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东汉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复颜氏繇发碑““韩敕碑”等。圆首，高173cm，宽78.5cm，厚20cm。碑文隶书，碑阳16行，行36字
自西周创立礼乐制度以来，这一体系既构成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总汇，又成为规范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了以封建制、井田制、宗法制和礼乐制为核心的四大制度体系。然而至春秋战国时期，这套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逐渐式微。秦统一后，始皇帝推行全面改革，废除传统礼法，代之以严苛的律令制度，虽强化了社会规范，却对传统文化传承造成严重冲击。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王朝，开启了礼乐制度的复兴进程。汉初基本沿袭周制，至武帝时期更进行了系统的礼乐改革。武帝不仅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中央集权，更亲自推动礼乐制度的完善，尤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使传统音乐文化得以振兴发展。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龙星宿显现的特殊天象下，鲁相韩敕主持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孔庙修缮工程。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详尽记录于著名的《礼器碑》中。该碑现存于曲阜孔庙，其以精湛的隶书艺术和丰富的历史信息闻名于世。碑文不仅记载了韩敕尊孔崇儒的善政，包括添置礼器、修葺庙宇等具体举措，更通过百余位捐资者的详细名录，为后世研究东汉社会结构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礼器碑》原石局部
从书法艺术角度看，《礼器碑》堪称东汉隶书的巅峰之作。其笔法刚健挺拔，结体严谨而不失灵动，章法虚实相生，整体呈现出庄重典雅与飘逸洒脱的完美结合。此碑既保留了篆书的古朴遗韵，又为后世唐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曾临习此碑百余通，足见其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礼器碑》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样不可忽视。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首载以来，宋代至清的诸多金石学著作如《金石萃编》《隶释》等均有详尽著录。作为未经掩埋的汉代原碑，其不同时期的拓本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现存《礼器碑》多为珍贵的明拓本。碑文所载内容，既反映了东汉官方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态度，也展现了地方官吏推行文教的具体实践，是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生态的重要实物证据。
《礼器碑》被后世誉为“汉隶第一”，是研习汉隶书法者必临的经典范本。清人方朔对此碑有精辟评价：“盖此碑之妙不在整齐而在变化，不在气势充足而在笔力健举。”并指出此碑可为不同审美取向的学书者所取法：“汉碑佳者虽多，由此入手，流丽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纵横跌宕者亦无不可摹也。”这一评价生动揭示了《礼器碑》作为经典艺术作品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集贤斋）
《礼器碑》张伯英本 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