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古方国至郡县制的历史演进研究
——秦汉郡治布山县在桂平再考
文/姜里洲
岭南地区作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其文明起源与发展演进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立足于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系统梳理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岭南古方国的历史变迁及郡县制建立过程。通过对《山海经》《史记》《淮南子》《汉书》等典籍的深度解读，结合地理志、地方志等史料，重点考证西瓯国的疆域范围、社会结构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揭示岭南地区从部落联盟到方国林立，最终纳入郡县制体系的历史轨迹。研究特别关注秦桂林郡、汉郁林郡治所布山县（今广西桂平市）的战略地位，论证其在岭南边疆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采用多学科交叉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方法，对岭南地区古方国的政治形态、经济基础与文化特征进行深入剖析。通过辨析郁水流域（今西江水系）的地理变迁与方国分布的空间关系，重新建构岭南文明发展的历史框架。着重考察中原移民与百越族群的融合进程，分析郡县制实施过程中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互动机制，揭示岭南地区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必然性。
首次系统论证桂平作为秦汉时期岭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地位，厘清西瓯国与郡县制演变的内在联系，填补了岭南古国研究的重要空白。研究成果不仅对理解岭南地区古代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为当今边疆治理与民族文化交流提供历史借鉴。通过严谨的文献考辨与实证分析，推动岭南古国研究向纵深发展，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区域性的典型个案。
一、引言：岭南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
我国岭南地区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古方国演变与郡县建制进程，承载着中原文明与百越文化碰撞融合的独特历史轨迹。岭南地区的文明曙光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约14万年前，岭南已出现早期古人“峒中岩人”活动遗迹，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地区存在持续的人类活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在岭南蓬勃发展，广东英德出土的约1.4万年前的稻作遗存，暗示着岭南可能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峡文化遗址中已发现私有制、阶级分化和王权政治的迹象，被学术界公认为岭南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键实证。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古方国的历史演进及郡县制建立过程，深入考证西瓯国的发展沿革以及桂林郡、郁林郡治所布山县（今广西桂平市）的历史地位，从而揭示岭南地区从部落方国到郡县建制的历史转变与文化融合机制。
二、岭南史前文明与早期方国格局的基础
岭南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为后来方国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考古发现来看，岭南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郁水南岸的磨刀山遗址，该遗址出土了约50万-80万年前的旧石器，包括手镐、砍砸器等数百件，标志着岭南最早人类“南江人”的活动踪迹。到了新石器时代，岭南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文化发展也更加成熟。
罗丛岩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岭南人类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罗丛岩坐落在莲花山脉前沿零星分布的岩溶残丘地带，东南距郁江河畔的白沙圩约8公里。1980年，自治区和县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在岩洞内发现了大量夹砂陶片、磨光有肩石斧、螺狮胶结层、兽骨、野猪牙齿等遗物，说明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人曾在这里生活栖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龙岩附近的一个小岩洞里，至今还保留着相当明显的文化层，文物考古人员在这里采集到石器、陶片、螺狮壳等遗物。这些发现证实了桂平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创造了相当发达的物质文化。
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考古发掘现场
桂平地区考古发现多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大塘城遗址。2006年9月，为配合长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广西文物部门对桂平市寻旺乡大塘城遗址和石咀镇长冲根遗址进行抢救性 ，考古发掘，日前出土上万件新石器时代、汉代及明清时期的大量遗迹和文物。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一共有四层堆积，其中第一、二层均为近现代堆积，其下发现柱洞292个、灰坑23个、坑5个、墓葬8座，其中汉墓7座，明墓一座。据专家初步推算，汉墓距今已有2000年左右。目前，大塘城遗址的墓葬群已经发掘完毕的有7座，最大的一座汉墓正在紧张的发掘中，已发掘面积约1500平方米。尽管有些古墓已遭盗扰，但保留下来的随葬品也比较丰富，目前共出土了100多件随葬器物，以瓮、罐、壶等使用陶器为主，也有青铜器、滑石器及料珠等，年代从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早期。大塘城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
考古专家还在广西桂平市石咀镇必岭村也发现一处距今约7000年—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共发掘出上万件陶器和石制品。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有石器加工、窑穴、用火、柱洞等人类活动的遗迹。桂平石咀长冲根遗址共有四个发掘区，二、三、四区正在紧张的发掘中。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认为，纵观桂平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据专家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是目前在广西、在浔江流域首次发现的一个比较新的文化类型，以前都没有发现过，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大概有6000-7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中期。
