珠”“星纹珠”
春秋战国时期，出土最多的是琉璃眼珠，因形似蜻蜓的复眼，国人称“蜻蜓眼琉璃珠”（图三）。制作工艺是在琉璃熔液将凝未凝的瞬间，按照设计图案，在珠表面附着彩色套环形成花纹，花纹或阴刻，或凸起，或彩绘，色彩丰富。这种珠源于西亚、北非地区的“恶眼意识”，当地人信仰佩戴眼珠护符可以吸收恶眼的注视之力，抵御恶眼诅咒。蜻蜓眼琉璃珠诞生在古埃及，之后携“护身符”的吉祥寓意，经游牧民及商贩传入中国。它被串作饰品佩戴，或点缀在衣带钩、剑柄、铜镜等物品上。
当沿着草原之路传入中原后，蜻蜓眼琉璃珠迅速被仿制并超越。因此造成了东周早期的蜻蜓眼珠为钠钙玻璃材质，后期出现了铅钡琉璃材质的现象[12]。不仅如此，纹饰上，匠人由模仿西方的“眼纹”，到逐渐创新出“角锥”“星纹”等（图四）——国内匠人依托西方蜻蜓眼珠的器型，制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13]。
（二）纯琉璃胎大型珠
工艺进步使琉璃突破“釉砂”“玻砂”的瓶颈，诞生纯玻璃态制品。
1992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商王村战国1号墓出土一颗直径约4.2厘米的大型琉璃珠（图五），蓝绿色，光素无纹，中有圆孔。光照下，它整体通透，宛如一颗冰蓝水球。它的体积之大、材料之纯、成色之好极为罕见，也佐证了东周时期山东淄博较为发达的琉璃冶炼技术。
（三）“仿玉”的中国特色
最初，琉璃“仿玉”的效果并非有目的制造，而是受制于工艺条件。除方铅矿之外，还加入含磷的铜矿渣助熔，磷能促进晶体分相，与钡、铝一起成为这时期的乳浊剂。这时的乳浊效果是综合乳浊——因未熔颗粒、微小气孔，冷却后析出晶粒、二液分相等原因造成的乳浊。这一特色恰好迎合了周人尚玉的价值观。因此，战国时期的琉璃器，往往作为玉的替代品被推崇，发挥着玉的装饰、礼仪功能。
1.耳饰
出现于新石器时期的耳饰，主要为耳珰、耳玦，佩戴时，直接穿入耳垂上的耳孔。“耳珰”主要分“蘑菇头形”和“平凹喇叭头形”两种造型[14]（图六：1、2）；“玦”是一种形似环而有缺的饰品，可饰耳、饰鼻， 还可作项饰或坠饰（图七）。
得益于周朝的“衣冠制度”，虽然“穿耳”现象依然存在，但只有少数“玦”还作为耳饰，多数作为佩饰及礼器。
汉代，“玦”作为耳饰退出历史舞台，耳珰占据主流，汉乐府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有“耳著明月珰”[15]句。较之前的直接“穿耳”佩戴，该佩戴方式更加优雅含蓄，多是以今人佩戴耳坠的方式，将耳珰垂挂于耳孔中。
流行于汉代的耳饰还有“瑱”，又名“充耳”（图八）。初用于充塞耳孔，后悬于耳畔。男子的瑱一般作为冕冠的附件；女子的瑱一般是“簪珥”，即把悬有瑱的丝绳系于发簪之首，插簪于髻，悬于耳际。它提醒人们不可妄听，为人做事要谨慎、自重。
2.琉璃璧
战国晚期是琉璃璧流行的高峰期（图九）。“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16]，璧是中央有孔的扁平状圆形器，边沿比孔径宽者称“璧”，孔径是边沿两倍者称“瑗”，边沿与孔径相等的称“环”。“圭璧，以祀日月星辰。”[17]玉璧是祭礼上天的器物，礼器“六器”之一。除这一用途，它还可用于佩戴、赠礼、随葬。直径10厘米以内，一般是佩戴的饰品；15厘米以上大型璧专作礼器或陪葬用。琉璃璧通常是玉璧的替代品，汉武帝曾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18]。
3.琉璃环
“聘人以圭，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19]，玉环是常见饰品，“环”同音“还”，故玉环是表示和好的信器。考古发现，玉环大型者常套于臂，中型者多置于腰的一侧，小型者套于指骨之上或放于头骨附近，或含于口中。琉璃环为玉环代用品，也就是说，大型琉璃环可代镯用，中型可作佩饰，小型当指环、耳饰和代作含殓之物用。
不管是小巧的琉璃饰品，还是较大型的琉璃璧、琉璃环，器型都十分规整。这是战国时期引进了青铜器的“范铸法”[20]：先制作琉璃器的泥范，也就是模具，将二氧化硅、铅化物、钡化物等琉璃熔液倒入泥范中，待自然冷却，用两面泥范压制出形状。纹饰也参考了青铜器、玉器，主要有乳钉纹、蒲纹、谷纹等。
形制丰富的汉代明器
进入汉代，灵魂不灭的观念催生厚葬之风，以玉殓葬成为丧葬礼俗中重要且独特的环节之一。作为替代品，琉璃琀蝉、握猪、衣片等葬饰形制丰富。
（一）琉璃琀蝉（图一○)
