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鸿章到底有多会享受？
翻翻他给女儿寄去的食材清单，再看看他吃饭动用的人手和花销，就明白，光是吃喝一项，没有二万两白银根本维持不下去。
俸禄撑不起的身家
李鸿章的官职很高，从曾国藩手下起家，一路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甚至进了军机处，封侯拜相。
清廷给他开的俸禄也不低，到晚年，他年俸接近四万两白银。
按理说，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算顶格。
问题就出在开销上，他在任期间，津贴、赏银、商贾送礼，再加上洋务运动中的实业收益，都源源不断地流进他家。
仅田产一项，据载达257万亩，这么大的家底，不靠工资能挣出来吗？很难。
家里人口多、仆人多、宾客多，每日光是“请客吃饭”这一项，就烧钱如流水。
从合肥到天津再到北京，每到一地都得设宅修园，光维护这些园宅、雇人养马、打扫修缮、取暖送水，每年都要几万两白银。
有学者算过，李鸿章在晚清五十年间，光靠俸禄也就挣了一百多万两，而他的总资产早已超千万。
靠什么补？靠“制度”内那些灰色收入、靠洋务经济那张网。
人情往来，排场摆设，也是一项硬支出，他上有慈禧，下有官场百官，中间还有亲朋子侄，该送的不能不送，该请的不能不请，谁的面子都得给足。
哪怕是清朝晚期财政紧张，他家过年照样赏银、送礼、打赏仆人，毫不含糊。
有人曾挖出李鸿章手下账房的本子，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备年宴，置鲍鱼、海参、鹿筋、花胶若干，银若干两。”
这种记账习惯流传至今，让人一眼就看到当年那种铺张气派。
吃饭这件事，有谱有规矩
李鸿章吃饭，不是随便扒两口。他这顿饭，要上桌、要备菜、要侍立，还要讲规矩。
早饭前先喝粥，粥要用新收的大米，特地从老家合肥运来。
粥里放什么？碧螺春茶泡开的汤汁，再放一点点炖软的人参末，旁边小菜四样，荤素搭配，饭还没吃，仆人就动用了七八个。
午饭才算正餐。一顿饭起码八样主菜，分大荤、清淡、汤品，海参炖鸡、鹿筋焖蹄筋、红烧大虾、清蒸鲈鱼这些要常备，鲍鱼、鱼翅、燕窝不常吃，可贵客来必须上桌。
这些材料从哪来？山东、福建、广东、江浙，早就打通采购渠道，专人负责调运。
光一个鱼翅配送，就需提前半月安排船期，每次动用的银子都在几十两上下。
饭后不能直接歇着，李鸿章习惯慢慢踱步散心，有时还会让两名仆人扶着，防止跌倒。
他腿脚不好，要靠泡脚、推拿，推拿的仆人得训练过，每日专人记录他散步圈数，超过三圈就奖励。
晚饭比午饭要素，但要上汤。鸡汤必清，炖三小时以上，不加盐，用黄芩、人参、当归调汤色。
汤里再放羊骨髓打底，这汤是专门请太医院出的方子，不许篡改。
有时口味变，李鸿章会让厨子炒几样家常菜，比如腌笃鲜、豆腐烧肉、蒸蛋羹。
这些菜虽然便宜，但材料仍需讲究，比如鸡蛋得用双黄，哪怕上海供货价高，也得照单采购。
他不是一个贪吃之人，但对吃很讲究。
有一年，他女儿在信里说想吃鸭蛋粥，他立马让人寄了200枚双黄蛋、一袋新稻米，一路快马送去天津，信上还特别交代：“可煮粥，甚佳。”
光这一次寄送，账本上登记“快马银8两，蛋米价银16两，打点银4两”，共计28两白银。
这是19世纪末，一户中产一年生活费才几十两。
李鸿章的饭桌，不只喂肚子，那是个权力场、礼仪场、人情场。
请谁吃饭、怎么吃、坐哪里、上什么菜，背后全有章法，不能乱了套。
哪怕他晚年退居二线，饭桌上依旧排场不减，仆人分工清楚，端菜、撤碗、倒水、侍立都有定人。
有人统计过，一顿饭下来，前后动用不下二十人。
当时清廷流行“节俭令”，许多官员表面上从简，其实暗地里照吃不误。
李鸿章倒好，明里就不藏着，吃就是吃，贵就是贵，谁也说不得。
吃饭这事儿，从家里烧到衙门里
李鸿章的宅子不止一处，北京、天津、合肥，哪里驻扎，哪里就有园子。
园子里设厨房，厨房里有人手，厨子分等，头厨主刀，大厨打下手，小厨洗菜烧火。每个环节都有人盯。