先秦文献与考古发现揭示，夏商周时期岭南地区已形成多个具有政权性质的古方国实体。在珠三角地区存在“驩兜国”，粤中博罗一带有“缚娄国”，粤北阳山、英德地区有“阳禺国”，雷州半岛及海南则有“儋耳国”、“雕题国”等。这些古国呈现出多元并立的政治格局，广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主要受苍梧古国影响，而东部和东北部则是闽越族系和扬越族系所建古国的势力范围。这种多元并立的方国格局为后来西瓯、骆越等大型方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表：岭南地区主要古方国分布情况
三、文献所见先秦岭南方国地理考辨
《山海经》作为中国早期地理文献瑰宝，其《南次三经》记载为考证岭南古方国地理提供了重要线索。该经提到“渤海”两处，据谭其骧考证，皆指珠江口海域，而“泿水”即今柳江–西江水系，印证了西瓯、骆越方国的核心区域。“祷过之山”多犀、兕、象的记载，与广西临桂县横岭界的生态环境相符，暗示此地为古方国狩猎与祭祀的重要场所。古河名泿水作为古代地理名称，最早见于《山海经·南山经》“祷过之山，泿水出焉”的记载。其流域范围经考证包含：上游段——今广西东北部的洛清河；中下游段——涵盖柳江、黔江及西江部分河段清代《水经》注本补充说明该水发源自武陵鐔城县北界沅水谷。
《淮南子·人间训》详载秦征岭南战事：“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其中“杀西瓯君译吁宋”的记载揭示了西瓯作为方国的政治结构已有君主制特征。秦军初期迅速平定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遭遇西瓯国顽强抵抗长达六年，付出“伏尸流血数十万”的惨重代价，侧面反映了西瓯方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
《吕氏春秋》对越人习俗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岭南土著流行“断发文身”的风俗，善于舟楫，能歌善舞，使用铜鼓、钟、磬等乐器，舞蹈有傩舞、翔鹭舞等形式。这些文化特征在广东出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得以证实，展现了百越文化的独特审美与精神世界。岭南墓葬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与《史记》描述的“饭稻羹鱼”生活方式吻合，反映了古方国以稻作为基础的经济形态。
四、上古郁水地理考辨：岭南文明的血脉通道
郁水作为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核心地理概念，其流域覆盖今广西右江、郁江、浔江及广东西江干流，首受温水（今南盘江）与夜郎豚水（今北盘江），东至广州入海，全程“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汉书·地理志》）。古人因地理认知局限，误以为南盘江、北盘江与右江相通，实则三水互不连通，此误载揭示了早期中原政权对岭南水系探索的初步性。古代郁水流域水源丰富，河流奔腾滔天，郁水得名兼具自然与人文双重意涵：“鬱”字本义“积聚”“茂盛”，既映射流域内森林密布、水网交织的生态特征，亦可能源于百越语音转译，而“郁南”（郁水之南）等地名遗存，成为古称的历史锚点。
从郁水地理格局与沿革研究分析而知，郁水干流分段命名随时代更迭：上古至南北朝：统称郁水，为连贯东西的航运主轴，串联西瓯、驩兜、缚娄、阳禺等方国；唐代以降：上游称右江，下游兼称西江，广西桂平至梧州段独立为浔江，今广西郁江仅为古郁水局部。此演变反映中原对岭南水系认知的深化，亦体现流域内族群活动与行政区划的变迁。
从郁水与古方国的空间关联考析，郁水流域是百越方国诞生的摇篮。其上游（今右江–郁江段）：西瓯、骆越方国核心区。《淮南子》载秦征西瓯“伏尸流血数十万”，战役主战场即位于此。秦军初期速定广东，却在广西遭遇六年抵抗，印证郁水中上游方国军事实力及组织化程度远超下游部落。其中游（今浔江段）：苍梧古国势力范围。桂平三江口（黔江、郁江、浔江交汇）作为战略节点，秦置桂林郡治布山县于此，控扼水陆要冲，是进入岭南地区，经略岭南，成为重要战略枢纽中心。郁水流域汉墓出土有关铭文漆器，佐证该段流域的方国手工业传统在郡县时代延续。其下游（今西江段）：缚娄、阳禺等滨海方国。南越文王墓出土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揭示下游方国早于秦汉已参与海上贸易，郁水成为陆海文明交互的走廊。
五、西瓯国的起源、分布与历史沿革考析
西瓯，又称西越，是先秦时出现在岭南的方国，主要分布在广西柳江以东、郁江流域及以北、湘漓以南和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云：“贵州（今贵港），本西瓯地，秦属桂林郡。”《旧唐书·地理志》载：“贵州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党州（今广西玉林市境）“古西瓯所居。潘州（今广东高州市）：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秦置桂林郡，汉为郁林郡”。这表明西瓯国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今广西东北部、中部和广东西部地区。
关于西瓯国的起源，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有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浙江东部的瓯江流域一带，又有另一支越人大部落活跃在岭南、西江、浔江、桂林一带。为示区别，人们便称浙江一带那支越人部落为东瓯，而称在西江、浔江、桂林一带的那支越人部落为西瓯。另一种观点认为，“瓯”不是华夏词汇，古籍记载：“东南曰扬州……其译薮，曰具区。”“区”即“沤”，指浙江境内众多湖泊，湖泊或濒海地方被水包围的岛屿。在这些被水“沤”（包围）的地方生活的人就是“沤人”，即“瓯人”。《山海经》中也有“瓯居海中”的说法。
西瓯国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君主制特征。《汉书》记载：“蛮夷中，西有西瓯，众半公式，南面称王。”这表明西瓯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有君主称王，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和军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西瓯国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淮南子·人间训》详细记载了秦军与西瓯军的激烈战斗：“（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百越军盟主）。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这场战争持续了六年之久，秦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最终征服西瓯地区。
六、骆越与南越关系考析：从并立到融合的历史进程
骆越与南越是岭南地区两个重要的古方国，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并立到融合的历史进程。史前时代，骆越和南越地区都存在有相似的双肩石器、有段石器和树皮布石拍等越族文化因素，说明两地先民有同源关系。进入先秦时代，两地分别形成了不同的酋邦方国，两地存在相似的青铜礼器、武器、印纹陶等文化因素表明，骆越通过南越、西瓯等地区不断吸收和改造来自内陆中原的青铜文明。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西汉初“高后时……（赵）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越），役属焉，东西万馀里”。这表明南越国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征服岭南地区的全部遗产，还把势力范围扩大到西南夷地区，这些地区的主要方国如夜郎诸国都与骆越方国一样，都是南越国的依附国。骆越成为南越国的藩属并非轻而易举，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已破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也就是说，原秦朝南海郡尉赵佗是在武力攻破原秦朝的桂林郡和象郡的基础上才建立了南越国的基本地盘。
