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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清代中叶以后至于民国的书法现象，可以发现：一般文学家、诗人，即习惯称为“文人”者流，还是以“帖学”为宗，若谢无量、沈尹默等。而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即沾涉考据之学者，则多以“碑学”浸馈书法。“碑”、“帖”分立，其间可以探辨其幽微乃至悖论处甚多，先不赘论，大约分判其美学风格之不同，“碑”之所尚，为金石气；“帖”之所骛，实书卷气。为什么日日与书卷为伴的“学者”，其书风又多耽于“金石”？此一现象造成的诸多话题乃至于疑问，实际上影响到中国书法的百年发展，至今也还在漫漶之中。
清代300年文化学术表现，义理、辞章之学，均远逊前代，惟考据之学大彰。而在考据学中，又以金石器的发现运用与学术关系最为密切。清代书法受其影响，也最为明显。金石刻镂，皆为远古文字，其直接的学术价值是在“小学”即文字学方面。“小学”本为经学附庸，在有清一代，却蔚为大观，此间学者戴东原、段茂堂等毕生浸馈，使“《说文》学”风起水涌，在清代学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与金石学成为显学，是互为呼应的时代风景。当其时，欧洲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田野考察学派也被普遍接受，“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以考察历史遗存蔚为风气。金石学则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写道：“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甲骨文。”他论列了此类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大量碑志铭文，若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史料价值不高。少数石刻如《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为研究中外宗教联系史之难得珍宝，《莫高窟造像记》则永传各族文字。梁氏细述《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梁白戈》之价值，甚至以为：“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籍以传者盖多矣。”又认为：“金石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更‘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近世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72页）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梁启超几乎没有言及“书法学”。综观清代以前学术史，“书法学”也没有成为专门学科。在梁启超以前，有包世臣与康有为作《艺舟双楫》及续书，大倡“碑学”，使其远逸证史之用，而成为近代中国书法的一段主流。时过百年，在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宕迭之后，分析这一段历史，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清代300年统治，是以血腥军事镇压和文字狱交并而施。以学术而论，考据之学的大盛，是文人学士对统治者消极反抗的表现。梁启超在论清代学术时认为：顾炎武虽然只在清初短暂表现，但他的学术，即以其《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在考据方面，已成一代高标；而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沉埋近300年后，终于与现代民主精神汇合，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先驱。以后，陈寅恪先生治史，以其博学精通，对乾、嘉考据之学亦多发扬，但陈寅恪最钦佩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司马光，他在语言、宗教、制度、人物等方面的撰著，其实还是在为效法司马光撰写通史作准备。此义在其弟子蒋天枢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阐发甚明。清代历史学家若章学诚，德、才、识三难并具，却难施其功，终于郁郁而终。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附庸风雅，在学术上提倡的居然也还是程朱理学，但理学是论辩之学，在孔夫子的万古纲常面前，作为臣下的读书人和最高统治者是可以有辩论的。明代黄道周等人与皇帝的“平台论辩”及东林党人以气节言论为标榜，竟至士子知有文章领袖，不知有朝廷。这样的风气，清代统治者是一天也不允许出现的。故尔，有清一代，言国学，即为朴学，而不论理学。曾国藩为一代理学巨擘，但当时后世，言者皆佩其功而不论其学。在书法艺术方面，“碑学”的张扬，也与统治者的提倡大异其趣。康熙喜欢的是董其昌，乾隆心仪的是赵子昂，但“碑学”所倡，恰恰是将此二人的书法大加贬弃，目为阴柔卑弱之代表。清代学术，在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在严酷统治下的逃避，基本精神状态的消极，不可能产生真正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巨大作用的学术。比较汉、唐、宋诸代，学术虽独张朴学考据，是歪打正着，其总体文化成就不能与三代并肩。后世侈谈“康、乾盛世”，以为游牧民族之雄强且能涵泳中原古文明，可为文治武功之标榜。