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的北平清晨，一位病弱的妇人蜷缩在颠簸的马车上，目光紧锁前方那具深红色棺木。棺中长眠的，是她六年前被绞杀的丈夫——李大钊。
十年婚姻，六年守灵，赵纫兰用尽最后力气叩开北大教授的门，只为给丈夫一场体面葬礼。
此刻，送葬队伍高唱的《国际歌》穿透薄雾，也刺痛着她肿胀的眼眶——这迟到六年的安葬，竟成她生命的终章。
一、寒寺孤柩：一块银元与六年煎熬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就义于京师看守所。当狱卒将遗体交还家属时，赵纫兰颤抖着摸遍衣袋，只翻出一块银元和厚厚一叠欠条。这位北大教授月薪120大洋，却将80元固定捐助革命活动，余钱全接济贫困学生。赴刑场前，他身着灰布旧棉袍，对法官平静道：“我妻子是乡下人，孩子年幼，他们什么都不懂。”这句话成了保护家人的最后盾牌。
灵柩暂厝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每月需付停灵费。赵纫兰带着五个孩子被军阀驱逐回乐亭老家，连寺租都无力支付。六年里棺木积尘，债台高筑，浙寺老板的催逼声成了她的噩梦。肺病缠身的她夜夜咳血，却对子女说：“等爹入土，我便能安心找他去了。”彼时她不知，山海关的炮火正逼近——1933年日军侵占乐亭，迫使她携子逃回北平，也点燃了安葬丈夫的执念。
二、叩门求援：泪浸北大教授衫
西城区西铁匠胡同的颐和公寓里，赵纫兰挨个拜访李大钊故友。她拉住周作人的袖口泣诉：“李先生棺柩在浙寺六年，亡者难安，我寝食俱废啊！”见到蒋梦麟时更悲恸难抑：“他为民而死，若草草下葬，我死不瞑目！”这些含泪恳求震动了北大同仁。校长蒋梦麟带头募捐，13位教授联名发起公告，名单上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名字，皆是顶着当局镇压共产党的风险而签。
捐款簿揭开惊人一幕：鲁迅捐50元，戴季陶献100元，陈公博赠300元，汪精卫竟慨捐1000元巨款——尽管他与李大钊政见相左。上海革命团体秘密寄来200元，北平百姓塞来沾汗的铜板。当赵纫兰听闻连“仇家”都解囊时，枯槁的脸上淌下热泪。
三、血色公葬：西四牌楼前的抗争
4月23日出殡日，浙寺内外涌来700余人。学生们高举挽联：“为革命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三十二名杠夫抬起棺木刹那，《国际歌》骤然响彻——这是地下党组织的刻意安排。送葬队经宣武门向西直门行进，沿途群众不断加入，队伍膨胀至数千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李大钊精神不死！”口号声惊动军警。
行至西四牌楼，侦缉队卡车横冲直撞，踢翻路祭供桌，殴打散发传单的青年。血渍染红祭文纸页，20余人被押上警车。队伍冲散又聚拢，棺木在推搡中剧烈摇晃。马车上的赵纫兰紧抓车栏，目睹长子李葆华（化名杨震从事地下工作）消失在混乱人潮，她想起丈夫就义前夜的话：“等光华人长大了，你要告诉他，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此刻次子李光华正捧着瓦盆，在棺前踉跄前行。
四、黄土同穴：三十五日的生死相隔
暮色苍茫时，灵柩终抵香山万安公墓。墓穴位于西南角“土区仁字组”——公墓经理曾以“死于非命坏风水”拒绝，经蒋梦麟再三恳求才让步。下葬时，赵纫兰抓了把黄土撒入墓穴，喃喃道：“守常，我很快来陪你。”
她的话竟成谶语。葬礼后肺病急剧恶化，35天后咳血而亡，终年49岁。临终前她留下遗愿：“把我葬在先生右侧。”1983年迁葬烈士陵园时，墓碑从“李夫人墓”改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中共河北省委早已追认这位农妇为党员，表彰她“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
如今万安公墓内，两座汉白玉墓碑并肩而立。赵纫兰永远守护着那个10岁成她丈夫的少年，那个月捐80大洋的教授，那个就义前为她撇清关系的革命者。而1933年公葬时撒向街头的传单上，油墨印着李大钊的名句：“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参考资料】：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李星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平民众公葬李大钊先生实录》（《晨报》1933年4月合订本）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北京出版社）
《万安公墓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李大钊研究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