南越国时期，骆越与南越国的关系在《汉书·西南夷两粤传》有所反映：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反汉，汉军攻入岭南各地，“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城侯……故瓯骆将左黄同斩西于王（西于国，即汉交趾郡西于县，今越南河内市北部），封为下鄜侯”。此载表明，在南越国仿中原帝制（广州南越王墓出有“文帝行玺”金印）的情况下，岭南各地也同秦制实施郡县制管辖。南越王赵佗主动采取了“和辑百越”的政策，服从越俗，实行汉越通婚、汉越同治，在政治管辖上实行郡县制度与羁縻制度并行的办法治理广大的南疆，因而赵佗成为“蛮夷大长”。《汉书·高帝纪》又说，原来“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段西汉早期中央王朝政府对赵佗治理南疆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七、秦统一岭南与郡县制的初步建立
秦始皇对岭南的统一战争是岭南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这五路大军的部署形成了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包围态势。战争进行得异常惨烈，“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后，秦朝终于平定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其中桂林郡治布山县就在今广西桂平市境内。然而，与中原地区的郡县制相比，秦在岭南设立的郡县制极不健全，“古籍所载一无郡守及治所，二无属县及辖境，只得个大体位置”。这是由于当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原百越君长的势力还不小，秦军只能占据和控制主要交通线上的孤点。处于军事状态的岭南，尚无建立和健全郡县制的条件，只能实行军事化的统治，由掌握军事的南海郡尉统率三郡，即所谓“东南一尉”（《晋志·地理志》）。
在这种“专制一方”的建制下，郡县只能先从南海郡逐步推广。桂林郡和象郡只得个大体位置，前者在今贵港、桂平一带，后者在今越南境，均无郡治及属县的记载。就在这种状况下，设郡才八年秦朝即覆灭了。因此，广西地区的秦郡与中原先开的秦郡相比，有着很大的特殊性。
八、灵渠：沟通中原与岭南的工程奇迹
灵渠是秦代修建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对于沟通中原与岭南、促进岭南地区的开发和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灵渠工程通过铧嘴分流与陡门船闸技术实现长江–珠江水系贯通，为五十万中原移民南迁提供物质基础。其中包含约一万五千名妇女的南迁群体更成为汉越血脉融合的重要纽带。
灵渠的修建直接源于军事需要。根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军在征伐岭南的过程中，“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是因为岭南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秦军的粮草补给面临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秦朝监御史禄奉命开凿灵渠，连接湘江和漓江，从而打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水路联系。
灵渠的工程设计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工程主要包括铧嘴、陡门和渠道三部分。铧嘴是分流装置，位于湘江上游，将湘江水分为两支，一支入湘江，一支入漓江；陡门相当于现代的船闸，用于调节水位，保证船只通航；渠道则是连接湘漓二水的人工河道。通过这种巧妙的设计，灵渠实现了两大水系的连接，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迹。
灵渠的修建不仅具有军事意义，更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和中原与岭南的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通道，促进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文化知识和生活方式的南传，加速了岭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同时，灵渠也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内陆水道支撑，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九、南越国的建立与“和辑百越”政策
南越国是秦末汉初由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历时93年，传五主，最终为汉武帝所灭。作为进入帝国时代后第一个由汉人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南越国在岭南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越国的建立者是赵佗，真定人（今河北真定南），原为秦朝南海郡尉。秦末动乱时，赵佗击并南海、桂林、象三郡，建立南越国。
南越国共五世王，历93年，传五主，在西南地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史记.南越列传》：秦二世时，中原爆发农民大起义，南海尉任嚣病将死，召龙川令赵佗相与之语：中原扰乱未知所安，岭南僻远有险可守，且“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可立国为一州之主，遂委赵佗行南海尉事。赵佗诛秦所置长吏假以己党。不久秦灭，赵佗击并秦朝南海、桂林和象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南越国的辖境,包括了秦南海郡（治今广州）、桂林郡（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之地,统治中心在番禺（今广州市）。其疆域四至：东面与闽越相邻。据记载：元鼎五年闽越出兵助汉攻击南越，至揭阳（在今广东揭阳一带）海面乃作壁上观；后汉朝灭南越，“（南越国）揭阳令定自定属汉”。因此可知南越与闽越的交界处在揭阳以东的地区。南越国的北面据有横浦、阳山和湟溪三关，证明南越国以今广东北部的阳山、南雄一带为北境。南越国的西面当与夜郎国相连。元鼎间汉朝平夜郎国，在夜郎国的南部设置了牂牁郡。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上》：位牂牁郡极东部的县是毋敛（治今贵州独山）、句町（治今云南广南）、都梦（在今云南文山一带）和进桑（在今云南屏边县境）。这四个县的东面当是夜郎国的西境。