古人爱蝉，因其居于高树上餐风饮露，有“居高食洁”的美德，且其“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21]借其清虚识变，取意弃俗登仙。蝉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得到先民的垂青，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均有玉蝉出土。那时玉蝉多有穿孔，或多为佩饰之用，延续至西周。
汉时，玉蝉不再是组佩饰的构件，渐成为殓葬所用九窍玉之一，为置于逝者口中压舌的“口琀”。应运而生的琉璃琀蝉承袭了玉蝉的“汉八刀”雕工，即表面琢磨平整，以平直有力的线条雕刻，如用刀切一样，寥寥几刀，粗犷有神。
除随葬用的琀蝉外，还有缝在帽子上的冠蝉、佩蝉，所谓“加以冠冕，则其容也”[22]，以其“文、清、廉、俭、信”之“五德”规劝自己，此类同样有琉璃质地，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二）琉璃握猪
古人认为逝者不能空手而去，要手握财富与权力。新石器时代流行手握兽牙，商周时期流行手握贝币，汉代流行握猪。因自原始社会起，猪是主要家畜，是财富的象征。汉字“家”是一象形字，宝盖头下是“豕”字，意为“猪”。先民往往以随葬猪的数目来衡量墓主人财富。汉墓中逝者握猪，寓意财富相伴相随。
（三）琉璃剑饰
琉璃剑饰，即为剑柄与剑鞘上镶嵌的装饰品。一套饰有完整的“四件套”玉饰的宝剑被称为玉具剑，按照从剑柄到剑顶的顺序，依次为剑首、剑格、剑璏、剑珌。
“剑首”为圆形装饰，镶嵌在剑柄底部（图一一）。
“剑格”镶嵌在剑柄和剑身之间，有保护手的作用，也称护手。正视略呈长方形，中部逐渐凸起一脊，侧看为菱形断面。穿孔有长方形、椭圆形和菱形（图一二）。
“剑璏”镶嵌于剑鞘上，它起到把剑固定在腰带上的作用，也称文带。形制为长条形，两端微卷，下方有长方形穿孔，用以穿革带（图一三）。
“剑珌”是镶嵌在剑鞘顶部的直筒装饰。
在汉代以后，随着配剑之风的没落，剑饰退出历史舞台，在明清时期演变为赏玩器。
（四）琉璃柿蒂形饰件（图一四）
“柿蒂纹”是形似柿子花蒂的纹
饰，特点是花瓣有四片且“一尖两弯”。“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23]，柿树的花蒂是果树中最大的。它与果实相生相伴，彼此护佑。以它作纹饰有昌家国、宜子孙的美好希冀。
柿蒂纹盛行于战汉，常见于铜镜圆心、器物盖顶、墓室天井等处。有学者称为“方花纹”[24]，喻作天穹之花、华盖之花[25]，以每个花瓣指向四个方位，后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出八瓣等。
（五）琉璃工字佩（图一五）
这是西汉独创的器形，与“连胜”“司南佩”“刚卯”同为避邪厌胜的饰品——它们并不是作为单独的一件器物出现，而是与其他大小类似的各种器物一起组合成串饰。工字佩为扁平状的方形佩饰，左右打出两道缺口，形状看起来像“工”字，在腰部中间穿孔，用以穿绳佩戴。它的器型可能是从“连胜”的纵剖面演变而来。
西汉盛行膜拜西王母，于是，西王母头上的“胜”形发饰受到人们的追捧。“胜”呈“亚”字形，上下均为外长内短的两个梯形，中间为圆形，圆心处有一圆纽状凸起，是固定连接两个“胜”的横杆所用的“栓”，两个“胜”通过横杆和栓连接在一起，称为“连胜”。佩戴时，中间的横杆贯穿发髻，两个“胜”左右对称地装饰在头部两侧。
“工字佩”形似“连胜”的纵剖面，具体由来，有待考证。工字佩自汉代之后逐渐沉寂，至明清时期，以仿古佩饰再度流行。
（六）紫蓝色琉璃串饰（图一六）
图一六 汉 紫蓝色琉璃串饰 直径0.8厘米 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藏
紫蓝色极为可贵，完全由人工合成而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紫色象征着尊贵、至高无上。
紫蓝色的呈色剂为硅酸铜钡。早在周朝，中国就能制造出紫色釉砂和玻砂。相对蓝、绿和白色，紫色琉璃珠较为稀少。
（七）金箔珠串
以黄金贴片于器物作为装饰在西周时已出现，春秋时流行。金箔一般包覆于铜器之上，称“包金”。汉晋时期，偶有鎏金或是贴金工艺的琉璃珠。
琉璃珠的“包金”工艺可能启发自流行于西方的玻璃“夹金”工艺——将金箔裁切成所需形状后夹在两块透明玻璃之间。因我国古代无色琉璃的透明度不足，不能使用夹金工艺，转用本土贴金特色，虽然同样达到视觉效果，但易受风化脱落。
