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大院九十年代开始在绿化、美化的基础上镌刻一些文化符号，使之成为地标。我们对地标的理解，是指在大院里构建具有独特地理特色的建筑物或者自然景观，你无论在现场，或是以后再去回想，它都有很明晰的导引作用。
那个年代比较单一的具形审美捆绑着对艺术的认知，对雕塑的认识，无外是具体形象的造设像不像；对文化的理解，也被政治正确的行为表象所制约，符号类型的多元多解尚无觉悟。
教学区中心，塑俩小女孩对头读书的情景，看着舒服、顺眼，与氛围、环境极为契合。
当年徐淼淼同学摘取市一分钟问答比赛最高奖后拍照纪念，她给摄影师摆的动作，就是坐在花坛台沿读书。
那个时代好学生形象，都带着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读书的样子；俩女娃的塑像，也是写实刻画。
问题出在塑像和喷泉配搭。它俩绝对异质，不可调和。喷泉一开，俩女娃雨中安闲读书的奇观有些怪诞。
盖科学馆大楼，空间需求必须要把喷泉拆除，雕像被放置到科学馆北边的树丛里。
它忽而生出一份意想不到的真实和情趣。
一中有许多这样的小女孩，有许多这样的场景故事。
它是一代又一代学娃青涩时代的剪纸。
一九九八年学校开南门，面门的广场台阶上端，放置了“飞翔”雕塑。那时我们思想解放一些了，对艺术的抽象与多元有了更多的理解。学校在飞速发展，更多的学生到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求学。
雕塑展开了个好话题。
还是能够感受到思想镣铐的存在，舒展的意味被锋利的具象所侵蚀。飞翔一身正气，少了些艺术上的含蓄，或稍许板正了一些。
南门的“飞翔”也成为地标，带着一个时代歌唱的表情。
科学馆的陶行知雕像也有意思。
起初，觉得“不带半根草去”的话语是感人的，陶先生是个举火炬的人物。教育是个理性、理念行为，为师者有标尺。
科学馆迎门正厅里，陶行知的注视是拷问似的。来来回回地看见那张脸，似乎能够感受到教育的庄重与意义。
新世纪开启的一中教育模式上，我们的宽松与激发的办学理念，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拼时间拼干劲，压榨学生出成果的呼声震耳欲聋。
在这一情境里，陶行知的塑像一直在逼视、拷问我们，若选取屈从，也能变脸，但它不是一中的教育，不是我们坚持了很久的初心。
那雕像的神情，就是一把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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