南越国的西南境，最初在秦象郡的西界，即今广西凭祥以西的地区，以后赵佗攻破位今越南北部的安阳国，把疆界扩展到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据《汉书.南粤传》，汉平南越国以后，于其地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和日南九郡。此九郡的范围与以上所考南越国的辖境亦大体相当。南越国统治的方式，从记载来看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设县。《史记.南越列传》提到了“揭阳令定”，广州汉初的墓葬出土了烙有“蕃禺”和“布山”字样的漆器,表明南越国设有揭阳县、番禺县和布山县。另外,还有“苍梧王赵光”和“桂林监居翁”的记载,可知南越国设苍梧王和桂林监分别统治原秦桂林郡地区的东部和西部。第三种情形是在一些统治一时不易深入的地区，派遣使者监督被征服民族的首领来进行羁縻性质的统治。文帝初年以后,赵佗攻下位今越南北部的安阳国，在当地即采取了这一种方式来进行统治。
赵佗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和辑百越”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岭南地区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尊重越人习俗，赵佗自己就“弃冠带”，采用越人服饰和生活方式；重用越人首领，如重用“越中王自名为秦王”的赵光，不但不用武力歼灭，反而裂土封之为苍梧王，据握两粤襟喉梧州，并通过认同姓、连婚姻，使他成为仅次于丞相吕嘉的人物；实行汉越通婚，鼓励中原移民与越人通婚，促进民族融合；保持越人部落组织，在政治上实行郡县制度与羁縻制度并行的办法治理广大的南疆。
赵佗的“和辑百越”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汉书·高帝纪》记载：原来“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说明赵佗的治理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减少了越人部落之间的争斗，保护了中原移民的安全，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政治体制具有特殊性。赵佗对外称王对内称帝，是自主一方的独立王国。在赵佗世袭的王室下，既保存秦的郡县制，又仿汉的分封制，更从立国于越人之区的实际出发，对岭南三帮在行政建制上采取不同的做法，以和辑百越、据关自守。当时广西地区主要是秦桂林郡，是原强大的西瓯部族裔民居地，赵佗对这地区既不象南海郡那样进一步健全郡县制，也不如象郡那样击败安阳王后分为两郡，而是在以兵威边及财物赂遗的情况下，重用越人当地方官，逐步融和民族矛盾。
十、汉武帝平南越与郁林郡的设立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反对归附汉朝，坚持地方割据。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南下，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调整郡县设置，改秦桂林郡为郁林郡。郁林郡治布山，辖今广西大部地区。元鼎五年（前112年）西汉出兵平定了南越国,遂在其地设置了郡县。据《汉书·两粤传》：汉朝在南越国旧地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另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儋耳郡和珠崖郡始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后因遣镇的吏卒多侵凌当地越人，因此越人数年一反，元帝时（前48年至前33年）西汉遂罢弃了这两个郡。
郁林郡治布山（在今广西桂平西南）有户12415，71162口人。辖12县:布山，安广（治今广西横县西北），阿林（治今广西桂平东南），广郁（治在今广西凌云东南），中留（治今广西武宣一带），桂林（治在今广西象州），潭中（治今柳州东南），临尘（治今广西崇左），定周（治今广西宜山），增食（在今广西大新–隆安一带）, 领方（治今广西宾阳西南），雍鸡（治今广西龙州一带）。郁林郡辖有广西今邕宁、横县以北的地区。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郁林郡统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郁、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等县。区域包括南宁地区大部分，柳州地区大部分，玉林地区北部，河池地区东部和南部，百色地区大部分。具体来说：
——南宁市在汉元鼎六年后属领方县地，三国时代属临浦县地，西晋属领方县地均为郁林郡辖地。
——柳州市汉代属郁林郡辖潭中县（元鼎六年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均为潭中县。
——扶绥县在汉朝，三国为郁林郡辖地。
——崇左县在汉朝为临尘、雍鸡县地，而临尘、雍鸡均为郁林郡辖地。
这种行政区划调整体现了汉武帝加强对岭南地区统治的政策意图。通过郁林郡的设立，汉朝将岭南地区纳入全国统一的郡县制体系，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同时，汉朝也注意到岭南地区的特殊性，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羁縻统治，重用当地越人首领，尊重越人习俗，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稳定。
十一、秦汉时期桂林郡、郁林郡治所布山县考辨
关于秦汉时期桂林郡、郁林郡治所布山县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存在不同观点，主要争议集中在今桂平市与贵港市之间。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地理形势分析，布山县治应在今桂平市境内。
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出土陶器（一）
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出土陶器（二）
《旧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桂平，汉布山县，郁林郡所治也。”唐代《通典》、北宋《舆地广记》等文献有类似考证和记载。因此，郭沫若等学者和197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均认可“桂平说”。这一观点得到以下证据支持：
——从地理形势看，桂平三江口（黔江、郁江、浔江交汇）作为战略节点，秦置桂林郡治布山县于此，控扼水陆要冲，是进入岭南地区，经略岭南，成为重要战略枢纽中心。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适合建城立县，同时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
——从历史沿革看，桂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岭南重镇。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罗丛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产。先秦时期，这里是西瓯国的重要活动区域。秦统一岭南后，这里成为桂林郡治所在地是合乎逻辑的。
——从交通条件看，桂平位于郁水（今西江）中游，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重要水道枢纽。灵渠开通后，通过湘江—漓江—郁水水道，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更加紧密，桂平作为这一水道上的重要节点，地位更加突出。
尽管1976年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了带“布”字铭文器物，但贵港因有墓葬而无城址，使“贵港说”一直无法终下定论。考古发现表明，贵港市贵城遗址发现了从秦末南越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的文化层堆积，但其是否即为秦代桂林郡治所尚无定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认为，完整的证据链应该包括：在城址发掘时有相关的文字记述，以及有完整的城址，并能确定其大小及范围。