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琉璃的大转型时期
得益于丝绸之路，萨珊王朝、罗马帝国的玻璃器涌入中原。“沃以热酒，随手破裂”[26]，中国琉璃助熔剂是铅钡，烧成温度较低，有轻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的缺点。西方玻璃以纯碱（钠钙）为助熔剂，以石英砂、长石为主要原料，经1600℃高温热熔成型，硬度更高，质地透明，近似现代的五色玻璃，西方玻璃“光色映彻”，观者皆“以为神明所作”。这一“降维”冲击，拉低了本土铅钡琉璃的生产、销售，“自此，国中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27]
西晋潘尼《琉璃碗赋》赞西方玻璃：“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过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28]——比霜洁净，比水清澈，较金石刚，较美玉硬，磨之不变薄，染之不变黑。主人用它敬酒，客人何等荣耀（图一七）。
可见西方玻璃制品是连王公贵族都难能拥有的珍宝，没见过玻璃“世面”而引发的笑谈屡见不鲜：
如“吴牛喘月”[29]——尚书令满奋、晋武帝司马炎坐谈，殿北窗琉璃屏，晶莹透亮，看似无遮挡。畏风的满奋以为窗户上什么也没有，自嘲道：“臣犹吴牛，见月而喘。”——“我像南方怕热的水牛，误将月亮认作太阳，忍不住气喘吁吁。”[30]
再如“王敦食澡豆”[31]——东晋权臣王敦刚娶晋武帝之女舞阳公主时，在皇宫如厕后，见侍女手捧“金澡盘盛水，瑠璃碗盛澡豆”，误以为是食物，便将澡豆倒入水中一饮而尽——澡豆是豆粉和药制成的洗涤物，用于洗手。
像满奋、王敦这样的贵族都因西方玻璃器而贻笑大方，足见其珍贵。
中国的工匠开始思考、吸收西方玻璃技术。中西琉璃的冶炼技巧在中原交流碰撞，使得我国本土琉璃在工艺和配方上取得巨大突破。
（一）工艺上的突飞猛进
萨珊王朝、罗马帝国的玻璃工艺改善了中国琉璃面貌。第一种是吹制工艺。工匠手持金属吹筒从熔炉中蘸取琉璃液，之后对着吹铜吹气，通过控制吹气的大小、角度等吹成不同造型的“大泡”，用剪刀等工具将其从吹管剪下，冷却成型，进行打磨。可以在模具中吹制，也可以无模自由吹制（图一八）。第二种是铁棒粘接工艺[32]，以铁棒蘸取琉璃液的形式粘合需拼接的部分。这种方法为琉璃的多元化造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两种工艺的借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琉璃制造技术，为琉璃制品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取得巨大突破提供了基础。
（二）琉璃配方的传承创新
中国琉璃工匠学习西方“碱玻璃”（钠钙）的配方，将铅提纯使用，在铅钡配方的基础上，创新出“高铅玻璃”(PbO-K2O-Al2O3-SiO2)。就色泽而言，钠钙玻璃透明光亮，高铅玻璃表面闪现银色、紫蓝色斑点，两者较铅钡琉璃更具光晕变化之美；就质地而言，两者的黏性、柔性更大，较铅钡琉璃更有利于造型。琉璃配方在此时更新迭代。
佛教韵味的唐代琉璃
唐皇室崇佛，作为七宝之一的琉璃成为重要的礼佛供器，大量烧制琉璃器，延续“碱玻璃”和“高铅玻璃”的配方。出土较多琉璃小瓶，有些作香料瓶使用，有些用作舍利瓶（图一九），“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精、马脑、玻梨众宝等造作舍利”[33]，七宝可作影骨舍利，代真身舍利受供奉。琉璃是其重要材料。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琉璃托盏造型采用了唐代流行的白瓷茶盏造型，经成分分析，其“原料来自域外”，极有可能是采用西方技术烧制的本土琉璃器[34]，进一步说明了中西琉璃工艺的互鉴融通。
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宋代琉璃
进入宋朝，琉璃技术广泛传播，生产成本大幅降低。随着技术日益成熟并普及，琉璃制品逐渐打破贵族垄断，走入民间。这些文物生动反映了百姓生活的“烟火气”。同时，人们逐渐接受了外来词汇“玻璃”，开始用之称呼琉璃。
（一）琉璃钗（图二○：1、2）
