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兵无用,北宋这么有钱,为啥一直哭穷不够用

北宋的财政一直被认为是封建王朝独一档的存在,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非常推崇北宋的财政制度。

北宋初年确实有一段财政宽松的日子,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就发现了“国用不足”了。

这就很奇怪了,北宋被憋在中原腹地,到了真宗时期和辽国关系也缓和了。北地只有和西夏的军事冲突,北宋皇帝是历代君主中相对节俭的(除了宋徽宗),宗室人口也不算太多(北宋2个皇帝绝嗣,南宋绝嗣的皇帝更多)这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进行变法前曾经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王安石眼中国家到了必须改革大破大立的时刻了。

当时的冗兵、冗费、冗官已经得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今天自从冗兵的角度说一下,为啥能赚钱的北宋财政到了神宗时期就无以为继了。

革命的不彻底

首先把时间拉到北宋建立时。

赳赳武夫模样的宋太祖

960年太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时,宋只是五代乱世中的一个新朝,没人觉得这会儿和前代有什么大的不同。宋的军事制度、军队文化连皇帝上位的方式也是五代模式的。不过天下纷乱了半个世纪,对武人专政的反感浸入天下人心。

宋太祖决心改变这一切,由于五代小的藩镇早就洗牌出局。武力最强的禁军也被皇帝掌控。现在主要担心的就是禁军高层造反。赵匡胤想到的是赎买和分权,毕竟还有南边和北面的割据政权要处理,而且不动刀子解决问题也能逆转五代那种残暴的政治传统。

赵匡胤被禁军兄弟推上皇帝宝座,也要防止禁军兄弟照葫芦画瓢

对于高层军官他给了土地兼并,后代推荐做官的后门。

所以宋代初年土地兼并已经赶上了其他朝代的中期,这种国情下。国家想挨家挨户去收农业税也不可能了,只能更倚靠以前的偏门——商税。

对于流民,太祖的办法是“凶年募饥民为兵”。宋太祖得意认为这是利百代的传家大政,把流民都拉到部队吃皇粮,就不会有黄巢这样的人了。

这些政策开国初期没啥问题,但是到了后期全成了雷。后人没有太祖的智慧,只能看着这些政策把财政拖垮。

北宋初年的良好财政,那段军队和皇室好日子

北宋开国时,因为五代前期都把藩镇削完了,宋的控制力可比中晚唐强多了。

“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兵于京师。于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于官,帑庾充牣,得以赡给,而备时使”

宋太宗时每年收入铜钱一千六百万,就有“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这时候皇帝的感觉极好。

北宋初年财政比起唐代好太多了,主要是两个原因。五代节制藩镇留下了重要遗产,中央能够控制地方赋税了。

残唐五代,小藩镇依次出局

天成元年(926)8月,后唐皇帝李嗣源下诏令重点限制藩镇的苛政及不法行为,规定为避免节度使肆意对辖地民众摊派苛捐杂税,朝廷允许县镇官吏奉敕拒绝上级节度使的加赋要求。这里是一刀砍下藩镇的小金库。唐末以来藩镇独立的财政收入开始被中央把控。

五代的沙陀军事集团终结了河朔三镇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中央收不到河北淮西藩镇的钱。只能依靠江南的赋税和盐铁专卖来搞钱。困扰李唐皇帝的问题被五代军阀搞定了。

北宋继承了前几代的政治遗产,地方的钱能收上来。比起中唐只能依靠江南和专卖制度条件好太多。

第二个是宋代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

宋代农业进一步精细化

北宋重视垦荒与水利建设,农田面积出现了大幅度提升,梯田的向山地进发,高转筒车的垂直灌溉数十米,甚至让河流漫过贫瘠区,用淤泥重铸良田等,相应的人口也一度达到惊人的一亿以上(徽宗时期)。

新增的田产就是新的税源,尽管没有了河西走廊、塞北、西域,中原故地新开的田亩也能收到比前代更多的税赋。

第三个就是工商业给北宋带来了新的税源。除了田税,宋代商业贸易大大发展。宋太祖立朝伊始,就留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的商业法规条文,《商税则例》。

泉州出土的宋代古船

其后历代继承者均延续宽容的商业政策,宋代市镇贸易的便利造就了宋代商业城市的不断兴起,也带动了城郊草市贸易的兴盛,宋代开始把商税收入作为重要财政收入。还有其他一些专卖,北宋初期的财政比唐代宽裕的多。

清明上河图局部

作为国宝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宋代汴梁的繁荣的市井生活。

据学者考证“北宋商税收入最高时达2200万贯”,仅此一项收入就超过唐朝时农工商现钱税收之和。再加上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外部入超的钱不少,就像今天中国持续的对外贸易顺差。北宋的对外政策相对宽松,官方与民间对外贸易竞相发展,为方便管理政府设置了多处市舶司,使得这一领域的贸易走向正规化。

宋代铜钱

宋初的皇帝例行节俭,而且国家养兵不多,这个时候国家不但能收的上钱养兵,要有不少富余。

所以宋太祖专门建立了封装库,还颇为自豪的想用金钱赎买燕云土地。

精兵变冗兵,有钱变没钱

现在人们印象北宋军事力量孱弱,不堪一击。特别是靖康之耻时面对南下的金军,北宋几乎没有拿的出的亮眼表现,甚至出现了禁军上不了马,黄河边阻击金军时一夜跑光了的“奇观”。