因此，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地理形势分析和考古发现，秦汉时期桂林郡、郁林郡治所布山县应在今桂平市境内。
十二、郡县制在岭南地区的深化与调整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地区设立了九个郡，包括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这一行政区划调整标志着郡县制在岭南地区的深化和完善。与秦代相比，汉代的郡县制在岭南地区得到了更全面的实施，郡县的设置更加密集，管辖范围更加明确，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在郡县制深化的过程中，汉朝注意到岭南地区的特殊性，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尊重当地习俗，汉朝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不强制改变越人的生活方式；重用越人首领，汉朝任命一些越人首领担任地方官职，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维持社会稳定；实行羁縻统治，在一些偏远地区，汉朝实行羁縻政策，通过当地首领进行间接统治；发展经济文化，汉朝在岭南地区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这些措施促进了郡县制在岭南地区的顺利实施，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同时也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岭南地区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中原移民与岭南民族融合进程
秦朝和汉朝时期，大量中原移民南下岭南，与当地越人共同生活，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和岭南地区的发展。秦始皇在统一岭南后，“以适遣戍”，派遣了大量中原人口南下岭南。这些移民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等，总人数达到五十万之多，其中包含约一万五千名妇女。这些中原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和生活方式，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
中原移民与岭南本地越人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血缘融合，中原移民与越人通婚，形成了汉越混血的后代；文化融合，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具有岭南特色的文化；技术融合，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越人的本地知识相结合，提高了岭南地区的生产力；制度融合，中原的郡县制度与越人的部落制度相结合，形成了适合岭南地区的治理模式。
这种民族融合过程在南越国时期尤为明显。赵佗实行的“和辑百越“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赵佗自己就“弃冠带“，采用越人服饰和生活方式，鼓励汉越通婚，重用越人首领。这些政策使南越国成为一个汉越融合的多民族政权，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长期融合，岭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和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好相攻击”的越人部落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争斗减少，社会更加稳定。中原移民也逐渐适应了岭南的环境，吸收了越文化的因素，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原也不同于越人的独特岭南文化。这种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为后来岭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海上贸易兴起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显著开发，海上贸易也逐渐兴起。在经济开发方面，铁器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水利工程的修建改善了灌溉条件；耕作技术的改进增加了农作物产量。这些变化使岭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岭南地区的青铜冶铸、制陶、纺织等技术都有了明显进步。广东出土的青铜器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陶器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纺织业则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葛布、蕉布等产品。
随着经济的发展，岭南地区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上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各国，最终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揭示了下游方国早于秦汉已参与海上贸易。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岭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参与了海上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地区进行了物质文化交流。
海上贸易的兴起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城市发展。番禺（今广州）、布山（今桂平）、合浦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这些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商业活动频繁，文化交流活跃，成为岭南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中心。
十五、岭南文化的形成与特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岭南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既保留了越文化的传统，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融入了一些海外文化因素，形成了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特色。