两股簪子合成的发饰，也是“伤离别”的寄情之物。古人以“分钗”喻“分别”：恋人分别时，将钗分为两半，一半赠予远行之人，以表对重逢之时的期盼和承诺,故有“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35]的描写。
（二）琉璃带板（图二一）
带板又称为带銙，镶缀在腰带上，其材质、数量依据等级不同有严格的规定，是古代官位等级的标志之一。如唐代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才能系金带或玉带[36]。宋代的琉璃带板形制多样，以扁平状的长条形、圭形、桃形为主，镶缀在腰带上起装饰作用。
结语
相较于陶瓷业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信奉不同的行业之神，琉璃炉匠推崇的唯一炉神是“女娲”，信奉补天所用的五色神石就是琉璃。山东淄博作为明清时期全国冶炼琉璃的中心，是炉神文化的发源地[37]。这一神话起源是后世对琉璃宗教特色的再度演绎。
商周至宋辽金时期的琉璃，材料由商周时期的“钾琉璃”“铅钡琉璃”进化到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碱玻璃”“高铅玻璃”；用途从佩饰、礼器进化到实用器皿，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又因其佛供、礼教等文化底蕴，给人以神秘且浪漫的宗教想象。探秘这一时期的琉璃文化，对研究中国琉璃的演变以及古代礼仪、人文历史、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朱月宁，淄博市博物总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代陶瓷与琉璃、博物馆宣教。
来源：文物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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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宋暖：《博山琉璃研究》，齐鲁书社，2016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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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流离》：“……然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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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吴牛喘月”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见（清）钱大昕辑《风俗通义逸文》，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重刻本，第18页。《风俗通义》30卷、附录1卷，现存10卷。
[30]（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征刻本，第21页。
[31]（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卷八《纰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瑞征刻本，第33页。
[32]宋暖：《博山琉璃研究》，齐鲁书社，2016年，第31页。
[33]（唐）不空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之“如意宝珠品”条。实修驿站官网（
http://www./dujing/fojing/mijiaobu/2379.html）
[34]赵建兰：《究竟何物，从何而来：法门寺琉璃器皿的背后》，《中国文化报》2014年4月2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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