但100年前从五代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北宋开国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意志是很高的。北宋还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66天灭亡后蜀。蜀地的政权凭借秦岭和大巴山天险,历代都不好拿下。这个2月灭蜀的记录可以说是震古烁今了。

北宋开国部队

敛财有道,破产无解,不惜代价攒钱的北宋为何财政还是破产了

宋初平定南方割据政权后,宋太宗挥师北进围攻北汉,面对山西的割据势力,这个朱温也啃不下来硬茬,宋军连续攻坚了4个月,灭亡北汉。还击败前来增援的契丹人,宋太宗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第一次北伐太仓促,宋军惨败

他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不顾众将的劝阻决意北伐,打算以浩荡之势拿下燕云。但是第一次北伐遭遇契丹顽强阻击,功败垂成,大军溃散、军备尽失,这就是历史上的“高梁河之战”。

太宗痛定思痛,本不再敢轻言战事,但架不住契丹老王驾崩,萧太后、辽圣宗孤儿寡母的形势诱惑。以为等到一雪前耻的机会。规模空前的三路北伐正式开启,然而前期顺风顺水、后期形势逆转,光复燕云十六州终成泡影。

太宗朝的两次北伐,涉及数十万军队,军备物资、前线犒赏开销极大,而战争中的财产损失、战争后的防线构建也耗费无数。由太祖到太宗,积攒多年的财富底子,精锐士卒和宋军对契丹人的自信全部报销。

澶渊之盟后,北方依然要保持大量部队

之后的真宗与仁宗朝也一度遭遇澶渊之盟、宋夏战争等颇耗财力的战事,花钱更是如流水一般。养兵花钱,但是养兵还打不了胜仗更花钱!

宋太宗后期宋军战斗力在一代人时间内迅速下滑。我看历史记载短短20多年内太宗末期打党项人都费劲。这个时候开国的老将还有不少,北伐的部队也不是全部死光了,怎么可能拉胯到这种地步,看史料都觉得是史官在黑赵二。

宋太宗

西夏太祖李继迁20岁不到从地斤泽起兵和宋太宗周旋20年

一个组织堕落可能真的是迅速的,一代人时间就够了。这样的军队在王朝中期不能打还特别耗钱。

按照北宋的开国设计,不抑制兼并、招募流民到部队到中期已经是王朝的大雷。北宋初年的禁军人数20万。但是太祖死后,北宋的养兵政策迅速走向了这个制度的反面。

在宋代农民造反不要紧。剿灭首恶之外,还能把其中体力好精壮的人挑出来补充兵员。很多人要求不高给个饭吃就行。宋代不抑制土地兼并,很多开国100多年才有的大量失地流民现象,宋代开国不久就出现了。所以不断有造反农民被选入军队。

这种募兵方式带来的军费负担之重,宋人多有论述,称“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

将犯人发配充军造成部队有大量罪犯(水浒传林冲被人陷害入狱后发配到河北沧州)

《两朝国史志》更是痛心疾首的指责这个政策把国家掏空了:

“自国初以来,……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廪给之制,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

北宋军队在仁宗最多时达141万。所以水浒传里面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还真不是吹牛,这个还是经过神宗精兵简政以后的禁军。林冲早生30年可以自称百万禁军教头。

招安的农民、市井流氓中招募军人,这种浑身痞气的人充斥军中,必然腐化了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南宋中兴名将韩世忠早年的习气也是颇市井无赖,只是国破家亡,两宋之间的历史境遇让他变成了一代名将。

大量流氓地痞充斥军队,进一步带崩了部队战斗力

除了招安的农民,罪犯盲流甚至残疾人也往部队送。部队成了宋代维稳的机构。这样一来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反而成了次要的选择。保家卫国的军队变成了贼配军,军费变成了北宋王朝的维稳费。

“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

为了维稳这种编制还很难去精简,搞的军队里面大部分就是不能打仗的人。

就这种战力的部队,即使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北宋交完岁币后仍然要花巨资在河北维持一支常备军,否则契丹的虎狼之师随时可以南侵。

比如北宋后来在定川寨之战大败于西夏后,察觉宋军孱弱的辽国便以武力胁迫北宋增加岁币。

改革的努力

在宋仁宗时期已经意识到问题,朝廷进行过一轮改革,但是草草收场。

宋神宗时期这些积压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阶段。于是锐意改革的皇帝宋神宗和大臣王安石展开了轰轰烈烈但也撕裂了整个北宋朝堂的变法。

王安石

对于冗兵问题,王安石的药方是从部队来源,军事训练和精简人员等方面进行革新。

保甲法:

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则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裁兵法:

整顿军队,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定期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这些制度设计为了遏制北宋“重内虚外”的现象,参考了唐代府兵的做法,以节约军费。剔除冗兵,加强现役人员的军事训练,提高了士兵素质。

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神宗给予了极大支持

但是变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长期工作,需要领导人有极强的操作手段和变通能力。变法中涉及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故有利益,既要大刀阔斧也要谨慎摸索。王安石本人性格执拗,为了变化强硬的推行新的制度和保守派发生了大冲突。不少新法又被别有用心的人“扛着红旗反红旗”破坏,他变法任用的干部很多又是不择手段一心向上爬的小人。

两派相争,把政治对手刻石记碑,期望其遗臭万年

这次变法还造成了朝堂永远的撕裂,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北宋灭亡。北宋的冗兵在金人南下时一触即溃,两宋之间新的军事力量是在一次次血火考验中重新成长起来的。而中原、关中这些汉人的基本盘全丢给了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