岭南文化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稻作文化，岭南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广东英德出土了约1.4万年前的稻作遗存，稻作农业在岭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水文化，岭南地区水网密布，越人善于舟楫，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包括水上运输、水上居住、水上生产等；铜鼓文化，铜鼓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青铜器，既是乐器，也是礼器，反映了岭南地区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海洋文化，岭南地区面向南海，海洋在经济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海洋捕捞、海上贸易、海外交流等。
岭南文化还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历史上，岭南地区吸收了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同时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吸收了海外文化因素。这种开放包容的特点使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适应时代变化，保持文化活力。
宗教信仰方面，岭南地区既有中原的儒家文化、道教和佛教，又保留了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如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这种多元信仰的特点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十六、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互动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国语·楚语上》记载“抚征南海”，表明楚国与岭南存在军事政治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吴、越、楚国的交往更为频繁，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了这种密切关系。
秦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进入了新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立郡县，派遣移民，推广中原文化。南越国时期，赵佗实行“和辑百越”政策，一方面尊重越人习俗，另一方面推广中原文化。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推广儒家文化，设立学校，培养人才。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体现在多个方面：语言文字，中原汉字在岭南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越语的一些词汇也进入了汉语；礼仪制度，中原的礼仪制度在岭南地区逐渐推广，如丧葬礼仪、祭祀礼仪等；生产技术，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技术在岭南地区推广，提高了生产力；教育制度，中原的教育制度在岭南地区逐渐建立，培养了大量人才。
这种文化交融不是简单的单向传播，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原文化影响了岭南文化，使其更加文明开化；岭南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如其海洋文化、商业文化等元素逐渐被中原文化吸收。这种文化交融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十七、岭南地区的宗教与信仰体系
岭南地区的宗教与信仰体系具有多元融合的特点，既包括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包括中原的儒家文化、道教和佛教等。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巫术为主要特征。祖先崇拜是越人社会的重要信仰形式，通过祭祀祖先来维护家族团结和社会秩序。自然崇拜则表现为对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物的崇拜，认为这些自然物有神灵依附。巫术在越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巫师通过祭祀、占卜、治病等活动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秦汉时期，中原的宗教信仰逐渐传入岭南地区。儒家文化强调礼治和人伦关系，为岭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和自然无为，与越人的自然崇拜有相通之处，容易为越人接受。佛教则在东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也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地区。
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岭南地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例如，越人的祖先崇拜与儒家的孝道思想相结合，增强了祖先崇拜的理论基础；越人的自然崇拜与道教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丰富了自然崇拜的内涵；巫术活动则与道教、佛教的某些仪式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实践。
这种多元融合的宗教信仰体系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同宗教信仰在岭南地区共存共荣，相互影响，共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十八、岭南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承
秦汉时期，随着中原文化的传入和郡县制的建立，岭南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发展。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推广中原文化，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教育活动。南越国时期，赵佗实行“和辑百越”政策，一方面尊重越人习俗，另一方面推广中原文化，可能也有一定的教育措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推广儒家文化，设立学校，培养人才。
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化传承和人才成长。一方面，通过教育，中原的文化典籍、礼仪制度、生产技术等在岭南地区得到传播和应用，提高了岭南地区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岭南地区的人才得以成长，一些人才还进入了中央政权，如东汉时期的士燮家族，就是岭南地区的名门望族，世代为官，对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岭南地区的文化传承。一方面，越人的口头传统、技艺知识等通过教育得到传承；另一方面，中原的文化典籍、历史传统等也通过教育在岭南地区传播。这种文化传承不仅保留了越文化的特色，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尽管史料关于岭南地区教育发展的记载不多，但从一些间接证据可以看出，岭南地区的教育在秦汉时期确实有了一定发展。例如，南越国时期的一些器物（如铜镜、印章等）上有汉字铭文，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汉字使用和教育。汉武帝后，岭南地区的一些人才进入中央政权，也反映了教育发展的成果。
