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接到了南京发来的电令，命令他立刻派兵搜捕“通缉犯”白崇禧。电文内容严厉，写道：“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根据情报显示，这位桂系的二号人物，已经悄悄从塘沽港登上了日本的轮船，计划经过上海南逃。熊司令看到电文后注意到其中的一句话，“如日轮抗拒检查准以击沉”，才意识到老蒋真是下了狠手，要做绝对的清算。
老蒋确实动了杀心。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派出特务前往北平，准备对白崇禧实施暗杀。同时，为了削弱桂系在华北的军事力量，蒋通过“双管齐下”的手段，既邀请了下野的唐生智重新出山，前往平津地区策反湘军旧部，又派人拉拢驻扎唐山的第36军军长廖磊反水，要求廖磊的投诚能以白崇禧的性命为交换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廖磊出身广西，但他早年却曾在唐生智麾下服役，是当年“李白西征唐生智”的军阀战斗中的一员，败后才投向桂系。
谁料廖磊铁了心要与“小诸葛”共事，他不仅将老蒋的阴谋透露给了白崇禧，还亲自护送他逃往天津。另一位军长李品仙则给了白崇禧一万元路费。最终，白崇禧化装登船，准备南下潜回广西，与李宗仁、黄绍竑汇合，待时而动，准备与老蒋一决高下。
熊式辉曾是白崇禧的部下，北伐时他便在白崇禧的指挥下作战。他如今接替了白崇禧的职务，成为了淞沪警备司令，但此时要执行的却是一个针对老长官的“密杀令”。他内心的震惊可想而知，但作为老蒋的忠实支持者，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带领兵舰出海，准备在吴淞口外截住这艘日轮，将白崇禧生擒活捉。
一、蒋桂关系为何破裂？
蒋系与桂系之间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从1926年7月北伐誓师开始，到1927年8月老蒋首次被迫下野，白崇禧曾先后担任北伐军代总参谋长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成为蒋中正得力的助手，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在北伐初期，蒋系和桂系的军队联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征战各地，特别是与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战斗，蒋桂两系也有着深度合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权力斗争的矛盾逐渐加剧。蒋系与桂系在分配最高权力方面出现了裂痕。先是汪精卫操纵党政机构，企图削弱蒋中正的军事权力，而老蒋则采取了分裂手段，通过拉拢一些政客，建立了南京政府。随后，武汉与南京两地政府对立，史称“宁汉对立”，白崇禧作为桂系代表，位居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与蒋中正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此时，蒋、桂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老蒋最终在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桂系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白崇禧指挥桂军大获全胜，不仅彻底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还成功收编了唐生智的湘军部队，迅速扩展了桂系的实力。然而，正当桂系风头正劲时，老蒋也已在暗中策划复出。
1928年1月4日，蒋中正与汪精卫分别重返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主席岗位。此时，老蒋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李、白两人的政治野心，并开始着手削弱桂系势力，为即将来临的“二次北伐”做准备。
二、蒋桂战争全面爆发
北伐胜利后，桂系的势力已经膨胀到无法忽视的地步。李宗仁指挥的第四集团军拥有超过30万兵力，白崇禧在华北的湘军主力也有强大支持，桂系的地盘遍布华北、华中、华东，几乎成为了蒋系的最大威胁。
桂系势力迅速膨胀，而老蒋则密切关注着这一变化。在北平的一次会议上，蒋中正私下对冯玉祥表示，桂系已经占据了华东、华中、华北的多个战略要地，情况非常危急。老蒋对此心生戒惧，决定从编遣军队着手削弱桂系实力。1929年初，他提出了军队裁编的方案，并强行压缩桂系兵力。李宗仁和白崇禧当然早就看穿了老蒋的意图，决定以拖字诀应对，并暗中准备反击。
老蒋的计划逐步实施，他通过策划军事改革和采取“分化”策略，开始着手从内部削弱桂系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与此同时，老蒋还秘密援助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准备在桂系在两湖的部队中挑起变故。
三、俞作柏反戈一击
由于无法直接阻止桂系的扩张，老蒋开始寻找内应。在香港的俞作柏成为了关键人物。俞作柏曾是桂系的一员大将，但因不满自己的处境，他早在1927年便脱离桂系。老蒋借此机会拉拢他，通过诱使他反戈一击来瓦解桂系。
俞作柏接受了蒋中正的邀请，并成功地策动李明瑞等桂军高级将领背叛，投向南京政府。一时间，第七军的两名师长决定倒戈，开始动摇桂系的根基。李宗仁和白崇禧感到局势不妙，急忙抽调部队准备应战。
四、新桂系面临巨大压力
随着蒋系的不断打压和内外压力的加剧，桂系的崩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蒋中正通过全面调动中央军、湘军、粤军等联合力量，向广西发起进攻。
在桂系的老巢广西，尽管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集结了最后的力量进行顽强抵抗，但在蒋中正的多方进攻下，他们依然未能成功抵挡住进攻。最终，桂系全线崩溃，李宗仁避难香港，白崇禧则逃至越南，桂系的势力从此大幅瓦解。
而随着桂系的崩溃，蒋中正迅速实施了更为严密的控制，恢复了对广西的支配，并最终通过俞作柏的手实现了对桂系遗余的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