菜谱不是厨子说了算，是有“菜单总管”定的。
每天早上送去“审菜”，李鸿章看了才准做。哪道菜多一味，哪道菜没煨够火，他能一口尝出来。说着吃得精，其实吃得像办差。
最夸张的，要数宴客。
衙门里来人，不能空手打发。吃饭，是最直接的待客方式。
李鸿章请过外国使节、商人、朝中高官、亲王、大臣，每次规格都不一样，但一律讲究。
鱼翅不能缺，干贝得泡透，山药片必须刀薄如纸，萝卜丝得像头发丝儿。
这种吃法，不便宜。光一道“海参扒肘子”，主料海参用辽东大号，市价五两银子一只，一道菜要用四只。
再配火腿、肘子、鸡骨汤、香菇、葱姜等，光成本就十几两。
一桌菜下来，最起码三四十道。一道鸡汤清炖燕窝，光材料钱就顶得上一户百姓三个月口粮。
连侍候的人也得穿戴齐整，衣服得新、面容得净、口齿得利。
宴后还有“回赏”，有时候发香茶，有时候给外宾发定制的扇子、瓷器、糖点。
东西不算值钱，讲的是面子，做的是派头。
清廷有规矩：官员宴请不能过十道菜。
李鸿章早就想了办法，先上九道，客人夸好，再加一道叫“赏菜”。规矩还在，场子更大。
平时办公，李鸿章也不吃衙门饭，吃的是自家厨子做的，送到公堂旁边的小厅，一人一桌，小菜六道，主食两样，汤必有一碗，还得热得滚烫，仆人先试温，再端上。
有一回，他在天津督署请驻军将领吃饭，将军吃得直流汗，说汤太烫。
李鸿章问：“你知道汤为啥这么烫？”没等回话，自答：“怕你喝快了，看不清菜底有料没料。”
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在提点：吃饭也得有规矩。
饭局里没有一句废话，谁坐哪儿，谁开口先说，谁举杯第一个碰，每个细节都得过心。
李鸿章用饭，既为身体，也为人脉，更为态度。
哪怕没客，他也吃得不将就。厨房每日开炉，提前半天备料。
比如清蒸河鳗，得从苏州水道直接送来，三天内必得入锅。
这鳗鱼要鲜活，死了就腥，腥了他一口不动。
海味、干货、南北特产，全靠跑腿送。合肥有田，苏州有铺，杭州有茶庄，每一口饭背后，都是一张商业网在服务。
李家每年粮食、腌菜、腊味都提前进货，有专人保管，按月结账。
账簿厚如砖头，连盐是从哪个盐商手里进的都记清楚。
这些细节，没人刻意宣传，全是账房留下的老底。
对外，这叫讲究，对内，叫控制。
李鸿章知道人情冷暖，知道官场深浅。吃，是工具，是秤，是刀，也是盾。他用吃这件事，把场面撑住，把人收拢，把权稳住。
银子流水，撑得起这一桌子风光吗？
吃饭花钱，不算啥。问题是，李鸿章这一顿饭的钱，动辄上百两银子。吃得越讲究，账越大。
晚清财政本来就紧。每年赋税有限，战乱不断，还得赈灾修河补兵。
李鸿章有时要拨银救灾，有时要调兵作战，可家里账从没断过。
他怎么补这个窟窿？
官方俸禄，一年不到四万两，对照日常开销，远远不够。
所以，他把握洋务办厂办矿，既图强，也能获利。
他掌管招商局、电报局、轮船公司、兵工厂，每年抽成、分红、购货、结账，一环扣一环，制度不全，监督不严，银子就这么一车一车流进来。
每逢年节、进贡、派差，商人也懂行，送礼要送到点上。
有人送金条，有人送绸缎，有人送海外水产，送多少，看人脉，给别人送礼，也照样回敬。
李鸿章送过一位亲王六瓶新摘荔枝、十几篓洞庭枇杷、四十瓶碧螺春，这不是普通官员能送出的排场。
他还要养族人，供亲戚，李家大院里，仆人加亲戚几百口人，吃喝拉撒全靠他养。
有学者算过，李鸿章在职期间，光“家人消耗”一项，年支出不低于二万两，这个数正好印证那句话：仅是吃喝一项，没有二万两根本打不住。
一边吃着山珍海味，一边操着清廷国事。
有人批他奢靡，有人说他实在。他不辩，只做。账本还在，银子早没了。
临终那年，李鸿章胃口不好，清粥小菜改成温汤软食，厨房依旧每日点火，不敢懈怠。
他喝最后一碗汤时，还问了一句：“海参是不是炖过头了？”旁边仆人吓出一身汗，说没过头。
一位身兼数职、统领一方的大臣，最后也回归吃这一口。
吃得精、吃得贵、吃得有讲究，不全为口腹，而是为人心、为面子、为场面。
这就是李鸿章的饭桌，不光吃人间烟火，更是清末风气、人情、权谋、制度的集中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