十九、岭南名门望族溯源与家族网络
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名门望族，这些家族在地方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岭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士燮家族。士燮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人物，祖籍鲁国汶阳，王莽之乱时避居交州，至士燮已是第六代。士燮家族世代为官，士燮本人曾任交趾太守，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合浦、九真、南海太守，被称为“四太守”。士燮家族在岭南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对维护当地稳定、促进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士燮家族外，岭南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望族。例如，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王室赵氏家族，虽然并非本地越人，但在岭南地区统治了93年，对岭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越人首领家族，如西瓯君译吁宋家族、骆越王家族等，他们在本地越人中具有传统影响力，在秦汉时期逐渐融入郡县制体系，成为地方精英。
这些名门望族往往通过婚姻、师徒、同僚等关系形成复杂的家族网络，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一方面与中央政权保持联系，担任地方官职；另一方面与本地越人保持联系，维护传统影响力。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中原文化与越文化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
这些家族还注重文化教育，培养家族成员的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他们收集典籍，聘请名师，教育子弟，使家族成员能够胜任地方政府职务。同时，他们也尊重越人习俗，学习越人语言和文化，保持与越人群众的联系。这种文化双修的特点使这些家族能够在岭南地区长期保持影响力。
二十、中原与岭南的血脉传承与族群认同
中原与岭南的血脉传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的交流已见端倪。《国语·楚语上》记载“抚征南海”，表明楚国与岭南存在军事政治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吴、越、楚国的交往更为频繁，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了这种密切关系。这些交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交流，也可能包括人口迁移和基因交流。
秦汉时期，中原与岭南的血脉传承进入了新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以适遣戍”，派遣了大量中原人口南下岭南。这些移民包括“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等，总人数达到五十万之多，其中包含约一万五千名妇女。这些中原移民与当地越人通婚，形成了汉越混血的后代，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血脉融合。
南越国时期，赵佗实行“和辑百越”政策，鼓励汉越通婚，进一步促进了血脉融合。赵佗自己就采用越人服饰和生活方式，尊重越人习俗，重用越人首领。这种政策使南越国成为一个汉越融合的多民族政权，中原与岭南的血脉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推广儒家文化，设立学校，培养人才。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中原与岭南的血脉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与岭南的血脉融合不断深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这种血脉传承不仅改变了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也影响了族群认同。一方面，越人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认同中华文明；另一方面，中原移民也逐渐适应了岭南的环境，吸收了越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岭南认同。这种双向的认同变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十一、桂平作为岭南中心地的历史地位与战略价值
桂平（秦汉时期布山县）作为岭南地区的中心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战略价值。从地理形势看，桂平位于三江口（黔江、郁江、浔江交汇）地区，控扼水陆要冲，是进入岭南地区，经略岭南的重要战略枢纽中心。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适合建城立县，同时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
从历史沿革看，桂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岭南重镇。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罗丛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产。先秦时期，这里是西瓯国的重要活动区域。秦统一岭南后，这里成为桂林郡治所在地。汉武帝改桂林郡为郁林郡，郡治仍在布山县（桂平）。这种历史沿革表明桂平在岭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交通条件看，桂平位于郁水（今西江）中游，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重要水道枢纽。灵渠开通后，通过湘江—漓江—郁水水道，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更加紧密，桂平作为这一水道上的重要节点，地位更加突出。同时，桂平也是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陆枢纽。
从经济文化看，桂平地区是岭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业发达；手工业也有相当水平，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商业活动频繁，是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文化教育也有一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
*表：桂平在岭南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二十二、历代郡守人物考略及其治理策略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郡守人物及其治理策略对地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详细了解所有郡守的事迹，但从零星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些特点。