这使人想起一则著名的西洋趣谈，萧伯纳为文豪而其貌不扬，某女智弱而面目佼好者，欲与萧结姻，其谓：倘得宁馨儿，则汝吾之慧美并矣。萧翁对曰，胡独不料此儿集汝蠢及吾丑哉！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曾经引述此趣谈，嘲讽一厢情愿之撮合。最近，高尔泰在《读书》杂志撰文谈清代国势得失又引述此例，意谓清代之弊，恰是野蛮与虚弱结合而至于蠢丑交加，中华文明及于清代，已经处于败弊之象。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清代书法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两大名著。二子之著，恰恰缺乏清代学人在朴学考据中“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功夫，而喜作大言奇论。包世臣其人，做地方官吏甚有作为，性情亦倜傥豪爽，论述书法，颇见痛快之言。但他以自己与邓石如的交谊为可居之奇，将近世书家分等罗列时，在“草书”一类中，竟将邓石如草书列于王铎之上，仅此一端，即可见其为学之蔽。邓石如之书，以巨幅篆隶直接先秦两汉之风，在文人书法难以振作之际，一新当世眼目，但品其行草书，则远未入大家之门。人无完人，艺难尽美，完白山人不能任其咎；包氏滥美，则难免后世之讥。梁启超曾经批评那种随心所欲的治学：“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驺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此论适宜以道乃师。康南海本无意于书法，为与喜好碑版的当朝大学士翁同龢交通，撰写斯著以投其好。在当时学术蔽败之间，又以其政治影响而蜚声夺誉。康有为自己在晚年曾经对人言：“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遵帖矣。”（夏晓红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470页）一言之间，说明问题不少，一则康氏早年对中国书法的全部精华尚未领会通透，以急功近利之心匆忙撰作，晚岁自见其陋。再则其人之处世为文，或并无宗旨，承窍煽风，已成习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际，已俨然文章领袖，这在三百年文禁森严之下，不啻当年东林热烈再现，狂热青年很难不受影响，及于书法，当时名士，不论简札翰墨怎样儒雅爽丽，不能为擘窠碑书，则不配谈书。究其柢，康有为之影响，积数十年而难散。后世书家，若于右任本为天纵之才，又倾心于草书，但在康有为书风笼罩之下，摹晋终在魏，草而不能狂，使人把读之倾，难免大才不能尽发之憾。
谈及康有为等人张扬之“碑学”，固然应该承认在当时士大夫书风绵延千年，造成集体“审美疲倦”之际，酿成时代风气，有其内在基础。以后的“碑学”书家，不乏真诚潜研且自成风貌者，但教徒之虔诚，未必说明教宗之正确。越是近入书法研究本质，其悖论即见显明。举一个简单例子，被康有为列为“北碑”翘楚的《张猛龙》楷书，与欧阳询楷书，在年代上相去不远，在美学风格上也同属于“劲健”、“铣利”、“谨严”之俦。为什么北朝楷书皆入“碑”，而唐代诸巨子楷书又不在“碑”列？两者的师法都应该是钟繇楷书，何以被人为分判两造？如果说，“碑学”之书崇尚“金石”气的雄强劲健，王羲之书法早有“韵高千古，力屈万夫”的魅力。离开了“韵”，专尚于力，就难免康有为书法所表现的鼓努为力。实际上，王羲之所继承的，不仅是张芝、钟繇的“帖学”先脉，先秦两汉的金石擘窠，也在其潜研涵泳之间，如果谈到篆书的中锋用笔，含蓄内蕴，在王羲之书法中实际比大量的“北碑”楷书体现得更加明显。这其中，也得到了远古先民的“金石气”。后世所谓“北碑”，若《张猛龙》、《张黑女》诸碑，全是楷书，在书体上及美学风格上，并未逸出以往书法美学的范畴。所谓“碑学”的发展，实际使得心骛此间者缩小了自己的美学视野，在广义书法中的一域画地为牢。其发展之尤，则是对中国书法精神的疏离。
前面谈到，“碑学”之兴起，本来是考据学、“小学”发展中的副产品。以碑刻文字证史，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在书法艺术中张扬过甚，对“金石气”膜拜过甚，却难免偏离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也影响到书法艺术的发展。在康有为等人以前很久，就有学者对金石学倾心研究，北宋文化巨擘欧阳修应算此中先哲。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王献之书时有一段话，在褒扬“金石”之时，不意间言明了中国书法中真正艺术命脉之所在。他说：“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刘熙载对这段话直截了当地评论说：“高文大册，非碑而何？公之言虽详于论帖，而重碑之意亦见矣”。（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版第148页）重碑还是重帖，学者书家有自己的自由，不可勉强。但是，恰恰在“重碑”的欧阳修笔下，“碑”与“帖”的美学内蕴被阐发得十分清楚。“百态横生”，“骤见惊绝”，“意态无穷。比较“何尝用此”的“高文大册”，何为艺术创造？何为工具书写？还不清楚吗？如果真正承认中国书法艺术的情趣意蕴并且倾心致力于斯，难道不该向那“百态横生”，“骤见惊绝”，“意态无穷”之间去上下求索吗？在“崇碑”而实际“拜帖”的欧阳修的真心流露之前，还应该注意，醉翁所云的书法艺术之种种魅力，全是以毛笔在绵纸上自由挥发而得。摩崖擘窠，金石甲骨，都是“刀笔”凿刻而成。在世界各大文化流脉里，先民造字之初，都是凿刻文字，“书画不分”的。唯有中国人以后发明了毛笔绵纸，使得书写成为艺术。书法艺术的优势，先因其物质属性的优势。不去深入发挥其优势，不“师笔”而“师刀”，是舍本求末，遑言“师古”，侈谈“融合”，亦如萧伯纳所遇之女。萧伯纳是清醒的，他敢于拒绝；中国书法经历了百多年的宕迭，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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