赵佗是南海郡尉，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他实行“和辑百越”政策，尊重越人习俗，采用越人服饰和生活方式；鼓励汉越通婚，促进民族融合；重用越人首领，如封赵光为苍梧王；保持越人部落组织，实行郡县制度与羁縻制度并行的治理方式。这些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立郁林郡，任命了郡守和县令。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郡守的具体事迹，但从郁林郡的发展情况看，他们应该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治理策略：推广中原文化，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尊重越人习俗，不强制改变越人生活方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叛乱发生。
士燮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交趾太守，虽然不在郁林郡任职，但他的治理策略对岭南地区有重要影响。士燮学问渊博，重视文化教育，收集典籍，聘请名师，培养人才；实行宽松政策，尊重越人习俗，维护社会稳定；与中央政权保持联系，同时保持地方自治权；发展经济，促进贸易，改善民生。这些政策使交州地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保持了相对稳定和繁荣。
这些郡守的治理策略有一些共同特点：尊重越人习俗，不强制改变越人生活方式；促进民族融合，鼓励汉越通婚和文化交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叛乱发生；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这些治理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十三、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岭南地区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启示。这一过程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使岭南地区从相对落后的边陲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联系，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多彩的一笔；为后来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如尊重当地习俗、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经济文化等治理策略对今天的边疆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演变也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边疆治理需要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统一，又要尊重地方特色；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引导；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
今天，我们研究岭南地区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演变，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为当今的社会发展和边疆治理提供参考。岭南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包容、交流融合、共同发展是处理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表：岭南地区从古方国到郡县制演变的主要阶段
综上所述，岭南地区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萌芽，到夏商周时期西瓯、骆越等方国林立，再到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全面推行，这一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岭南地区从分散走向统一、从相对独立发展到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轨迹。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表明，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或行政替代，而是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与制度文明与百越本土文化长期互动、相互融合的结果。郡县制的确立，不仅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更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联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地理形势、交通枢纽与战略地位的综合考辨，秦汉时期将桂林郡、郁林郡治所布山县设立于今桂平境内具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桂平地处黔、郁、浔三江交汇之处，控扼水陆要冲，既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交通枢纽，又是经略西部骆越地区的前沿基地。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成为区域行政中心，完全符合秦汉时期“依山傍水、控扼要道”的郡治选址原则。同时，桂平所在的郁水中游地区是西瓯国核心区域，在此设立郡治有利于加强对百越族群的治理与文化融合，体现了秦汉王朝“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智慧，对促进民族融合与地区稳定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应当珍惜这一历史遗产，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岭南地区从古方国到郡县制的历史演进表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秦汉时期在岭南地区实施的郡县制与“和辑百越”政策，为当今推进民族团结、加强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良传统，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从岭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智慧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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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姜里洲 编辑：三鼎文化网 图片：三鼎文化网/网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